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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宰牛和吃牛曾是“十恶不赦”之罪 [打印本页]

作者: 甲丁 时间: 2021-1-20 18:09:57 标题: 宰牛和吃牛曾是“十恶不赦”之罪

宰牛和吃牛曾是“十恶不赦”之罪 2021-01-20 14:02

图/视觉中国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青铜牛尊，高22厘米、长40厘米、重7公斤。此牛没有肩峰，是尚未驯化的原牛

出土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一座晋国墓地的青铜牛尊，这是一只驯化牛，鼻环鲜明，肩峰处被巧妙地做成容器

甲骨文：牛。上为牛角，下为牛耳，中间一竖为牛脸

甲骨文：耦。上为双耒（翻土工具，相当于早期的犁），下为一犬

民国时期广东潮汕地区启昌火柴厂出品的“耕牛火柴” 李伟钦供图

撰文/供图李开周（署名除外）
一万年前中国先民就开始驯化牛　　
在都市丛林还没有占领荒野的时代，人类逐草四方，放牧牛羊，一派田园牧歌景象。
《诗经》里有一首歌，就与放牧牛羊有关。“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这首诗是说，谁说你们没有羊？一群就有300只。谁说你们没有牛？膘肥体壮90只。你的羊群来到时，只见羊角齐聚集。你的牛群来到时，只见牛耳摆动急。
听完这首歌，再想象一下，几百只羊和近百头牛一起出动，那是一幅多么壮观的画面，又是一种多么富足的生活啊！
这种放牧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们知道，狗是人类最早驯化成功的动物，至少在15000年前，人类就把一些狼驯化成了狗，而牛羊的驯化历史要晚得多。
先说羊的驯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羊骨、陶羊以及新疆等地遗存的远古岩画表明，中国先民曾经在10000年前驯化野山羊，但没有成功。大约在同一时期，西亚的居民开始驯化野绵羊，他们成功了。然后又过了几千年，大约在5600年前，西亚的羊传入甘肃和青海。大约在4500年前，又从西部传到了中原。
再看牛的驯化。2013年，云南师范大学对黑龙江肇东市太平乡周家店村坤泥沟出土的牛颌骨进行研究。那是10600年前原始牛的下颌骨，却残留着人工饲养的痕迹。据此可以认为，至少在10600年前，东北居民就开始驯化原始牛。
原始牛简称“原牛”，它是现代黄牛的祖先。跟黄牛相比，原牛的个头更高，块头更大，能长到一两吨重，简直就是小号的大象。
从形态上看，原牛具备两大特征。
首先是没有肩峰。普通黄牛颈部后面有一块凸起的骨骼，叫做“肩峰”，把牛轭套在肩峰前面，就能拉车或者拉犁。而原牛则没有肩峰，如果先民想让原牛耕地的话，牛轭是派不上用场的，只能在原牛的脖子或者牛角上套缰绳。
其次，雄性原牛的牛角往前生长，一对牛角又粗又尖，仿佛两把锋利的透骨锥。如果原牛用脑袋冲向敌人，能把敌人扎个对穿。而现在饲养的牛呢？无论黄牛还是水牛，牛角都弯弯曲曲地向上或向后生长，杀伤力小得多。唯独在西班牙斗牛运动中选用的斗牛身上，还能依稀见到往日原牛的一点雄风。事实上，西班牙斗牛所用的牛，也是从原牛驯化而来的。
最近几十年来，相关基因与线粒体研究都非常鲜明地得出结论——黄牛、水牛和牦牛都属于牛科，但却是从不同祖先驯化而来的。黄牛源自原牛，水牛则源自野水牛。牦牛呢？它的祖先是野牦牛。
就像对羊的驯化一样，中国先民在10000年前就开始了对原牛的驯化，但同样没有成功。直到5000年前，养牛才进入中国先民畜牧业。中国先民饲养的牛很有可能来自南亚，那是南亚居民对当地原牛的驯化成果。
黄牛从原牛驯化而来，为何原牛都灭绝了？　　
我们都知道，狗是从狼驯化而来的，此后狗与狼并存在这颗星球上，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黄牛是从原牛驯化而来的，但是原牛却从地球上消失了。原牛为什么会灭绝呢？并非因为它们不能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而是因为它们长期被人类捕杀，直到最终灭绝。
在两千多年前的一部手抄本上，古罗马人这样描述原牛：“这种动物略小于大象。它们色彩独特，体型巨大，速度惊人。无论面对人还是兽，它们都不会示弱。这种动物无法被驯化，所有驯化它的尝试都失败了。”
这段描述确实把原牛的形态、习性和攻击能力都写了出来，但结论并不准确，因为原牛是可以驯化的，如前所述，黄牛和西班牙斗牛都是原牛的后代。但古罗马人是尚武的，原牛越凶猛，他们征服原牛的欲望就越高涨。经过两千年左右的捕杀，原牛在欧洲大陆上消失了。1627年，最后一头原牛在欧洲死亡，地球上的原牛完全绝迹。
亚洲大地上生活过更多的原牛，但是因为古代亚洲人在观察和记录自然界方面缺乏热情，也就缺乏相关记录，所以我们不知道亚洲原牛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灭绝的。
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了一只牛尊，是来自商代的青铜器。从造型上看，这只铜尊塑造的就是一头尚未驯化的原牛。推想起来，商朝人肯定见过原牛。
我们知道，商朝人特别迷信，战争、祭祀、婚姻、营造，往往都要占卜。他们流行使用两种占卜形式，一是“龟卜”，二是“骨卜”。前者是在龟壳上钻孔、灼烧、产生纹路，观看纹路的形态，进而预测未来。后者做法相同，只不过把龟壳换成了兽骨。当时占卜用的兽骨大半是牛骨，其中既有原牛的骨头，也有黄牛和水牛的骨头。由此可见，至少在商朝，原牛和黄牛也是并存的。
我们还知道，商朝人占卜以后，还会在龟壳和兽骨上面刻下文字。这些文字被我们称为“甲骨文”。甲骨文里多次出现“牛”字，形如一个简化的牛头：中间一竖表示牛脸；上面两画较长，是牛角；下面两画较短，是牛耳。
甲骨文里还有一些与牛相关的字。比如说，告状的“告”，表示牛把人顶伤，人去告状。再比如说，牢房的“牢”，表示把牛关起来的地方。还有“牝”和“牡”两个字，前者是在牛的旁边画一个女性生殖器符号，表示母牛；后者是在牛的旁边画一个男性生殖器符号，表示公牛。所以在古汉语中，“牝”的引申义就是雌性，“牡”的引申义就是雄性，“牝牡”的引申义就是雌雄。
古代中国人养牛，主要不是为了食用　　
古代中国人养牛，主要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为了借助牛的力量来耕田。孔子门下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冉耕，字伯牛；一个叫司马耕，字子牛。很明显，这两个名字都把耕地和牛联系在了一起。但是，甲骨文里却没有“耕”字。后来出现的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等汉字系统当中虽然都有耕字，字形也统统与牛无关，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有二。
首先，先民耕地，最初并不借助畜力，纯靠人力。“耕”是耒和井的结合，耒是翻土的木叉，井是灌溉的水源。把一根木棍末端削尖，再绑上一根短棍，这就是耒。双手扶着耒，底下用脚去蹬耒上绑的那根短棍，就像后来用铁锹挖土一样，一下一下把田地翻耕到松软，就可以播种了。这样耕田，翻土很浅，也很费力，但总比不翻要强得多。
其次，牛驯化成功的时间比狗要晚，所以古人最早借用的畜力可能不是牛，而是狗。汉字里还有一个与“耕”同义的字，叫做“耦”。在金文里，耦的字形是两个人一起耕地；但在甲骨文里，耦却是一条狗拽着一只耒。根据字形推断，在商朝或者商朝以前，我们中国人可能尝试过用狗来牵引简易的犁。后来对牛的驯化和饲养越来越成熟，发现用牛耕地比用狗更靠谱，牛耕才取代了狗耕。
在牛耕普及之前，非洲人曾经用鸵鸟耕地，欧洲人曾经用骡马耕地。如果说中国曾经出现过狗耕，其实也不是特别奇怪的事。不过，说商朝或者商朝以前曾经用狗耕地，这只是根据文字符号做出的推测。该推测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还需要考古实物来验证。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至少从西周开始，中国农业就离不开牛耕了，牛已经成了传统农业最重要的畜力。
历代帝王都特别重视牛的保护　　
女皇帝武则天在位时，一个叫张廷珪的大臣说过：“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
这段话的意思是，帝王靠百姓供养，百姓靠粮食供养，粮食靠耕作得来，而耕作是离不开牛的。牛死了，耕作就没法进行；耕作没法进行，粮食就不能获得；粮食不能获得，百姓就只能饿死；百姓一旦饿死，帝王靠谁供养呢？张廷珪是站在帝王角度说这番话的，他的结论是：牛非常重要，没有牛就没有帝王。
因为牛如此重要，所以历代帝王都特别重视牛的保护。
唐高祖李渊即位时，颁布过一道《减用牲牢诏》，诏书里强调，国家刚刚建立，物资比较匮乏，人口稀少，耕牛更缺。要想振兴国家，必须振兴农业。要想振兴农业，必须保护耕牛。过去祭祀要宰牛，如今呢？必须尽量避免宰牛。从今往后，朝廷祭祀天地和祖先可以用牛，其他祭祀则只能使用猪羊。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有一次在长安南郊祭天，大臣准备宰牛，被他制止了。他说：“牛之为用，耕稼所资。”牛是农业的靠山，所以不能宰牛。
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保护耕牛，为后世皇帝留下了祖宗家法。此后的唐朝皇帝屡次颁布禁令，禁止民间宰牛和吃牛。例如唐宣宗说过，各州屡次违背屠牛禁令，必须刹住这股歪风。即日起，各州府长官以及司法干部要行动起来，逮捕那些宰牛的犯罪分子。
唐朝有一部非常著名的法律汇编，后世称为《唐律疏议》。该书将“屠牛”定为重罪，与图谋造反、忤逆父母、铸造假钱、持刀抢劫等并列，归为“十恶不赦”。也就是说，犯了别的罪可以被赦免，而杀牛之罪不可赦免。
《唐律疏议》还规定，伤害别人家的马和牛，按照盗窃罪判刑，并且还要照价赔偿。如果杀的是自己家的马和牛，处以一年徒刑。　　
刑罚为什么禁不住民间宰牛风　　
唐朝散文家柳宗元写过一篇《牛赋》，从头到尾都在列举牛的功劳、歌颂牛的美德。柳宗元说，牛是个大脑袋、弯角、皮毛厚的庞然大物。它顶着烈日，一天能耕百亩土地，往来耕种的地垄又长又直。种地的时候靠牛，收粮的时候也靠牛，拉着粮食箱子送到官仓，它自己却不能尝到一口。使穷人能致富，让饥民能吃饱，却又不自居功劳。人用起它来毫不犹豫，它的功用好处到处可见。死后，皮和角都被使用了，全身上下的皮毛骨肉没一点能留下来，有的皮用来穿绳子，有的肉用来当祭品。牛虽然有很大功劳，但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唐朝诗人刘禹锡写过一篇《叹牛》，既歌颂牛的美德，又哀叹牛的不幸。在这篇文章里，刘禹锡说他在郊外散步，看到一个老人牵着一头瘸牛。老人告诉他，那头牛又老又瘸，不能再耕地和拉车了，只能卖给屠夫，它的肉还能吃，皮还能做衣服，卖来的钱还能补贴家用。刘禹锡产生了悲悯之心，劝老人将牛放生，结果被老人嘲笑了一顿。
其实刘禹锡的文章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使是在唐朝，即使在严刑峻法之下，民间仍然有人宰杀不能继续耕作的牛。人们将那些老弱病残的牛杀掉，并不是因为不喜欢牛，而是因为牛肉和牛皮可以换钱。
事实上，每个朝代都实施过禁止屠牛的政策，但每个朝代都没能完全禁止人们对牛的宰杀和食用，并且人们宰杀的未必都是老牛或病牛。
宋人笔记《青琐高议》有云：“封丘谭店有陈贵，屠牛为业，前后杀牛千百万头。”一个屠牛专业户宰杀了千百万头牛。
南宋判例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有名臣胡颖的一段总结：“店肆之间，公然鬻卖，而城市之中亦复滔滔皆是。小人之无忌惮，一至于此。”从乡村到城市，宰牛和卖牛肉的比比皆是，民间似乎并不害怕屠牛禁令。
看过古典名著《水浒传》的朋友都知道，梁山好汉更有宰牛和吃牛肉的习惯。曾有现代学者认为，这是《水浒传》作者故意这样描写，为的是凸显好汉们对朝廷法令的藐视。事实上，朝廷虽有禁令，民间未必遵守，在宋元明清等朝代，老实巴交的普通百姓照样有可能食用牛肉。在现存宋朝话本、元朝戏曲和明清小说当中，牛肉可以成为城市居民飨客的佳肴，也可以成为乡间饭馆下酒的小菜，而那些面对牛肉大快朵颐的食客，大半都是良民，与反叛官府的梁山群雄并不相同。
《宋会要辑稿》刑法卷中，有一位官员向宋徽宗解释屠牛禁令为何无效，他说，一头活牛只卖5000文到7000文，如果宰杀卖肉，按照每斤100文的市价出售，却能卖200斤到300斤，可得2万到3万文。所以民间养牛耕田，远远没有卖牛肉划算。朝廷虽有禁令，养殖户却能想办法把禁令变成废纸，将好牛当成病牛和死牛卖给屠户。养牛者有利可图，屠户有钱可赚，食客们有肉可吃，区区刑罚又怎能禁得住呢？
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宋朝这位官员道出了民间宰牛行为的本质，也揭示了古代中国历代帝王保护耕牛的颟顸无知之处。其实根本用不着官方进行任何保护，老百姓自己就能做出最理性最划算的决策：只要用牛耕田带来的利益能超过宰牛卖肉，就用不着官方禁止，老百姓自会保护耕牛；否则的话，无论官方怎样禁止，宰牛和吃牛的链条都不会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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