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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贺子珍在苏联的日子:痛失爱子廖瓦、遭好友出卖、强行被关疯人院 [打印本页]

作者: 华忠    时间: 2022-5-17 19:40:34     标题: 贺子珍在苏联的日子:痛失爱子廖瓦、遭好友出卖、强行被关疯人院

贺子珍在苏联的日子:痛失爱子廖瓦、遭好友出卖、强行被关疯人院                                                         2022-05-16 09:11                                       
        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贺子珍和毛主席之间的矛盾随着各种事情的爆发愈加严重,两人常常陷入争吵,给二人的夫妻感情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某一天,他们又在居住的窑洞中吵了起来。毛主席压抑着情绪,低声指着贺子珍道:“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不对,不能再吵了,窑洞有三间,以后我们各住各的,你走那边,我走这边,我们谁也不见谁,这样就能不吵了吧!”
顿了顿,他再次补充:“当然,倘若你觉得窑洞不好,想学习,可以到红大或者公大,苏联亦行。”

他的话未说完,贺子珍便更加恼火了。她把刚刚出生的女儿托付给奶妈,简单收拾行李,孤身一人去到西安办事处,提出要到上海治病取子弹的请求。
毛主席不舍贺子珍,不舍家庭就此破碎,几次极力挽留贺子珍,均被贺子珍狠心无视。她在一张白手帕上写下“从此诀别”4个字,递给警卫员转交毛主席,随后乘汽车到迪化。
因上海恰巧沦陷,所以贺子珍打算“听从”丈夫的气话,到苏联学习治病。

她如愿等到苏联飞机,如愿怀着身孕进入莫斯科学校读书,数次坚定拒绝毛主席抛来的请她回去的橄榄枝,任性地把自己的命运推向一个注定悲剧的方向。
年老的贺子珍说:“我不怨毛主席,一切皆是我自己的错,那时的我太年轻,太不懂事,谁知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般简单。”

01,不堪回首的曾经:她被自己“最好”的朋友出卖
1938年秋,即将临产的贺子珍艰难抵达苏联。10月中,她生下此生最后一个孩子。她给儿子取名“廖瓦”,将其视作此时唯一的寄托。
刚刚生产的她,身体无比虚弱,是一位苏联老太太一直热心照料她的起居生活。待到孩子满月,贺子珍即把廖瓦送到福利院婴儿室,由专业的护工照顾,她自己则进入东方大学读书。
几个月后,体质不佳的廖瓦偶然患上重感冒,又因医疗设施简陋等问题,渐渐发展成肺炎,不等护工把他送到医院进一步治疗,便不幸夭折了。
消息传到贺子珍耳中,她瞬间陷入巨大悲恸当中,认为是她的疏忽才让孩子离开人间的。贺子珍在校园里找了个安静的角落,独自一人安葬廖瓦,日日夜夜守在旁边哀声哭泣,叫人担心不已。

次年秋天,有一封来自华夏的信件被转交到贺子珍手中,毛主席用委婉的语气告诉贺子珍,他要终止与她的婚姻关系。
接二连三的打击令贺子珍痛苦不堪,但她依然未忘每个月从自己的生活津贴中挤出一点点钱财给毛岸英、毛岸青兄弟购买所需用品。
贺子珍没有袒露自己与毛氏兄弟父亲的关系,是以毛氏兄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下意识以为贺子珍是一个善良的陌生人,亲切称呼她为“贺妈妈”,在陌生的国度里温暖彼此。

1940年,一个小姑娘的到来缓解了贺子珍紧绷低落的情绪,她就是贺子珍的小女儿李敏。
可快乐的时日实在短暂,次年6月苏德战争的爆发让莫斯科陷入恐慌,即将兵临城下的敌人迫使苏联人开始疯狂抢购囤积物资,像是牛奶、鸡蛋、蔬菜等常见食物,均需购买券才能买到,其余食物的购买则更加难上加难。
虽然贺子珍及三个孩子早已随国际儿童院转移到附近小镇,但食物稀缺的危机仍然笼罩在他们的头顶。
贺子珍和李敏每日只能分到一小块黑面包,仅够李敏填饱肚子,贺子珍全靠白菜叶维持生机,然而哪怕如此,年幼的小姑娘还是没能扛过饥饿的折磨,与她未曾谋面的弟弟一样,患上了肺炎。

失去一个又一个孩子的贺子珍不忍看着女儿就此故去,她疯了一般接各种私活,帮别人缝补衣服、干农活,只为能赚到更多的钱财来治疗李敏,为李敏购买补充营养的面包和牛奶。
许是她的慈母心感动了上天,一段时间后,李敏的病情渐渐好转,慢慢痊愈了。贺子珍不敢再把女儿交到别人手中照顾,她尽量白天坚持工作,夜里将李敏从福利院接到居所与她一起过夜。
不料她的举动惹来儿童院院长的不满。某天,院长专门来找贺子珍,直白斥责她好吃懒做,不肯劳动。贺子珍非常不服气,强硬地反驳说:“我所得的食物全是我自己靠劳动赚来的,我没有吃任何白饭!”
她伸出粗糙的双手在院长眼前晃了晃,表示自己所言不假。
可一心找她麻烦的院长怎肯这般轻易罢休?此人一甩脸子,凶狠地威胁贺子珍:“你再这样躲在家中看孩子,不出去干活,我就把你送到疯人院!”

终于听明白院长来意的贺子珍也恼怒了,她反怼道:“你是院长,但你没资格剥夺我们的生存权利!室外温度一直零下,我的孩子怎么受得了?我是中国的共产党员,我不怕你的威胁!”
习惯了高高在上的院长什么时候受过旁人如此忤逆?她的火气越烧越旺,以俄语对贺子珍说了一大串话语,奈何贺子珍本就不通俄语,只勉强听懂最后两句:“我觉得你是真的疯了,我真的要把你送入疯人院!”
但即便只有两句,也挑起了贺子珍骨子里的倔强,她梗着脖子,继续同院长争吵:“我疯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疯了?你有什么权利送我到疯人院?”
院长无言以对,恶狠狠瞪了贺子珍几眼,转身离开。心大的贺子珍没有把此次争执放心上,她觉得院长就是来找她出出气,不会真的对她怎么样。

待她将此事遗忘差不多的某天,忽有一个中国女人敲响贺子珍的房门,正在织毛衣的贺子珍放下手中活计,起身开门。
中国女人和贺子珍一样,因个人感情问题选择留在苏联,与贺子珍的来往十分频繁,算是她在苏联最好的朋友。
心无戒备的贺子珍笑言调侃好友,问她何以这般鬼祟?女人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在,伸手大力推开贺子珍的房门,以极快速度闪到旁侧,露出藏在身后的一群陌生白大褂。
贺子珍直至此时才惊觉不对,她试图关上房门,却被白大褂死死抓住胳膊往外拽。贺子珍惊呆了,口中不住大声质问对方是什么人,凭什么无故抓她?

有一个白大褂口气傲慢地回答:“我们是精神病院的,有人说你疯了,我们来带你住院。”
他的话犹如一道惊雷瞬间劈醒贺子珍,她蓦然想到院长所言,一边奋力挣扎,一边大声喊叫“我不是疯子!”
白大褂笑了,反驳贺子珍:“哪个疯子会说自己是疯子?”
他们的动作更加野蛮,使劲儿拽住贺子珍往外走。贺子珍单手拉住门框,努力朝屋子里冲:“不行,我不是疯子,你们不能把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我还有女儿,我女儿的病尚未痊愈,她需要我的照顾,我不能离开我女儿……”

正在安睡中的李敏被吵醒,揉着眼睛起身见到妈妈和陌生人的惊险搏斗,被吓得放声大哭。小姑娘一边向门口冲去,试图解救妈妈,一边不断呼唤贺子珍。
但她的力量实在太过微弱,没等她碰到妈妈,就被白大褂推倒在地。贺子珍想要扶起女儿,却被白大褂整个架起来,强行塞到汽车里。
所有人都没看到,勇敢的李敏独自从地上爬起来,悄悄攀上窗户,跳下阳台。她们家在一楼,李敏没有受伤。她跑入森林,躲了起来。
直到一段时间后,才被儿童院的人找到,重新送了回去。

02,奋力抵抗的岁月:她极力想证明自己是“正常人”
被关入精神病院的贺子珍不知道女儿的遭遇,非常担心女儿安危,想尽一切办法向医生解释她是正常人,她家中有个生病的女儿需要她照顾,她必须出院。
但医生坚定认为“没有一个精神病人会说自己有病”的观点,强行把贺子珍的头发剃光,关入病房,每日给她喂药输液,令她长时间保持昏睡状态。
时间久了,贺子珍也慢慢醒悟过来,她开始明白,她的言语解释是无用的,激烈的反抗更是会被当作发病征兆,她若想离开精神病院,就不能再那般行事。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假装被医生驯服,成为一名听话的“病人”,乖乖承认自己有病,乖乖服从医生的安排,如此一来,医生便会觉得她的病情好转,慢慢减少对她的用药量,让她尽可能避免真的变成“疯子”。

渐渐地,医生放松对贺子珍的看管,贺子珍明面上会从护士手里接过药片与热水,顺从地吃下去。等到护士一走,她即立马从舌头底下吐出药片,偷偷销毁。
一段时间后,本就身体不佳的贺子珍又有意识向医生抱怨自己腰疼、腿疼,她试图用这种给医生找事做的方法,向医生隐晦证明她的五感和意识正在逐步恢复正常。
她的谋算没有错,医生确实一点点减少对她使用的镇定剂,并巧言暗示她:你的病已痊愈,你可以出院了。
贺子珍无比高兴,急忙询问医生该如何办理出院?医生告诉她:“我们医院有明确规定,出院必须有亲戚朋友担保。”

几乎与世隔绝的贺子珍陷入沉思,在脑海中疯狂搜索自己认识的,正在苏联的中国人。她问护士要来纸笔,写了一封求救信,然后寄给那个出卖她的中国女人。
贺子珍不知道那个女人是不是还在苏联,不知道她会不会对自己伸出援手,可她实在无人可求,只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赌一次。
时间在忐忑中悄然流逝,直至1946年夏天,贺子珍才等到离开精神病院与女儿团聚的机会。
当然,接她离开的并非那个中国女人,而是偶然知晓她下落的王稼祥。
王稼祥与夫人来苏联治病,意外从留学生口里听到贺子珍被关入精神病院的消息,急忙致信毛主席,并尽力打听详情。

一个苏联人告诉王稼祥,贺子珍因狂躁症入院,生活不能自理。王稼祥十分吃惊,询问可否请贺子珍来莫斯科一聚?苏联人问过上级后,拒绝了王稼祥。
王稼祥没有轻易放弃,执意要到精神病院接贺子珍出来。苏联人没辙,只得松口让贺子珍回莫斯科。阔别许久的母女二人在旅馆重逢,又被送到王稼祥的居所,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
晚年时,有亲戚好友好奇问贺子珍为什么会被关入精神病院,那里的生活又如何?
贺子珍泪流满面,非常痛苦表示不愿再提及那段比长征还艰苦的时日。

03,长久沉默的后来:回国后的岁月依旧与美好无关
1948年,贺子珍与女儿李敏在王稼祥等人的帮助下,顺利回到祖国。她独自一人在哈尔滨及沈阳居住工作一段时间,又去到浙江担任省妇联主席职务。1949年10月,贺子珍定居上海。
她向身边人透露,她生平只有两个心愿:一是不要因为她的曾经,便限制她的生活与自由;二是她想再同毛主席见一面,哪怕仅仅说句话,握个手也可以。
但很可惜,此二愿均未能马上实现。1954年秋,在家收听新闻的贺子珍突然晕倒入院,醒来后精神似乎出现问题,总觉得有人打算谋害她,常常陷入焦虑、恐惧的情绪中,身体慢慢衰败。
她习惯一个人木然坐在沙发上,拒绝喝水吃饭。工作人员没法子,只能拜托水静接贺子珍到她家中劝说她。

不久,得知贺子珍病情的相关部门在江西寻了一处民居,把她送到那里休养。1959年,毛主席到庐山开会,借机同贺子珍见了一面。他们聊了很久,分别时毛主席对依依不舍的贺子珍许诺,明日会再同她见面。
贺子珍信以为真,乖乖随水静离去。她并未想到,此次见面就是她和毛主席此生所见最后一面。
1976年,毛主席病故,远在上海的贺子珍悲恸大哭。1979年,在女儿李敏的努力下,贺子珍得以首次踏入北京城,与挂念一生的故人正式说了诀别。
1984年,贺子珍在上海医院病故,于沉默中走完了漫长艰辛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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