玺印是凭证工具之一。国家、官吏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皆须以印记为凭证，于是官、私玺印产生了。玺印大约始自东周，代代相承，未曾间断，完其发展。
【青玉蟠螭纽“嘉庆鉴赏”印】
散制作期
传世的出土古玺印最早为战国时代的制作，印体有大小、方圆、一二三层之分，顶端作小鼻纽者最多，印文有三晋、齐、楚等国古文，布局疏朗，错落有致。
铜鼻钮“雷旦都司工”鉨，战国·燕，玺面2.4×2.4厘米，通高1.6厘米。
“雷旦都司工”鉨铜铸，鼻钮。鉨面有阴线边栏，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鉨文“”为地名“雷旦”的专用字，“雷”字在此处疑读为“漯”或“灅”。
《说文》释：“漯水出雁门阴馆累头山，东入海，或曰治水也。”漯水上游为今山西境内的桑干河，其故道在今永定河北面，向东南流至武清县东北注入潞河。《说文》又释：“灅水出右北平浚靡，东南入庚。”即今河北沙河。漯水与灅水的主流均在当时的燕国境内，雷旦之名可能与此二水有关。此鉨为战国时期燕国雷旦邑负责工程建设的司空官鉨。
青玉鼻钮“王间信鉩”，战国，印面2.0×2.0厘米，通高1.6厘米。
战国时期私印，青玉琢造，鼻钮，印面有阴线边栏，印文字体为战国古文，白文，右上起顺读“王间信鉩”四字。印材绿色微暗，如叶将秋之渐黄，颇为古雅。印台四面各有一组减地凸起的窃曲纹，印台四面上敛成斜坡状，斜面满布阴刻勾莲雷纹。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多以窃曲纹和勾莲雷纹作装饰，此后的铜器上则基本未见。战国时期的玉印上也多采用这两种纹饰，且在汉代的精品玉印中尚间或一见。中国古代玉印在印身上雕有纹饰者本已少见，此件战国玉印兼具这两种纹饰更属罕见，且此玉印整体保存完好，是难得一见的珍品。
铜鼻钮“文桘西疆司寇”鉨，战国·魏，印面1.6×1.6厘米，通高1.5厘米。
鉨铜铸，鼻钮。鉨文为战国古文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鉨文“文桘”读“文台”，《史记·魏世家》载：“无忌谓魏王曰：……从林乡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而国继以围。”此鉨为战国时期魏国文台所在苑囿之西部地区负责纠察等事务的司寇之官鉨。
形制统一期
秦汉魏晋皆有统一印制，南北朝因之。皇帝专用玉质，称玺，余者用铜，称印。这段时间之印章有大小方圆、长方等等形式，印体日渐厚重，以鼻纽、龟纽居多。印文形式秦代刻阴文小篆，有界格，两汉魏晋的入印篆书方圆俱备，被作为典范，称为谬篆。此外有鸟虫书及与其相类之文字，印文外加装饰及有形印皆为东汉所常见。南北朝印章继承魏晋之作，饶有古趣。
铜鼻纽“中官徒府”印，印面2.3×2.3厘米，通高1.5厘米。
印铜铸，方形，鼻纽。印面有阴线十字界格及边栏。印文为秦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中官徒府”四字。
此为秦王朝官印。
铜鱼鹤图案印，西汉，印面1.5×1.5厘米，印厚0.6厘米。
印铜铸，双面皆凹铸图文，一面为双鹤挺胸仰项对立，争衔一条大鱼，形态生动，另一面铸“曹亭耳”三字。
汉代鱼鹤图案的印章存世较多，有双鹤背向而立争鱼者，有双鹤相对而立争鱼者，也有一鹤衔鱼者。有的铸成凸起的图案，有的在印面凹刻线条。山川产物，鱼盐之属，在汉代是国利之所在，民生之仰仗。民食稻鱼，无凶年之忧。“鱼”最初还未引申出吉庆有“余”的意思，其本身就代表一种财富。鹤是食鱼动物，在传统文化中属祥瑞之禽。
铜驼钮“魏乌丸率善佰长”印，三国·魏，印面2.2×2.2厘米，通高2.7厘米。
印铜铸，驼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起顺读。此印是三国时期魏政权颁赐给东胡乌丸族下层官员的官印。
铜驼钮“晋率善氐佰长”印，晋，印面2.2×2.2厘米，通高2.7厘米。
印铜铸，驼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右上起顺读。
三国时期，各方征战不断，晋以武力统一，但社会经济已遭到巨大的破坏，政权的社会基础薄弱，五胡十六国相继而起。出于政治考虑，晋沿用曹魏的政策，对各部族首领多行册封。存世的汉、魏、晋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官印以晋所颁者数量为最多，内容几乎涉及当时此类官印的各部族与称号。此印即晋政权颁发给氐族下级首领的官印。
发展变化期
隋唐以后印体增大，鼻纽变成小长方形把手，直至增高成上小下宽之柱形柄。官印文字皆作阳文，由细笔微曲之唐篆变化为九叠篆，还有以西晋文、蒙文、满文和满汉篆书合文入印者，印边日渐增阔，布局日趋丰满，笔划与空白日趋均匀。
青玉虎纽方章，唐，长2.5厘米，宽2.5厘米，高3厘米。
铜柄钮“秦成阶文等第弎指挥诸军都虞侯印”，五代，印面6.4×5.8厘米，通高4.1厘米。
印铜铸，柄钮，印文似唐印字体，朱文，右上起顺读。印背以楷书体刻款“秦成阶文等州第三指挥诸军都虞侯”。“第弎”为指挥的编号。印文“秦成阶文”实即四州的省文，此四州位于陇西南北一线，为边陲要地。此印从印文的前称看应是五代时期秦、成、阶、文四州第弎指挥中掌管诸军军法的都虞侯之印。
铜柄钮“威武左第二十三指挥第二都朱记”印，北宋，印面5.8×5.4厘米，通高3.5厘米。
印铜铸，柄钮，印文字体出现重叠的笔画，朱文，右上起顺读“威武左第二十三指挥第二都朱记”。印背刻楷书体“太平兴国五年八月铸”款。
“第二十三”为指挥的编号。北宋禁卫军由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组成，号称三衙，统兵官为都指挥使（殿帅）、副都指挥使与都虞侯各一人。三衙下各军皆分左右二厢作为最高军事编制单位，再下有基层军事编制单位称为“都”。此印即北宋禁卫军中基层军事编制单位的官印。
白玉羊钮“江夏王章”，明，印面2.1×2.1厘米，通高2.2厘米。清宫旧藏。
印白玉质，羊钮。印文字体为篆书，朱文，右上起顺读“江夏王章”四字。印钮为一曲腿侧卧的小羊，意态恬静。印材白玉无瑕，光亮耀目。
此印为明代托名南北朝时期封王玺印之作。印文中的“江夏王”在南北朝时有数人。一是宋武帝刘裕之子、少帝之弟刘义恭，元嘉元年（424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一度权倾一时，永光元年（465年）秋八月被诛。二是齐高帝萧道成第十二子，名萧锋，字宣颖，齐建元元年（479年）夏四月，萧道成称帝，封萧锋为江夏王。三是齐明帝萧鸾第三子，名萧宝玄，字智深，建武元年（494年）十一月封江夏（郡）王。四是陈文帝陈蒨第九子，名陈伯义，字坚之，天嘉六年（565年）立为江夏王。五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族弟，名拓跋吕，初因跟从拓跋焘平凉州有功，封江夏公，委以朝政，极受尊重。卒后赠江夏王，陪葬金陵。
清宫的二十五宝玺为乾隆十一年（1746年）所完成，是专用于国事的传国宝，除一金一檀木外余皆玉质，体积硕大，作各式龙纽，为前世所无，玺文有满文、满汉篆书合文。其它大小宝玺多为石质，乃御笔和赏鉴所用，其性质属私印闲章，惟石料、制纽皆极精美，具庄重珍贵的特点。
皇后之宝，通高10厘米，纽高6厘米，印面14×14厘米，重1800g。
金质，龙纽，附系黄色绶带，满汉文篆书。
这二十五方御宝分别为：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二方、天子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敬天勤民之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钦文之玺、表章经史之宝、巡狩天下之宝、讨罪安民之宝、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敕正万民之宝、广运之宝。重新排定后的二十五宝各有所用，集合在一起，代表了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各个方面。
继往开来期
明清私印以石料所作为多，有少量牙角竹木之作，取代了铜质印章。印文主要由书画家亲自提刀，或由治印家镌刻，他们皆以秦汉六朝古印为宗，创造出个人风格，如明文何，清浙徽派诸家，晚清赵之谦、吴昌硕都是名声显赫的大家，他们不仅为中国玺印的历史写下了灿烂的篇章，而对东方邻国篆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五福堂”印，清雍正，寿山石质，随形雕荷叶椭圆形印，汉文篆书。面椭圆形，宽2.5厘米，长3.9厘米，通高6.1厘米。
五福堂位于圆明园之“天然图画”景区内。“五福”语出《尚书•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是古代中国人对人生幸福追求的目标。清代皇帝对“五福”同样十分看重，康熙帝御题“五福堂”匾赐给雍正帝，雍正帝又敬摹此三字并悬于雍和宫、圆明园两处，以垂永世。此玺即刻制于康熙帝赐匾之后。
“大块假我以文章”印，清雍正（乾隆为宝亲王时期），青金石质，螭纽长方形玺。
篆书。面宽1.5厘米．长1.8厘米，通高1.3厘米，纽高0.7厘米。
“抑斋”印，清雍正（乾隆为宝亲王时期），玛瑙质，龟纽长方形玺。
篆书。面宽1.3厘米，长1.6厘米，通高1.6厘米，纽高0.9厘米。
“所宝惟贤”印，清乾隆，寿山石质，卧兽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1厘米见方，通高4.5厘米，纽高1.9厘米。
此玺与“乾隆御笔”、“德日新”为一组，相配使用，钤诸御笔书画之上。“所宝惟贤”语出《尚书•旅獒》：“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说明宝贤用能的重要性。正如后人所释：“宝贤生能，则近人安，近人安则远人安矣。”乾隆帝于此亦深有感悟，将其视为定国安民的根本。故有“圣人养万民而不能不赖贤之时亮天工。是以周公躬吐握之劳，故有圄空之隆，齐桓设庭燎之礼，故有匡合之功。寰区至广也，生民至众也，以一人之心智耳目御之，其敝精劳神而迄无成功，亦不待烛照数计而龟卜矣。自古贤王劳于求贤，逸于得人，然得人始逸而求贤则劳，毋论求之不以道，得之不以实，所得非其人，所求非其贤，而天下之万民，不可以一日而不养”的论述。
乾隆帝将此为文入玺，以明其求贤若渴，绥远抚近之心迹。
“传心基命”印，清嘉庆，青玉质，云龙纽方形玺，汉文篆书。面4.1厘米见方，通高7.3厘米，纽高3.1厘米。
“传心”，指继承古代贤王圣哲之心法，宫中一处名为传心殿的宫殿内所祭祀的对象为伏羲、神农、轩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即可为证。“基命”，语出《诗•周颂•昊天有成命》“夙夜基命宥密”，原是颂扬周成王为继续光大文武之业而竭尽心力，后多用于颂扬帝王之德。嘉庆帝以此为文刻玺，自有其深意。
此玺与“嘉庆御笔”、“毓庆宫”相配成一组，并刻制了多套，是嘉庆宝玺中同一玺文复刻较多者，原存嘉庆帝做皇太子和继位初期所居住的毓庆宫内。通过与之相配的其他二玺，可以略窥嘉庆帝毓庆宫时期生活之一斑。在这里，他一方面要进行一些艺事活动，怡情翰墨，故有“嘉庆御笔”之玺；另一方面还要学习治国方略，故有“传心基命”之玺。嘉庆帝自己也说：“传心基命，帝心之宥密可见。”其所传所基者何心何命？当然是圣人之心、乾隆之命。此时的嘉庆帝对乾隆帝的成命奉之若天，同时亦图有所振作，此正与周成王以自身的努力使文王、武王开创的基业得以发扬传承的事例相若。可以说，这方宝玺基本反映了嘉庆帝毓庆宫受教阶段真实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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