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七律·长征》”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堵之下，红军兵分四路，行程二万五千里，经历无数牺牲与磨难，最终在陕北会师，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长征”。
二万五千里长征，堪称人类的奇迹，不论是毛主席用兵如神的军事指挥，还是党中央在生死攸关境遇之下的运筹帷幄，这一切给我们留下太多精神财富，尤其是红军队伍之中的八个英雄，对于长征胜利贡献极大，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红军长征，不仅路途遥远，而且都是穷山恶水，自己不仅缺衣少粮，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武器弹药，一路上还要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战士生活在饥寒交迫的处境之下，部队减员非常严重，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领导，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肯定无法坚持到最后的胜利会师。
1935年初，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开展了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工作，不仅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并且创建了革命政权，在战事如此焦灼的情况之下，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人数反而越打越多，这一支向陕北进军的红军部队也为革命增添了力量，被誉为“小长征”。
说起决定长征命运的红军将领，刘志丹同志是不可不提的一位杰出领导人，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刘志丹作为共产党员组织领导渭华起义，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的革命主张，成功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红军的转移路线指明了方向，正因如此，长征才得以在陕北胜利会师。
二、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整个长征过程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尤其是几次党内路线错误，为红军革命力量造成严重的损失，每一次都可以说是生死存亡的危机，红军穿梭在穷山恶水之中，也无法和外界取得正常的联系，甚至难以得到共产国际的最高指示，军心向背时刻考验着这支年轻革命队伍的意志。
林彪的堂兄林育英，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为了向党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国，独自一人，隐姓埋名，携带着军事机密，穿越茫茫沙漠，终于和陕北瓦窑堡的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恢复了长期中断的国际通讯，为红军的平安争取了有利条件。
红军长征的胜利，既是红军战士革命意志的胜利，也是红军领导人英明智慧的胜利。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会师，军方领导开始重新规划队伍，身为中央领导的张国焘却犹豫不决，意图分裂中央，时任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当机立断，维护了红军整体的团结。
红军队伍真正的敌人不仅来自外部，更有可能出现在自己的内部，如果当初没有各个方面军领导人的患难与共，那么红军的革命力量很容易就会葬送在叛徒手里，这是红军长征过程之中时刻都要面对的复杂斗争，一次次地去伪存真，最终也使得整个队伍的革命意志得到锻炼。
三、东方红，太阳升如果说对于红军长征影响最大的人物，那必然是毛主席，尤其是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重新回到中共中央领导位置，才让中国共产党从生死攸关的边缘转危为安。
说起长征的开端，也是因为王明拒不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终被迫进行长征的战略转移。
完全是在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之下，红军长征采取的胜利，在红军进行长征的初期阶段，中共中央的核心权力掌握在王明、博古以及德国军事顾问李德手里，他们制定的左倾错误路线致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不得已之下，党中央决定召开遵义会议，军事指挥权力回归毛主席。
毛主席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位置，纠正了之前的错误路线，各种神机妙算一般的战术打得敌人防不胜防，长征开始转危为安，并且在后期张国焘分裂中央的过程之中，毛主席坚持原则坚持正义，坚决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保存了红军的实力，才不至于酿成更大的灾难。
毛主席之所以能够东山再起，和三位同志的据理力争有密切关系。当时的周恩来是中央局书记兼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在党内军内享有极高的声望，周恩来能够认清形势坚决拥护毛主席，对于团结全党全军的组织力量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直接影响了红军长征的最终结果。
毛主席之所以能够雷厉风行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来自于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体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认知，周恩来坚决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实际上是源自周恩来对于毛泽东思想发自内心的认同，从此之后，二人就成为一生的知己和战友。
在周恩来义无反顾地拥护毛主席的同时，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以及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王稼祥也坚决站到毛主席这一边，这二人原本都是王明路线的拥护分子，但是在关键时刻积极转变了思想观念。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徐海东、刘志丹、林育英，这八位红军早期革命领导人，对于长征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八位领袖人物，那么红军长征也难逃失败的结局，我们歌颂人民英雄的卓越事迹，更要坚定地支持领袖人物的英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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