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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毛泽东的亲情世界 [打印本页]

作者: 华忠 时间: 2022-5-31 03:47:08 标题: 毛泽东的亲情世界

毛泽东的亲情世界一天一地一广仔
中央文献出版社不久前推出的《家世.家书.家风——毛泽东的亲情世界》，以人物为中心，以家书为线索，比较全面地记述了毛泽东和他的父亲母亲、妻子（杨开慧、贺子珍、江青）、子女（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和儿媳刘思齐、邵华的故事，从人性的角度，发掘了毛泽东作为政治人物的情怀。本报特摘选其中讲述毛泽东与贺子珍爱情故事的章节，以飨读者。

　　 1、贺子珍初恋不是毛泽东

　　毛泽东和贺子珍第一次见面是在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他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并得到了袁文才和王佐的地方武装的支持，从此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而毛泽东与贺子珍相识不要忘记两个人，一个就是袁文才。

　　毛泽东一来到井冈山，袁文才就把他安排住在茅坪洋桥湖一个叫谢兆瑞的人家。而此时，贺子珍也住在这个姓谢的人家，与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同住在后厅的左间屋子里。慢慢地34岁的毛泽东和18岁的贺子珍就熟悉了。而毛泽东“每次出发前都去找贺子珍，敲她的门。贺子珍说：‘有话到窗口说'，她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主席说：我要走了。她心想：你要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吗要跟我讲？当时，贺子珍很有个性，心目中已经定了一个爱人。这个人很有才华，写了一手的好字，是江西的一个领导人。但是贺子珍没有表露过。主席懂得她，她想这个人。后来主席告诉她，这个人已经牺牲了”。

　　贺子珍初恋的这个人名叫欧阳洛，是江西地区最早参加革命的人之一，当时是贺子珍的领导，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30年被捕牺牲。当毛泽东告诉贺子珍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开始她根本都不相信。“毛主席追求贺子珍很久，人家都笑他。他看中贺子珍有文化、是当地的才女，而且有性格，为了革命宁可牺牲自己的精神。”有一次，毛泽东和朱德正在开会，贺子珍也参加了。这时，敌人来了。贺子珍二话不说，自己出门骑上一匹没有马鞍的马，手上拿着两支枪，东西各放一枪，把敌人引开了。她转了一圈把敌人甩掉后，自己平安回来了。贺子珍的这股子英雄气也深深地吸引着毛泽东。慢慢地，他们相爱了。

　　 2、八角楼见证了他们相爱的岁月

　　毛泽东和贺子珍相识还不能忘记另一个叫王新亚的人。而王新亚也是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前，毛泽东和贺子珍双方都认识的唯一的一个人。王新亚是一名北伐军官，贺子珍是在江西永新认识他的。当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上井冈山的时候，王新亚却带着他的农民自卫军向湖南进发。分手时，王新亚还通过贺敏学留给贺子珍100块银元。在湖南浏阳，王新亚向毛泽东介绍了永新、安福在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情况，讲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以及罗霄山脉的地理位置。后来王新亚的自卫军与安源矿工起义，参加毛泽东的队伍，成立了第二团，起义失败后离开了革命队伍。毛泽东正是从王新亚那里得知井冈山群众基础和地形条件比较好，才决定在起义失败后投奔井冈山的。

　　当毛泽东收拢余部，带着衣衫褴褛的队伍，在井冈山和袁文才、王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毛泽东就看见了一起来欢迎他的贺子珍。一开始，毛泽东还以为贺子珍是袁文才的女儿呢！当袁文才告诉他贺子珍是永新县委的干部的时候，毛泽东看她这么年轻，很是佩服。而袁文才对“毛委员”的到来非常高兴，把埋在地下的1000块银元挖了出来，用12个竹筒子装好送给了毛泽东。

　　 1928年春天，贺子珍率队前往永新塘边村发动土地革命，与后期到达的毛泽东等人会合。在这里，她协助毛泽东完成了《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哥哥贺敏学主动把自己的住处———茅坪八角楼让给了妹妹，从此，他们的爱情在井冈山迎来了春天。

　　尽管的毛泽东和贺子珍婚姻只保持了十年，随着贺子珍出走苏联而结束，但他们患难与共的爱情，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改变，有伤也有泪，有痛也有恨。

　　 3、贺怡要为姐姐争地位

　　当年轮又过了十圈，贺子珍满身伤痕回到祖国的时候，毛泽东先是年初同意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将贺子珍从精神病院接回国，接着在5月30日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东北局妇委书记的蔡畅，请她照顾好即将从苏联回国的贺子珍。8月，贺子珍携女儿娇娇和岸青兄妹抵达哈尔滨，先在东北财政部任机关总支部书记工作，后调至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做工运工作。第二年她随机关迁至沈阳，并与妹妹贺怡会面。

　　作为毛泽东的弟媳，贺怡要为1937年赌气出走的姐姐争个名分，力劝姐姐回到毛泽东身边。贺子珍对此已心静如水，但实在拗不过妹妹的好心好意，她犹豫了。在贺怡帮助下，贺子珍和女儿娇娇分别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女儿的来信，毛泽东喜出望外，立即用电报回复了。而对贺子珍来信，毛泽东没有直接也没有那么快捷地回信。

　　贺子珍写给毛泽东的信大意是：“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九年，对国内现有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在苏德战争期间，生活艰苦，什么都要干，比长征还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现在我学做工会工作。我很感谢您对我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毛泽东最后还是回信了，这封迟到近两年的信是在1950年夏天才回复的。

　　 1949年春，贺怡与到北京商讨翻译毛泽东哲学著作的苏联教授尤金一起，带着娇娇和毛岸青一起来到北京，住进了香山的双清别墅。性格泼辣、敢作敢为的贺怡在大哥毛泽东面前毫不掩饰地说：“主席，我一是来送外甥女的，二是来给子珍姐找地位的。”贺怡觉得现在是要给自己的姐姐争个名分的时候了。毛泽东沉思良久没有回答。后来“毛泽东还是在石家庄约见贺怡，要贺怡把贺子珍找来，颇有重归于好的意思”。而且毛泽东还跟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可是，等贺怡再次带着姐姐贺子珍来到北京的时候，却没有了上次那样的顺利。当火车行至山海关，贺子珍被自称为组织部门的人在山海关阻拦，被挡在了北京的大门之外，只得在天津住了几乎一个夏天。而这一切的真相都在1949年11月21日，随着贺怡在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于长征出发时寄养在江西的儿子毛毛时遇车祸身亡，而随之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4、回到延安，毛泽东收到了她的“诀别信”

　　 1937年9月的一天，刚刚开完洛川会议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在凤凰山吴家窑的窑洞收到了妻子贺子珍的回信。信是他的警卫员从西安八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捎回来的。这封被后人称作所谓“诀别信”的信件，其实只是一块白手帕。

　　从8月20日到30日，毛泽东在洛川整整待了十天。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共军事战略应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转变”。这一转变的伟大意义，历史已经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但当毛泽东回到凤凰山窑洞时，他的那位说话快、走路也快、性子又急又爽快的妻子贺子珍已经离开家，到西安去了。人去屋空，他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道一声别，这不禁让毛泽东黯然神伤。然而，这一别，竟是22年。

　　毛泽东到洛川开会去了，凤凰山窑洞的哨兵也撤了。因为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漂亮女翻译的到来，爱跳舞的毛泽东与贺子珍的误解越来越大，十年患难夫妻开始赌气吵架。贺子珍的刚烈脾气是出了名的，从上井冈山到下井冈山，从长征到延安，身上留下17块弹片的她，连毛泽东也爱称其为“女司令”。但这次，毛泽东似乎没有迁就贺子珍，他安排贺子珍去党校学习，甚至生气地与妻子分居。这更激怒了贺子珍，她感觉：“毛泽东和井冈山、瑞金的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了”，“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因此，从井冈山就开始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贺子珍，再也不想参加或列席她不知参加过多少次的由毛泽东主持的重要会议了。

　　没有出席洛川会议的贺子珍也没有闲着，“老毛”的离开似乎让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反而安静了许多。她没有那么浪漫。要不，她怎么会当“爱开玩笑”的毛泽东在与“开放无拘无束”的美国女人“又说又笑”的时候，“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呢？毛泽东因此“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而对她来说，毛泽东首先是她的丈夫，然后才是主席。在贺子珍不服毛泽东劝告的背后，藏着的却是一颗女人脆弱又有些要强、多疑和自卑的心。一气之下，贺子珍要离开延安，要去西安，要去上海，她要去治病，要去取出身上的17块弹片，去学习文化，因为她知道在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和爱国学生涌向延安的时候，她肚子里有限的几滴墨水已经显得落伍了，她甚至觉得丈夫在“嫌弃”她了。

　　 “老毛”不在家的日子，贺子珍内心或许更多的是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因为她将要离开延安，离开毛泽东，到上海去，到世界上另一个更加闻名的红色圣地——莫斯科去，这个地方就连批评她“不懂事”的丈夫、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还没有去过。她嘴里说的是“去治病、去学习、去休息”，而内心里其实是在跟“老毛”赌气，在跟有文化的“开放的美国女人”斗气，也是自己要为自己争口气——16岁参加革命、17岁领导革命、18岁骑马挎枪走天下的她，要用先进的文化来武装自己，甚至包括学习跳舞。爱之深，情也切。她深爱着她的“老毛”，她害怕她的“老毛”疏远她离她而去。

　　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落寞地坐在吴家窑的窑洞里，在这四壁简陋、只挂着一些地图、唯一的奢侈品只是一顶蚊帐的家中，在那闪耀着微弱火花的油灯或烛光下，那个和自己一起夜里工作白天睡觉像个“夜猫子”一样勤劳无畏的妻子呢？那个夏天为他扇扇子驱蚊纳凉、冬天为他暖被生火的温柔体贴的妻子呢？那个从山上采摘新鲜的野杏自制成酸得掉牙的蜜饯的可爱能干的妻子呢？毛泽东的内心何尝不是翻江倒海？一日夫妻百日恩，更何况他们已经是十年夫妻，患难与共，生死相恋。而与贺子珍的爱情，或许与毛泽东一生所保存的对“骄杨”杨开慧的初恋的激情有着本质的不同。他怎能忘记三起三落的井冈岁月；怎能忘记八角楼的灯光；又怎能忘记自己跛着脚第一次与这个勇敢美丽的“永新一枝花”见面时，她把他化脓糜烂的双脚命令似的放在她18岁的掌心里擦洗换药；还有，她“年头一个年尾一个”为他生了十个孩子（贺子珍这次出走正怀着第十个孩子）……是贺子珍陪伴着他度过了最艰难的革命岁月和他人生的低谷并重新崛起。他多么希望妻子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于是，他赶紧给她写了封信，派警卫员立即送到西安去，并要把她接回延安来。但，贺子珍没有回来。贺子珍只是请警卫员给丈夫毛泽东捎回了一块白手帕，上面只写着四个字：“从此诀别”。

　　 5、“我一定要走，治治他”

　　对贺子珍的离开，许多人都安慰她，规劝她，挽留她。在延安，和她一起从长征路上走过来的“三十女杰”之一的钟月林（宋任穷的夫人）苦劝她不要走；在西安，林伯渠和她的妯娌钱希均（毛泽民第二任夫人）都苦口婆心地劝她；到了兰州，毛泽东的老朋友谢觉哉、王定国夫妇又是好言相劝；再到乌鲁木齐，贺子珍的好友彭儒、陈正人夫妇受毛泽东委托，再次挽留。然而，这一切怎能挡得住这个年仅28岁，外表上看起来“简直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妇”，但“反抗的火焰毫未消灭”的“女司令”呢（斯诺语，1936年）！毛泽东内心深处依然挂念着贺子珍，他把贺子珍送给他的白手帕一直珍藏在自己的铁箱子里，珍藏在自己心灵的深处。他没有怨恨她，或许还有一丝歉疚，贺子珍的离开成了他心中一个隐隐的痛。许多年以后，住在中南海的毛泽东还曾多次跟别人说起他与贺子珍的感情，“唉，她那次就是要走，听不进我的话。我哭了，怎么劝怎么说也没有制止她……”

　　毛泽东动员了自己能够动员的力量，再三挽留贺子珍。但一意孤行的贺子珍还是毅然决然踏上了异国的土地。从延安到西安，从西安到兰州，从兰州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到苏联再到莫斯科，贺子珍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贺子珍哪里想得到，命运竟然跟她开了一个玩笑———为了天长地久，却失去了曾经拥有。

　　在西安，刚刚从上海回来的毛泽民和钱希均夫妇告诉贺子珍淞沪抗战已经爆发。这应该给本想去上海的贺子珍改变主意提供了一个机会，但“好马不吃回头草”的贺子珍却因此要改道去莫斯科。为了劝其回心转意，和她从瑞金就一起并肩战斗的钱希均同她挤在一张床上，妯娌俩彻夜长谈。钱希均劝贺子珍“回到大哥身边去”，说：“您走了，娇娇这么小，谁管啊！”贺子珍赌气说：“他管嘛！”钱希均接着说：“大哥谁管啊？”贺子珍不说话。钱希均开玩笑吓唬她说：“听说，一些延安的女青年专门找长征干部，你不怕你走了，有人去找他？”对此，贺子珍淡然一笑，似乎有些不以为然，说：“他爱我，我走到天边他也爱我；他不爱我，我天天在他身边，他也不爱。”几十年后，钱希均每每回忆起这番谈话，总是感叹不已，说：“贺子珍人很聪明，可性情太犟，谁会料到后来的变化。她还是太年轻了，想不了这么多，顾不了这么多！我们当时都太年轻了！”但即使如此，年轻气盛的贺子珍，临行前还是托钱希均给丈夫毛泽东带去一条被子，仍然担心她的丈夫“盖得太薄了”。钱希均就劝她：“你这么惦着他，这又何苦来！”贺子珍回答说：“生孩子生怕了，我要去治病，取弹片，做绝育手术，好好学习。我一定要走，治治他！”她还对钱希均说：“等我两年。”

　　 6、红毛毯陪伴她度过难熬的十年

　　尽管随着1938年第10个孩子儿子廖瓦的出生和夭折，以泪洗面的贺子珍开始意识到一年前的冲动和任性将会给自己带来惩罚性的后果，慢慢回心转意的她还是深情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且附上自己在兰州照的相片，托回国的战友捎给丈夫毛泽东。然而，她没有得到回音。真的过了两年，1939年8月，就在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到苏联治疗臂伤的时候，带来了“老毛”的回信：“自珍（贺子珍原名贺自珍）同志，你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人自伤心水自流。面对丈夫如此委婉地提出分手，贺子珍纵是心曲千万端，悲来与谁说？

　　从此，贺子珍更加孤独无望。这位当年在井冈山和长征路上叱咤风云的“女司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人生折磨。除了1941年毛泽东托朱德之女朱敏将他们唯一幸存的女儿娇娇（李敏）送到莫斯科，母女在异国有了短暂的团聚之外，贺子珍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甚至从1941年秋天开始到1947年春天结束，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贺子珍在被疏散到莫斯科郊外的伊万诺沃市，因与所在的国际儿童院发生冲突之后，竟然被当做疯子送进了精神病院，长达六年之久！而当她离开疯人院的时候，她离开毛泽东已经是第10个年头。而在这10个年头里，抗日战争早已胜利结束，她的丈夫毛泽东已经指挥他的人民解放军控制了大半个中国，苍茫大地已经是我主沉浮！三千六百个日日夜夜的煎熬，贺子珍度日如年。

　　好在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在这紧急的关头，以闪光的一笔为贺子珍也为历史打开了一扇迎接曙光的窗户。当王稼祥把贺子珍在苏联的遭遇电告毛泽东并请示是否由他们夫妇带贺子珍母女回国时，毛泽东亲自复电“完全同意”。从西北走出国门的贺子珍终于从东北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此间，她的父亲母亲相继离去，但都受到了毛泽东的厚遇，生前亲自照料，身后为老人送终立碑。对此，贺子珍感激不尽，她写信告诉毛泽东：“我很感谢您对我的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1947年回国后，贺子珍就住在哈尔滨。这个时候的贺子珍并没有想去见毛泽东。她或许只想让时间来抚平昨日所有的创伤。但过去的又怎么能够就这么让它过去呢？10年来，贺子珍一直珍藏着一条红毛毯，哪怕就是被关在疯人院的时候，她也没有丢失———因为这条红毛毯是她和丈夫毛泽东共同盖过的！她把红毛毯和女儿一起带了回来。红毛毯给了她多少美好又忧伤的回忆，红毛毯又陪伴着她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给了她继续活下去的温暖和力量！

　　 7、在收音机里听到他的声音，她晕了过去

　　而同样也是1947年，开始担任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李银桥，有一次拎着毛泽东的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某些部位补丁摞补丁又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说：“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做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了。”毛泽东接过衣服，一边“小心翼翼地放在大腿上，像抚摸伤病员一样抚摸那件旧衣，抚平上面的皱纹”，一边跟他说：“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李银桥发现“毛泽东眼圈忽然湿润了，茫然地望着那件旧衣沉入静静的回忆。片刻，他又历数出旧衣的几件‘功劳'，叹口长气：‘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毛泽东说这些话时，“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是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毫无疑问，毛泽东仍惦念着贺子珍。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贺子珍回国后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是罗荣桓帮助她拍的电报，目的是请求“老毛”批准她正在华东前线作战的哥哥贺敏学来东北手术治疗战斗中体内留下的两颗子弹。“老毛”隔了一天就回了电报：子珍：

　　来电收悉。华东战局紧张，急需敏学在职就位。现在无法前来治疗，以后有机会再予考虑。

　　电报是罗荣桓叫秘书念给贺子珍听的。贺子珍听完毛泽东的电报没有吭气，许久之后才告诉她的嫂子李立英说：“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尽管“老毛”没有同意她的请求，但“老毛”的来电还是令贺子珍兴奋不已。这个时候，贺子珍也开始了新的工作，开始了新的生活，甚至还曾想过再婚。但尽管这样，贺子珍仍然有两大心愿：一是不要因为她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她给“禁”起来；二是她想见毛泽东一面，说句话，握握手就行。

　　 1948年，妹妹贺怡在沈阳的相见，再次鼓舞着贺子珍分别用中文和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自己在苏联过的日子“比长征还要苦”。但这次毛泽东没有很快回信，而是在一年后的1950年夏天才回复说：

　　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贺子珍是在天津收到已经从西柏坡搬到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居住的毛泽东的这封回信的。此前，她本是和女儿娇娇、毛岸青、贺怡一起进京的。但就在行至山海关时，贺子珍被组织部门挡在北平的门槛外面，只能在天津守望，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此后，贺子珍被安排在上海休养。1953年毛泽东约见贺敏学时，曾提出让贺子珍再婚。带着妹妹一起扛着大刀长矛上井冈山闹革命的贺敏学，深知妹妹的性格，他告诉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年后的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话的录音通过电波反复播放，传遍大江南北。已经17年没有听到毛泽东声音的贺子珍，在收音机里偶然听到了她朝思暮想的“老毛”那熟悉的湖南口音，她竟然一下子僵坐在椅子上晕了过去，直到第二天才被人发现。而开了一夜的收音机，已经烧坏了。

　　 8、22年后庐山相会，贺子珍未语泪先流

　　这一次，得知贺子珍病倒的消息后，60岁的毛泽东在女儿李敏面前第一次流下了泪水。经历过太多生离死别的毛泽东托女儿给贺子珍带去了一封信，劝她要听医生的，看病吃药，不要抽那么多的烟。毛泽东的来信胜过任何良药，这次，痴情的贺子珍听了毛泽东的话，病情很快恢复。在北京学习、工作的女儿李敏就这样成了母亲与父亲之间的信使，来往于北京与上海之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委托女儿给贺子珍捎来了一块白手帕。这块已经泛黄发旧的白手帕，是毛泽东一直用着的。而对女儿每次的上海探母之行，毛泽东都要为李敏亲自打点行装，备好各种北京的土特产品。有一次，毛泽东得到一条好烟，自己拆开一包抽了几根，但他后来还是省下来让女儿连同已经拆开的这包一起全送给了贺子珍。同样，李敏每次回京，贺子珍总会让女儿大包小包地带上“老毛”当年爱吃的在北方又不易买到的时鲜蔬菜。据李敏回忆，有一次，母亲贺子珍还特别请她给父亲带去一个耳挖勺。因为贺子珍知道毛泽东是个“油耳朵”，喜欢掏耳朵。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

　　女大当嫁。被毛泽东视作“洋宝贝”的女儿的婚事牵动着身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在上海的贺子珍。1958年，当女儿领着自己的男友走进中南海的丰泽园时，毛泽东不动声色地端详了一下这个名叫孔令华的英俊小伙儿，父女只是相视一笑。对这个未来的女婿，毛泽东同意了。但毛泽东主动跟李敏说：“你们的事，是个大事。我同意了，还要征得你妈妈的同意。如果你妈妈没有意见，你就跟小孔去见他的父母。俗话说：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哩！我的娇娃不丑，更要见公婆。”而此时已经搬到南昌休养的贺子珍同样告诉女儿：“你爸爸同意的，我就同意。”

　　时间的脚步终于走到了1959年。这年夏天，新中国的历史在江西庐山这座著名的“政治山”上又发生了一次惊人的“政治地震”———庐山会议召开了，彭德怀因为“万言书”从而“靠边站”了。但这次会议的召开却给毛泽东与正在南昌休养的贺子珍的会面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缘。而创造这个机缘的正是当年力劝贺子珍走下井冈山的曾志。早在1937年，当贺子珍前脚离开西安，曾志就后脚走进西安，两人遗憾地擦肩而过。一到延安，曾志就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主动地把贺子珍之所以出走并且自己极力挽留的前因后果跟曾志说了，并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同22年前一样，随同丈夫陶铸（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来参加庐山会议的曾志，在南昌看望了贺子珍之后，一回到庐山，她就去见毛泽东，并告诉他看望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极其真挚地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夫妻嘛！”同时，毛泽东请曾志对在江西挂职锻炼的副省长汪东兴讲：“乘江青还没有上山之前，将贺子珍接来。”毛泽东还细致地指明具体时间是“晚上两点，当卫士封耀松值班时再来”。

　　在汪东兴的安排之下，“毛贺会面”由曾志和时任庐山会议江西接待委员会主任的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毛泽民的第三任夫人，毛远新之母）负责。后来，因陶铸怕江青知道后生发事端，曾志的任务改由杨尚奎（时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夫人水静承担。1959年7月9日晚，毛泽东和贺子珍终于在分别了22年后相见了。地点就是蒋介石为夫人宋美龄建造的著名的“美庐”。庐山会议后的8月23日，刚刚回到北京才一天的毛泽东就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为自己的“洋宝贝”女儿主持了婚礼，这是他在庐山相会中答应贺子珍的。而在庐山上，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帮助“毛贺相会”的几位女性，前后两次在“美庐”请她们吃饭———第一次请的是曾志和朱旦华，四个菜；第二次请的是曾志、朱旦华和水静三个人，六个菜，毛泽东还陪三位夫人喝了一杯茅台酒。辣椒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贺子珍是在水静和卫士封耀松一左一右搀扶着走进“美庐”二楼的客厅的。22年，夫妻再相逢，贺子珍这一年整整50岁！毛泽东66岁。

　　贺子珍似乎有些恍恍惚惚，话未出口泪先流。面对不停哭泣的贺子珍，毛泽东把茶水端到她面前，轻轻劝慰道：“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在毛泽东询问了她的身体、生活情况后，毛泽东告诉她现在“比以前更忙了”。在一问一答中，当毛泽东得知贺子珍在苏联的遭遇后，不禁轻轻叹了口气说道：“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贺子珍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短短的90分钟的会面，没有相拥而泣，亦没有握手言欢，只是临走的时候，贺子珍拿走了毛泽东的香烟和安眠药。因为拿走的安眠药有三种，必须按顺序服用，错服会出事的。毛泽东赶紧叫卫士封耀松打电话给水静，第二天早晨当他得知安眠药已经要回后，连连说：“好！好！”但事后毛泽东告诉曾志，说贺子珍“不行了，她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这出乎曾志的意料之外，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其实，对于贺子珍，在分别22年后才见到她深爱的丈夫，早已是无语凝噎，一切又该从何说起？

　　 9、纪念堂里，她紧紧咬着那块白手帕

　　最能说明毛泽东依旧惦念贺子珍的，或许正是他在庐山会议期间默写白居易的《琵琶行》。如今，“美庐”的一层展厅里就展示有毛泽东的手书《琵琶行》的复制品。但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书写中漏掉了六句四十二个字：“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毛泽东如此手书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不得而知，但在相隔22年的“毛贺相会”之后，革命家毛泽东的理性或许已经被诗人毛泽东的浪漫情怀所打动吧？毛泽东的外孙女东梅还举例，外公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还曾多次默写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诗句，比如《锦瑟》，比如《相见时难别亦难》等。尽管此后毛泽东和贺子珍都分别两次和三次登过庐山，但他们此后却再也没有相见，一别竟成永别！

　　 1970年，毛泽东最后一次登上庐山。在“芦林一号”，有一次他和服务员聊天，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贺子珍对我最好，长得也漂亮。她后来有病，老怀疑别人害她，谁都怀疑，但不怀疑我。”此后，贺子珍安安静静住在上海湖南路一座幽静的花园里。花园里种有腊梅花，这是毛泽东喜欢的，贺子珍不准任何人摘。但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国人一下子变得迷茫起来，好像轮船失去了舵手和方向。在东梅的记忆中，似乎只有外婆贺子珍出人意料地异常冷静，她叉着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主席身体不是很好吗？怎么，一下子就走了？”显然女儿对妈妈隐瞒了爸爸的病情。东梅在书中记述了外公毛泽东病重时，妈妈李敏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情景：毛泽东已经不能说话，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用左手拇指与食指在女儿面前画了个“圆圈”。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有人说毛泽东在女儿李敏面前的这个动作，指的是贺子珍。因为贺子珍的生日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所以就有小名叫“桂圆”。而1976年的9月8日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毛泽东恰恰在贺子珍生日的第二天凌晨时分离开了这个世界。

　　三年后的1979年，新中国迎来她30岁的生日，贺子珍也迎来她70岁的生日。卧病在床的贺子珍想到北京去，想到她的丈夫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以鲜血和生命建起来的新中国的首都看一看。女儿女婿自然满足了老人的心愿。9月8日，坐落在世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静悄悄地迎来了最特殊的一位嘉宾———毛泽东的患难妻子贺子珍。贺子珍坐在轮椅上，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向毛泽东敬献了花圈，上面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时隔庐山相会又整整过去了20年，贺子珍再次见到了她的“革命战友”，她的“老毛”……贺子珍下定决心听从亲人和医护人员的提醒：不能哭。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她真的没有哭！经历了人生的至乐、至苦、至恨、至爱的贺子珍，紧紧地用牙齿咬着那块毛泽东送给她的白手帕，强忍着不哭出声来，而滚动在她眼里的一滴泪，怎么也掉不下来！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贺子珍嘴里紧紧咬着的这块白手帕，是不是42前的1937年她送给“老毛”的那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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