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复制品出自拉斐尔之手,我不会觉得它的价值更低。不仅如此,我甚至认为,只有极具才华的人才能将另一个极具才华的艺术家的作品模仿得如此逼真。时代已经不同了。在西方,至少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们更加看重艺术的原创性和真实性。独立艺术家经常被奉为天才,而众人皆知的复制品则在审美价值和商业价值上一文不值,这要么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不是出自伟大艺术家之手,要么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们不如原作那般富有技巧,要么两种原因兼而有之。但是,只要社会推崇艺术的原创性,并且只要存在艺术的商业市场,伪造之作就会出现。
对艺术品的评价并不完全取决于画作的特征
有些评论家和哲学家认为,与审美评价有关的所有要素都应该仅由画作的特征决定。因此,如果两幅画看上去完全一样,它们就不应该存在审美差异。用评论家门罗·比尔兹利(Monroe Beardsley)的话说:“我拒斥那种认为两幅完全一样的画有着完全不同的审美价值的观点。”有人认为,对伪造之作的任何蔑视只能是因为势利。这正是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莱辛(Alfred Lessing)和作家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观点。就像比尔兹利一样,他们采用了形式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认为艺术品的审美价值只与其感知特征有关,因此,伪造之作之所以被贬低,只是因为它们失去了其曾被视为出自伟大艺术家之手的特权地位。即便在最完美的复制品中,也缺乏一样东西:艺术品的时空性,即它是特定时空下的独特存在。正是这种独特存在—别无其他,盛载着艺术品留下的历史印记……原创作品的时空性奠定了真实性内涵的基础……在技术年代对艺术品的复制,所欠缺的正是艺术品本身的灵性。为什么一件完美复制品的美学价值不同于原创作品呢?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指出,我们看待一幅画作的方式会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件伪作而改变。我们会变得更仔细地审视这幅画,寻找它的瑕疵。因此,在欣赏同一幅画时,如果最先认为它是原作,然后又得知它是伪作,在前后这两种情形下,我们对画作的评价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之所以会寻找差异,是因为我们假定如果我们继续欣赏,我们可能会感知到两者的差异。简而言之,“既然练习、培养和发展区分不同艺术品的能力就是常见的审美行为,那么一幅画的美学特征就不仅包括人们在画作中看到的东西,还包括那些决定人们会如何看待画作的因素”。
即使是真迹,只要人们相信它是伪作,
就会给予更低评价
我们可以猜想伪作被贬低的原因,但心理学家认为实验更有说服力。于是,心理学家设计实验,想搞清楚当我们发现某件艺术品是伪作时会作何反应,以及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我们是极端的审美主义者吗,承认原作和毫无二致的伪作之间没有任何审美差异?还是说,我们坚持认为这两类作品存在审美差异?如果我们坚称,在某种程度上伪作的审美价值不如原作,这应该归因于本质主义吗?还是说,应该归因于伪作的审美价值被伪造者不道德的行为玷污了?我们该如何设计实验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呢?对复制品的贬低只针对艺术品吗?
我们对复制品的贬低只针对艺术品,还是说也针对其他人造物?纽曼和布鲁姆在另一项实验中解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让受试者阅读关于画作或者原型车的故事。根据故事的描述,画作和原型车都价值10万美元,然后有人对它们进行精确复制。研究人员让受试者回答他们认为复制品值多少钱,选择范围从远低于10万美元到远高于10万美元。复制的画作相比于原作所减少的价值会大于复制车相比于原型车所减少的价值吗?区分道德与不道德的伪作,
区分不同类型的审美评价
截至目前,我描述的研究都是每次呈现一件艺术品,它要么是原作,要么是复制品,要么是伪作。毫不意外的是,给作品贴上“复制品”和“伪作”标签会对受试者的评价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这两个标签都有轻蔑的意味。甚至连小孩也会认为复制是不可接受的,无论复制者的意图是什么。但这种研究设计有其局限性,它没能抓住“伪作难题”的关键之处:我们对同一件艺术品的评价会随着时间点发生急剧变化。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能先是知道并相信一幅类似《基督与门徒在以马忤斯》的画是维米尔创作的,随后才发现该画是伪作。我们对该作品的评价会急剧降低。欢迎光临 辽宁养老服务网 (http://bbs.lnylfw.com/) | Powered by Discuz! X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