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战败，八年抗战取得了伟大胜利。
回顾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起的主导作用，但战争的胜利，也是属于共产党，属于各界民主人士，更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都付出过了心血。
抗战胜利之后，就是伟大的民族转折关口，留给国共两党的是分裂还是和平，这是当时国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
都说天下局势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纵观国共两党的历史总体来说是亦是合作——分裂——合作的走向。那么此次自国共合作抗日之后，两党的走向将如何？是否又真的会一语成谶再次走向分裂，谁都不敢妄下定论。
其实，以毛泽东为主的中共中央对国共合作还是抱美好愿望的，也基本定下了十字方针，既“蒋打我亦打，蒋停我亦停”，总的来说就是“看蒋介石的诚意办事”。
然而纵观历史来看，蒋介石在这段时期不论是对我还是对合作的态度一直是反反复复诚意欠缺的。
那么蒋介石在《双十协定》签订前后，他的心理活动到底是怎样的呢？毛泽东最终冒着“鸿门宴”的风险毅然赴渝和谈，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他在出发前做了哪些安排呢？
本篇文章笔者将重新聚焦于1945年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再现毛泽东赴渝谈判的光辉形象与睿智布局。
其实，早在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的前夕既8月14日，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就收到了蒋介石的第一封“赴渝和谈”电报。
自1945年7月26日的《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之后，日本的败局已定。8月6日，美国又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更加加速了日本战败的进程。因此，蒋介石对我摆下的“和谈局”，严格意义上早在8月10日就已经开始着手布局了。
众所周知，蒋介石在与我党合作的历史上可谓毫无诚信，劣迹斑斑，那么此次蒋介石为何又要打和谈的幌子呢？
笔者分析认为不外乎以下三个因素：
一、迫于外界压力与舆论需求。
当时蒋介石的后台是美国，而我党的支撑是苏联。因此在维护远东和平上，美国与苏联的意见是一致的。擅自挑起战争，不仅容易引起苏联介入，也不符合美国的远东利益。总体来看，美国在最开始的政策是“扶蒋反共”，对国民党稳定统一中国还是抱美好期望的。
二、挑起战争蒋介石需要“师出有名”。
当时，主观上国民党在多种舆论上对我党的形象有所诬陷扭曲，但客观上来说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还是正面积极的，人民的心中都有一杆秤。因此对于蒋介石来说，想要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挑起战争，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出师有名”与舆论问题。历史证明，倒行逆施，师出无名，无一都走入了覆灭的结局。这样的政权建立起来，人民群众是不会买账，也必将推倒之的。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当时从多个方面统筹分析认为，毛泽东必定不敢“赴渝和谈”，这也给他“把破坏和平，拒绝和谈”的黑锅架到我党身上提供了机会，也正是其亟需的“师出有名”。
三、蒋介石没有信心对付中共军队。
当时国民党下辖大概有350万部队，而我党则大约有150万。因此当时大的局势上来说，蒋介石想要挑起战事，最担心的还是国际压力与舆论问题。因为只有获得了美国的支持乃至苏联的默认以及国内舆论的支持，他才有信心对付我150万大军。
因此，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之后，作为国内起主导作用的政权，蒋介石理应是要展示出其为民主和平和民族大业计积极正面的形象的。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率先发难给在延安的毛泽东发出第一封电报：
特请毛先生早日到重庆，共同讨论家国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当时针对蒋介石这一电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还是比较嗤之以鼻的。从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这封电报心怀鬼胎，诚意有限。
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军统一编入国军序列为第十八集团军。然而抗日战争结束在对接收日伪所占地盘受降日伪部队时，蒋介石对国民党部队下达的命令是“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而对我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却是“驻防待命”，其中意味，溢于言表。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企图独占胜利果实的吃相难看至极。
美国帮蒋介石运兵
除此之外，国民党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面对我地方部队就近受降日伪部队，不仅多加掣肘，有的甚至蓄意制造摩擦，挑起火并，给我党我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与损失。
笔者查阅大量资料分析认为，蒋介石发出这封电报是作以下考虑的：
一、倘若毛泽东不去重庆谈判，那么则可堂而皇之将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
二、倘若毛泽东真的赴渝谈判，那么可象征性地给中共几个部长席位，伺机逼迫中共交枪交权。
三、一边利用谈判打掩护，故意拖延谈判进程，另一面则大举调兵遣将，占领各大城市，为挑起内战做准备。
就在蒋介石发出第一封电报后不久，蒋介石就急不可耐地派国民党在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当面探问毛泽东对赴渝的态度，在得到“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的回电后，蒋介石更加开始站在民族大义的制高点装模作样地邀请毛泽东赴渝，同时让国民党党报与电台对此大加渲染宣传，旨在制造出在面对民主与和平时，一个积极而一个消极的两个鲜明形象。
因此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对蒋介石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是尤为反感的。
于是，毛泽东于8月16日给蒋介石回电一封：
朱德总司令今天中午将有一封电报发给你，陈述我方意见，等你表示了意见之后，我再考虑和你见面谈判的问题。
而朱德总司令回电的主要内容，还是立足于“受降程序与办法”对蒋提出抗议。
蒋介石则于8月20日将皮球踢了回来：
朱总司令来电所说现在受降程序未理清楚。
我核查后发现受降的办法，是盟军总部所规定的，各军区分区，都依照还办法办理，中国战区也不例外。因此不应该以朱总司令的一封电报破坏盟军定下来的规矩。
朱总司令在执行命令上，往往不能贯彻到底，现在的发展来看，受降一事对内无伤大雅，朱总司令现在对盟军所定的规定都有异议，他把我国家与军人的任何放在了哪里？
朱总司令如果是一位爱国爱民的将军，就应该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们抗战之后建立国家的使命。
回电中蒋介石冠冕堂皇地将其蛮横无理的受降办法通通推到“反法西斯同盟军”身上，言之凿凿这是“同盟军”约定的办法，转脸就开始对我作出诘难，质问朱总司令此举旨在破坏“国共和谈”，将责难上升到国家和军人人格的高度，最后又站在民族大义与道德的制高点再次对毛发出赴渝邀请。
毛泽东回电
毛泽东阅电后与书记处会议分析，最终于8月22日回电：
我从中央社的新闻电报中，终于得到了蒋先生的回电，为了民族团结的大计，现我党特派出周恩来同志赴渝谈判，希望贵党予以接洽。
而另一面，蒋介石也收到了联络员周励武、罗伯伦的消息，确定毛泽东将不赴渝。
显然从蒋介石第一封电报发来后，毛泽东在未确定“赴渝谈判”前，我党确实十分被动。
从蒋第一份电报来看，蒋介石从民族大义出发，又打出了“民主”、“和平”的口号，着实在国际国内舆论上赚足了吆喝。中共中央出于种种原因分析认为，当时的形势，贸然赴渝危险重重并不理智，因此并不主张毛泽东赴渝谈判，而是授意周恩来为此次谈判全权代表。
然而蒋介石对争取毛泽东赴渝的决心却无比坚定，背后的深层考虑更是胸怀叵测，于8月23日回电：
毛先生，你的来电，我已经收到。听你说要派周恩来先生赴渝和谈，我很高兴。但是从目前来看，很多大的问题，还是要与毛先生商量才能得到解决。现在时机很迫切，还是希望先生能够和恩来先生一起赴渝和谈，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全仰仗先生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接送你们的专机，希望你们尽快出发。
直到第三封电报发至延安，蒋介石都错误地判断认为，鉴于种种形势与迹象表明，毛泽东既不可能赴渝，也不敢赴渝。因此从始至终，国民党方面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催毛赴渝与舆论鼓动上，竭力站在“蒋先生在国家民族大业计”的角度为其造势，同时也意图使我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地。
比如蒋介石发出第二封电报之后，《大公报》便刊载了：
蔼然诚坦，溢于言表。蒋主席这几句话，语言简单但诚意十足，不需要我们多作解释。我们全国人民的心情都和蒋主席是一样的，期盼毛先生能否赴渝谈判，共商国是。
然而，蒋介石与国民党全体万万没想到，毛泽东竟然真的在1945年8月24日回电蒋介石准备赴渝谈判：
蒋先生，你的来电，我们已经收到，我们感受到了你和谈的热情与诚意。我很愿意和你一起见面，一起商量国家与民族未来的大业，等到你们的飞机一到，我和恩来就马上坐机前往重庆。
那么毛泽东最终决定赴渝谈判，到底持怎样的考虑呢？
当时毛泽东分析认为，当时国共内战的威胁虽在，但是短时间内的大的战争则绝无可能，因为国民党的各种压力很大，既要抢地盘，又要应付美国和苏联，还要想方设法制造舆论，根本无暇大的战争。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政府搞和谈，就是在做表面功夫。我们突然应邀前往，反而能给对手来个出其不意掌握谈判主动权。
于主观来说，“民主”与“和平”，也是我党所持的美好期望。
于客观来说，此次赴渝，于国民党而言是“扯脸”（虚伪脸皮），于我则是“洗脸”（洗刷负面舆论），并不一定是钻进去被“砍头”。
当然，立足于“去”，毛泽东也是做了最坏的打算，毛泽东说：“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还可以静下来多看点书。”
那么毛泽东赴渝谈判的决定之前，又做了哪些安排以备不测呢？
一、推举刘少奇在自己赴渝之后代理主席职务。
众所周知，刘少奇的政治才干与领导能力是足够出色颇受毛泽东赏识信赖的。毛泽东曾一度将其作为接班人培养。因此为了避免自己离开延安后中央出现领导不明权力真空，毛泽东特意指示自己赴渝后，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一应职务。而后来的刘少奇的种种表现也不负毛泽东的重望，比如“向南防御，向北扩张”和“向东北大进军”等战略，都是刘少奇独当一面创举性地提出来的，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中肯。
二、增补陈云、彭真进入书记处。
按照当时中央的决定，此次赴渝，周恩来是与毛泽东一起出发的。两人一走，书记处瞬间出现两大空缺。因此为了使书记处的决策与战略指挥更加准确科学，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机构指挥紊乱，增补两位代书记入书记处尤为必要。因此，最终经过书记处一致研究决定，增补陈云与彭真代理书记一职，直到毛泽东与周恩来返回延安。
三、蒋打我打，蒋停我停。
毛泽东当时曾作出“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这样的讲话，认为是打是谈，还是要看蒋介石的态度。自8月中旬开始，蒋介石就授意阎锡山所部，大举以“受降日伪占地”为由进攻我解放区腹地上党地区。至毛泽东与周恩来赴渝前，中央已经做好了打“上党战役”的准备。
当时在延安，毛泽东还特意就此事，叮嘱当时正在负责上党战役的刘伯承和邓小平说：“你们在上党打得越好，我在重庆就越安全！”
8月24日，中共大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肖劲光同时离开延安，奔赴各地，就位备战。
最终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是毛泽东、周恩来与王若飞。而美国方面为了立促谈判，则作出了保证毛泽东人身安全的保证，美国代表赫利尔更同坐飞机，全程陪同。国民党方面为了表示诚意，也派出张治中全程陪同。
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毛泽东真的会应邀赴渝谈判，毛泽东等一行人于8月28日下午3点36分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时，现场可谓热闹非凡，无数民主人士热烈鼓掌欢迎，人民群众一片欢呼，记者的镁光灯更是“噼啪”作响，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幕。
毛泽东抵达重庆后不久，爱国诗人邵力子作诗赞誉毛泽东此行为“弥天大勇”。
而毛泽东此次赴渝，带来的“洗脸”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其中胡奇瑞等四位党外人士还特意去信《新华日报》说：
毛泽东先生答应蒋主席的邀请，赴渝谈判，使我们过去了解到的所有一切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词和误解都粉碎了。毛先生抵渝，已经足够证明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也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
其中《大公报》、西安《秦风日报》、成都《华西晚报》俱对毛泽东此次抵渝给予高度评价。全国人民真正认识到了毛主席与共产党人为了民主与和平的勇气、决心与诚意。
当然，抵达重庆之后，国民党蒋介石方面可谓是出丑不小，纵观整个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可谓是起伏不小，变化无常。他还真的考虑过趁谈判之机扣押毛泽东的方案，比如在其在9月2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这样罪大恶极的罪魁祸首，如果不扣押拘留加以审治，如何对得起我们为抗战而英勇捐躯的烈士啊！
其中这个“祸首”，显然指的就是毛泽东。然而最终国共双方还是签订了《双十协定》，蒋介石也放毛泽东返回延安，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这是怎么回事呢？
笔者分析认为，蒋介石或有以下三方面考虑。
一、不好碍了美国人的面子。
毛泽东赴渝，美国代表赫利尔是拍了胸脯打了安全包票的。
二、担心苏联会横插一脚。
当时苏联自消灭日本关东军之后，还控制着东三省，盲目扣押毛泽东，极易使得苏联拒不归还东三省。更有甚者从新疆进攻国民党控制区域。
三、从共产党180万的军队实力出发，更是从人民群众与舆论站在共产党一边出发。
后来蒋介石撕毁协定挑起内战，其又在日记中自我润饰说：
我料定毛这个人不能成事，他终究不可能逃出我的“一捂”。
只是蒋介石并非如来佛，他的“一捂”更非五指山，没最终实现其独裁野心不说，还背离人民意愿，被打得龟缩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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