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处逢生，北上陕北，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生死抉择与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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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处逢生，北上陕北，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生死抉择与历史必然                                                                      2026-01-16 07:45                                        

发布于：北京市
   
                                    

毛泽东端详着从哈达铺邮政所搜集来的《大公报》，报纸边缘已被磨损，上面的新闻却为他揭示了一条新的生路。

哈达铺，这个陇南小镇的邮政所里，红军战士无意中翻找到的1935年7月底至8月初的《大公报》，披露了一个重大信息：陕北不仅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五军，还保有“六七个县域大小、十数万民众的苏区根据地”。

当时的中央红军刚经历腊子口激战，全军上下弥漫着对前途的迷茫与不安。站在破败的关帝庙院里，毛泽东面对着团以上干部宣布了这一发现。

他的声音回荡在院中：“感谢国民党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那里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

长征途中的迷茫与五次落脚点变更

长征的出发点是明确的，但目的地却一直模糊不清。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时，指挥层心中“没有底”，只是“边走边看，不断地调整变更预想目标和战略空间”。

寻找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成了这支疲惫之师的最大期盼。红军选择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湘西，计划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湘江战役的惨烈改变了这一切。

人员减半，元气大伤的中央红军被迫调整计划，把目光投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长征的转折点，但并未解决“去往何方”的根本问题。红军的第三、第四、第五个落脚点计划相继出台又相继放弃，每一次变更都伴随着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堵和激烈战斗。

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计划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国焘的阻挠，这一计划化为泡影。张国焘率部南下，而中央红军不得不独自北上。

此时的红军就像是失去方向的大雁，在广袤的中国西南、西北天空中盘旋寻找栖身之所。

哈达铺的意外发现与关键决策

1935年9月17日，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镇。这个小城成了红军命运的转折点。部队进驻哈达铺后，红军官兵获得了难得的休整机会。

毛泽东特别命令侦察连注意收集“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聂荣臻很快在一名敌少校副官携带的物品中，发现了一张《晋阳日报》。报纸上记载了陕北刘志丹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余人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后续从哈达铺邮政所中找到的一摞天津《大公报》，提供了更详细的陕北红军活动情况。这些报纸之所以会出现在偏远的哈达铺，是因为这里盛产当归，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

这些商人订了家乡的报纸，以了解家乡情况。哈达铺邮政代办所的报纸种类因此异常丰富。

9月22日，哈达铺关帝庙院内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向陕北进军的决定。这位红军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陕北的红军力量和地方组织，将为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提供喘息之地。

这些报纸不仅报道了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情况，还透露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已与红二十六军在陕北会合。这两个消息合在一起，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看到了新的希望。

陕北红军的坚守与根据地的基础

中央红军决定前往陕北时，那里的革命力量已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在陕甘边界的革命斗争，早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根据地。

早在1933年夏，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时任省委委员、秘书长的贾拓夫就已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陕西的详细情况。他写了一份长达48000字的《陕西工作报告》，涉及军事、农业、抗日运动等多个方面。

贾拓夫后来随中央苏区转移，并在长征中担任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他的存在，为中央红军了解陕北情况提供了直接渠道。中央领导人多次听取他对陕西情况的介绍。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于1935年9月先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这支队伍的会合，使陕北根据地军事力量大增。他们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巩固了根据地，为党中央将革命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

正是陕北这支“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万里长征的各路红军提供了期盼已久的落脚点。

北上的艰险历程与吴起镇的抵达

决策确定后，中央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这支部队开始了向陕北的最后征程。

1935年9月23日，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为阻止红军会合，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由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国民党军的“剿共”作战。

红军利用国民党军部署上的空隙，以急行军方式穿越封锁线，于9月26日安然渡过渭河，次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

榜罗镇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这个决定改变了俄界会议上关于红军经过陕北到靠近苏联边界创造根据地的计划。

在向陕北进发途中，贾拓夫率领一个连的战士携带电台先行寻找陕北红军。仅用一周时间，他就在甘泉的下寺湾遇到了前来迎接的红十五军团领导人。

贾拓夫与他们沟通后返回，引导中央红军向吴起镇进发。1935年10月8日，陕甘支队分两路进入陕西定边县境内，一路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骑兵发生激烈交火。

在铁角城战斗中，彭德怀曾救下叶剑英。国民党骑兵瞄准叶剑英的瞬间，彭德怀大喊“危险！”一把将他按倒，子弹擦头而过。这样的险情在长征最后阶段屡见不鲜。

中央红军初到陕北的困窘与希望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终于抵达保安县吴起镇。时任红军长征干部团老战士的成仿吾后来回忆道：“傍晚，刚吃过晚饭，司令部命令各纵队都进驻吴起镇及附近村落。大家听到这个命令，莫不十分高兴，因为就要回到红区了。”

很多红军战士“像小孩一样，连跳带跑，直往吴起镇跑去”。然而当部队进入吴起镇时，却发现群众误以为是匪军又来骚扰，已经“仓惶逃避一空”。

战士们在街上和窑洞内外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的标语，确定已到达陕北红区。“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说。

初到吴起镇的红军首先清扫街道，贴上“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等标语。当地支部书记与乡政府主席回来后，与战士们热情相拥。

吴起镇的革命氛围和地方组织为中央红军提供了急需的休整环境。由于长时间行军作战，红军队伍“革命斗志依然昂扬，但是身体已经疲惫不堪”。根据地人民“倾囊相助，筹集粮食、缝制棉衣、救治伤员”。

毛泽东曾感慨道：“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将陕北描述为“落脚点和出发点”。对于刚刚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而言，陕北不仅提供了物理上的休憩之地，更为革命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

陕北的地理优势与战略安全

陕北成为相对安全的根据地，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有利于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

这种地形使国民党重兵难以展开大规模围剿，而熟悉地形的红军则能灵活机动，化整为零，与敌人周旋。红军经过长期战斗，已经摸索出一套适合复杂地形的战术。

毛泽东等领导人多次强调陕北地形对革命的重要性。1947年，面对胡宗南大军压境，中共中央讨论是否撤离陕北时，毛泽东曾指出：“陕北群众好，地势也好，安全是有保障的。”

陕北不仅地形有利，其地理位置也具备战略价值。向北可联通蒙古，向西可进入甘肃、宁夏，向东可威胁山西，向南则可图谋关中。

这一地理位置使陕北成为连接华北、西北的重要枢纽，同时也便于与苏联保持联系。考虑到当时的国际环境和苏联对中共的支持，这一因素不容忽视。

同时，陕北背靠黄河天险，当形势不利时，红军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这为红军提供了战略回旋余地。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要是党中央离开陕北，老百姓会以为我们甩手不管了，恐怕难以稳定人心啊。”

陕北的地形和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当时中国少有的既能有效防御又能灵活出击的革命根据地。

与陕北红军的整合与力量壮大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与当地红军的整合成为当务之急。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这一整合不仅仅是军事上的统一，更是组织体系、指挥结构和革命理念的融合。中央红军的到来，带来了更为完善的组织结构和更为成熟的战略思想，而陕北红军则提供了稳固的根据地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指挥下，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场胜利巩固了陕北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在陕北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

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东征山西不仅扩大了红军影响，还筹集了急需的物资；西征甘肃则打击了地方军阀，扩大了根据地范围。

与此同时，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开始长征，1936年7月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经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努力，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的全面结束。三大主力会师使红军力量得到极大增强，陕北根据地成为全国红军的总后方。

此时，陕北已不仅仅是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更成为全国革命力量汇聚的中心。各路红军的到来，使陕北根据地成为中国革命新的战略支点。

群众基础的深厚与民心所向

陕北根据地能够保持相对安全，与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密不可分。早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领导的陕北红军就已与当地群众建立了鱼水关系。

陕北土地贫瘠，人民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土壤。陕北红军实行土地改革，废除苛捐杂税，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群众积极参与红军，提供情报、粮食和兵源。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继续推行土地政策和群众路线，进一步巩固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毛泽东曾指出：“我相信人民的支持才是最大的安全。”

长征期间，无论多么困难，红军始终严守纪律，维护群众利益。在云南马龙县，周恩来的警卫员找来包谷面和鸡蛋，周恩来得知来不及付钱，立即命令送钱给老乡。

在元谋县腊甸村，红军战士吃过路边西瓜后，留下了100多个铜板。渡江先遣连吃了路边铺子里的点心后，事务长包好银洋并留下字条。

这些看似微小的事迹，却深深打动了沿途群众。红军到达陕北后，继续发扬这一传统。人民群众也用实际行动支持红军，提供粮食、制作军服、救护伤员。

据延安大学泽东干部学院副院长高凤林分析，陕北“具有浓烈的革命氛围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是红军能够在此立足的重要因素。

正是这种深厚的群众基础，使陕北根据地能够在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中屹立不倒。群众为红军提供情报、粮食和兵源，形成了军民一体的防御体系。

革命理论的成熟与领导核心的确立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相对幼稚的革命政党，成长为一个拥有成熟理论和坚强领导核心的革命力量。

这一转变的关键节点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会议解决了党内关于军事路线的分歧，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这一转变在长征途中逐渐显现出效果，使红军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战略。

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领导体制。毛泽东在此期间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为党的思想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党的领导集体也逐渐成熟。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各司其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集体领导。这种领导体制既保证了决策的高效，又避免了个人专断。

毛泽东曾在枣林沟会议上表示：“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 这段话反映了他对责任的担当，也体现了领导集体的分工协作。

革命的成熟不仅体现在领导层面，也体现在基层组织建设和军队建设上。陕北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党的建设，完善了组织体系，提高了党员的素质和能力。

军队方面，红军开展了整训运动，提高了军事素质和政治觉悟。同时，加强了与地方武装的整合，形成了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系。

这种理论与组织的成熟，使陕北根据地不仅在军事上更加稳固，在政治上也更具凝聚力。它为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历史必然性与时代意义的思考

长征最终选择陕北作为落脚点，看似偶然，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从表面看，这一选择源于哈达铺的几张旧报纸，但深入分析，陕北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成为革命根据地的可能性。

陕北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群众基础深厚，革命热情高涨；临近抗日前线，有利于实现北上抗日目标。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陕北成为当时中国最适合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地方之一。

毛泽东曾形象地将长征比作“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长征不仅是一次战略转移，更是一次革命理念的传播和革命力量的锻炼。

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如此惨烈的牺牲，锤炼了红军的意志，也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长征精神的核心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这种精神不仅支撑红军走完长征，也成为中国革命不断前进的动力。

长征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最危急的关头转危为安，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到达陕北后，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是“党极为宝贵的精华”，成为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

陕北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革命经验，完善了理论体系，锻炼了干部队伍，为后来的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从陕北出发，中国革命最终走向全国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