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浪淘沙 于 2014-7-16 06:12 编辑
清代婚娶趣事（下）
婚姻重财 清代是一个婚姻重财的时代，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一定身份和经济实力的男性，一婚再婚，纳妾、买婢，都是十分容易的事情。比如上面的故事中，一个70多岁的老翁，因为巨富，同时娶了佃户的两个女儿，并不是很困难的事。 婚姻重财在清代成为一种社会风俗，清人龚炜在《巢林笔谈》中说，本来婚姻是"继祖宗之嗣，合二姓之好"，婚礼的原则是讲究门楣对称，男女以贤德为最重要，财富只是其次的东西。但江苏等地的风气，男方只看重嫁妆丰厚，女方只管索要聘财，至于男女双方的人品，往往就不管了。甚至有双方写定草帖，讲好条件，然后缔结婚姻，结婚的礼书竟成了商品交换的契约，"礼书竟同文券"，实在是秽亵太甚了。道光十九年，在当地当总督的裕谦发布了整顿风俗的"训俗条约"，专门提到了当地婚姻重财的恶习：婚姻双方"但以夸多斗靡为事"，男方务求女方妆奁丰厚，"金珠彩币必求充篚盈箱"。女方重彩礼，"花轿珠灯必欲填街塞巷"。"于是有索开门钱者，有索盘头费者，种种陋习，不可枚举。"有时男女双方为了面子，甚至约好了制造有大量彩礼与嫁妆的假象，"掩人耳目"。更有强抢硬娶、悔亲改适等案件发生。导致男女婚嫁不得其时，旷男怨女，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清）余治：《得一录》卷15之四。 清人袁枚《随园诗话》中有这么一个故事。乾隆间浙江仁和县一户姓高人家的女儿，与邻居何某日久生情，但她的父母却把她另许了别家。到了快要迎娶的日子了，女孩找了个理由叫何某外出，自己在家中自缢而死。何某归来，痛不欲生，就用这女孩上吊的绳子自缢而亡。高、何两家都认为子女不肖，不肯收殓入土。县令唐某是个风雅之士，捐资安葬了两人。有人为这两个痴情的年轻人写诗，但袁枚觉得很难下笔，两人痴情可悯，但不服从父母之命却是越礼。袁枚的女弟子为之赋诗曰： 由来情种是情痴，匪石坚心两不移。 倘使化鱼应比目，就令成树也连枝。 红绡已结千秋恨，青史难教后代知。 赖有神君解怜惜，为营鸳冢播风诗。 袁枚认为，后四句八面玲珑，很是得体，既保全了死者的名声，也赞扬了县令为之营葬的义举。可是又有谁知道，那时的这种婚姻制度拆散甚至戕害了多少多情的儿女呢？ 上述是一桩有情人不能成眷属的故事，也还有因未婚夫家贫而被逼改嫁他人的例子。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中有这么一则故事：乾隆时嘉定有个叫秦大成的书生，奉母至孝，续娶某家的女孩，成婚之日，女子哭泣不止，秦就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女子以实相告，说自己已经许配了一家人，只是父母嫌男方家贫，逼迫她改嫁，这才被逼嫁到了秦家来了。秦是个好心的书生，闻听此事，对这女孩十分同情，急忙把女子的未婚夫找来，令其即日成婚，并赠送了一笔嫁妆给这女子。后来，由于秦大成的行孝和好心，他最后考中了进士。书中说秦大成"德行格天，有此美报"。故事中因嫌男方家贫而悔婚改嫁，正是婚姻重财的风俗之下的历史悲剧。 也有因悔婚而致死人命的事件。《巢林笔谈》的作者龚炜的家乡江苏昆山，曾有一女子，家里已经接受了男方的聘礼，但女子觉得对方是"人奴"，是给别人家当下人的，属于贱民之列，誓死不嫁。临嫁之期，剃发出家当了尼姑。结果，男方失了聘财，无力另娶，男方的父亲一气之下病死了。（清）龚炜：《巢林笔谈》卷4，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9页。当然，如果两家财力相当，即使是出现误娶，也不会成为大的问题。嘉定城有两户人家，同一晚上都举办婚礼，迎亲的轿夫等人喝醉了，路遇时因为争道发生纠纷，把迎亲的轿子停在路旁，争斗中把灯也弄灭了，仓促之中把轿子也抬错了。结果是甲家的新娘嫁到了乙家，乙家的新娘被送到了甲家。第二天两家人互相探信时才发现出了大错，告到县里。县官认为婚都已经结了，只能将错就错，各自认账，把出错的轿夫打了棍子了事。好在事后几家对比婚娶各家的聘财与嫁妆也差不多，就未再纠缠下去。这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婚姻只重家世钱财，也是案子能如此了结的原因之一。（清）龚炜：《巢林笔谈》卷3，第56页。龚炜认为，大量的贫寒人士难以成婚，主要原因就是人们过于重视财产。他说，太仓县有个叫张海山的人，为他的儿子聘苏氏之女，以白银二两、《大学衍义》一部为聘礼，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贫士法此，便不难于婚娶"。（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第184页。但这种情况也只是个别事例，龚的说法也只表明了在婚姻重财背景下贫困士人的良好愿望罢了。 因无力婚娶而出现的强行抢亲的情况在各地也时有发生。一些地方，贫困娶不起妻子的人甚至联合起来，强抢刚死了丈夫的寡妇为妻，据说这寡妇如有儿子，则一般不会强抢，以免激起众怒。也有寡妇被贪图彩礼的夫家人强逼出嫁的情况，但这类事在当时都是不合礼法规范的，极易引发纠纷，造成社会问题。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两家都不富裕，为了避免高额的婚娶费用而实施假抢亲的事情。《清稗类钞》中有个假"抢亲"的故事：绍兴人张阿福寓居杭州，从小就聘定了王氏之女，但张很穷，到了30岁了，也没钱娶王氏之女成亲，女子也有27岁了。王氏的母亲屡次叫媒人催促他快些迎娶，媒人说，张阿福太穷，怎么办？王氏说，他穷我也穷，没办法就只有抢亲了。阿福听说后大喜，双方约好日子，阿福找了一帮人把女子抢了回家，王氏假装女儿被抢，慢慢地叫了一帮邻居去找，等赶到张阿福家时，婚礼都已经举办了。媒人还装模作样地劝解道，事已至此，也不好再说什么啦，叫他们明天来谢罪就是了。王氏也假装悻悻而归。此类抢亲实是在婚姻重财风俗下出现的啼笑皆非的故事。 有清一代，婚姻重财为普遍现象，不独江苏、浙江等地，其他地区亦所在多有，尤以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为甚。如广东"订婚，先议聘金，曰礼事，如礼饼若干斤、回门烧猪若干头是也"。而婚礼所用"仪仗之鲜明，灯彩之富丽，诚各省所不及也"。潮州人嫁女，以葛布办装，以家资的贫富来定布的多少。其中极精细的，称为"女儿布"，用来送给夫家。 嘉、道间，有一位地方大员甚至把嫁女做成了一种生意。此公作为地方上的高官，喜欢与富人交往，而后把族中亲戚的女儿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与富室联姻，大索聘金，动辄巨万。而富人则以与高官攀亲为荣，到处炫耀。 当然，事情也有另一面，洪洞县人韩承宠，娶了山西巨富亢氏之女，得嫁妆至数万两银元之多。后来韩还当了济南同知。 在婚姻重财的风气之下，发生了无数光怪陆离的故事。究其根源，是很早以来，中国农业社会的女性就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从属的地位。中国婚姻制度中，婚姻是两个家庭、两个宗族之间的事，有时甚至是两个邦国之间的事。男性婚姻的当事人对自己的婚姻本来也没有多大权力，更不用说女性了。 其间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女性在婚姻中具有商品的性质，成为被买卖的对象。婚姻的最高原则是生育后代以继宗嗣，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买来的生育工具。明清时代，礼教对女性的束缚不断加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婚姻重财的倾向更为严重了。清代婚姻重财的主要方面是女性成为一种商品，女方家庭索要高额聘礼，婚姻中女性被买卖的情况更为严重了。另一方面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男性家庭着重女方嫁妆的情况也有很大发展。婚姻双方成为买卖双方，女方往往希望男方饶于家资，首重一次性取得多年抚养女孩的报酬，然后才考虑女儿出嫁后的生活保障，至于婚姻当事人双方有没有感情，一般不在考虑之列；男方在付出高额聘礼代价时，也会考虑回报，如女方的家世对自己家族有没有帮助，女方的嫁妆会不会给自家带来一定的补偿乃至收益等。同样地，男方一般也不考虑婚姻当事人之间的情感问题。这在今天的人们也许难以理解，但在当时，却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之事。 清人李光庭《乡言解颐》卷3讲了这么一个笑话，颇有意味。说有一对夫妻，以卖烧饼为生，一天观看门口送嫁妆的人群路过。丈夫说："这一副嫁妆肯定值五百两。"妻子不同意，说："最多值三百两。"两人争执不下，当街打了起来。妻子打不赢，改口说，给他加上五十两。丈夫仍然不依，妻子又说，"就算他值四百两好了。"旁边有人劝解说，只顾打闹，看烧饼都焦了。丈夫的回答很有意思："焦了一炉烧饼不算什么，埋没了人家一百两银子，情理难容。"这个故事于嬉笑之中，把当时人婚姻重财的情况表露无遗。 处女、闹房与性教育 清人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3讲到直隶永平府婚俗，女子出嫁之日，其家往往要派人到夫家打探消息，如果次日一早，夫家鼓乐喧天，宾客杂至，则大喜；否则"女家为之丧气"。何以如此？原来，当地风俗，新婚之夜，要查看新娘是不是处女，如果是，婚礼一切照常进行；否则，夫家动静杳然，新娘是不是为夫家所接受，女家不敢争，悉听夫家处置。一次，有王姓人家嫁女于李姓，李家以新娘相貌不好，很不满意。新婚次日，借口女子不是处女，不举乐，叫媒人把女子送回了娘家。这女子从小失去了母亲，与哥嫂同住，嫂子知道这女子肯定不曾与男子有过肌肤之亲，悄悄问明女子新婚之夜的情况，原来新郎并未与之同房。嫂子说，如此，怎么证明我们家小姑不贞呢。于是把此事告到了县里，县官派人验证，这女孩果然还是处女。于是判令李家鼓乐齐奏，把女子迎回家中，保全了这桩婚事。 曾国藩孙女的婚礼 纪晓岚讲了这么一件事：无锡地区有个焦氏女子，已聘于人，有人看上了她，想要娶她为妾，于是到聘她的夫婿家散布流言，说她不贞，在外面有相好的了。婿家于是提出毁婚，焦氏之父就告到了官府。无奈散布流言的人布了局，不仅有证人，而且有承认与女子相好的"奸夫"。焦氏见事急，请邻家老妪把她带到婿家，面见了未过门的婆婆。焦氏说，与其见官，在官媒面前出丑，不如就在您面前出丑吧，女子贞与不贞可以请您亲自来验证。于是关门脱衣，请婆婆亲验。果然，这女子还是处女，案子不审即明。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13，天津古籍书店1980年影印本，第1页。 这个故事今人看来或许有些奇怪，实际上它却是清代极普通的风俗，不独永平府与无锡，全国汉族地区普遍存在。那时人们倡导女子贞洁，要求女子婚前一定是处女，否则就是天大的丑闻，男方家族不仅可以不接受新娘，还可以索还聘礼，要求女方家族赔偿结婚花销及所有损失。 为什么中国人有如此严格的处女要求，并形成这样的社会风俗呢？这一切源于中国农业社会中对女子的贞洁的要求。此种观念发端于上古时期，在父系家长制的社会中，家长及其他男性家庭成员，为了保证家庭权力和财富能在自己的后代中继承，就必须确保其妻、妾所生养的孩子是自己的纯正血统。而为保证"种"的纯洁性，就必须杜绝妻、妾们的婚外性关系，要求女性在性生活上的"专一"守贞。于是，对女性提出了"从一而终"的贞节要求，并制定了一系列的隔离男女、封闭女性的隔离制度。这里实际上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女子婚前须与直系亲属以外的男性隔绝，婚后只能与丈夫一人有性关系，如果丈夫不幸亡故，则女子须守贞终生。这种贞洁观念是社会要求女子单方面实行性禁锢的一种道德观，是伴随着一夫一妻制的确立而渐次产生的。从中国封建社会贞操观念发展的过程来看，先秦是贞操观念的萌发时期，秦汉是贞操观念的倡导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是贞操观念的松弛时期，宋元明清是贞操观念日趋强化的时期。这种观念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保证男子对女子占有权的惟一性，无论婚前婚后还是死后。 在此种社会观念之下，中国从汉代起就有了处女检查的事，人们很早就发明了对处女的检验方法。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就有了关于"守宫砂"的记载："取守宫置新瓮中，而置丹瓮中，令守宫食之。须死，即治，□轧画女子臂若身。即与男子戏，即不明。"此种方法，就是用丹砂喂养蜥蜴，然后把它捣烂，这就成为一种红色颜料，把它点在女子手臂上，终年不褪。如果她与男性有了亲密接触，这红色就会褪掉，所以蜥蜴又名守宫。这样，只要看女子手臂上有无"守宫砂"，就可以断定她是否是处女了。晋代张华所作的《博物志》中的记载，与上述《养生方》几乎完全一样。当然，如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是很值得怀疑的。 宋代理学倡明，对女子贞洁的要求达到了新的高度，人们对处女的崇尚也逐渐达到了高峰。那时，道教理论也有很大发展与传播，道教中的"房事"理论认为，男女性事，重要的在于采阴补阳，尤其重视男子在与处女的交合中，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这对人们的处女嗜好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陈东原先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说："到了宋代，我发现对于妇女的贞节，另有一个要求，便所谓'男性之处女的嗜好'了。古代的贞节观念，很是宽泛，渐收渐紧，到了宋代，贞节观念遂看中在一点--性欲问题--生殖器问题的上面。从此以后，女性的摧残，遂到了不可知的高深程度！"明清时代，处女要求已成时俗，不仅民间有多种检查处女的方法，官方也有专门负责此事的人员，这种检查的目的主要察视是否是处女。如在永平所发生的这个案子，县官就派人验证王家所嫁之女是否是处女，这个验证结果就成为了案件判决的最重要依据。官方负责这项工作的，有官媒、媒婆之类的人员，上面讲到无锡县的故事，就曾提到案子到官，要经过官媒来检验是否是处女，在民间则大多委托男方的女性亲属或媒婆去办理。据说明清时民间最常用的方法是，令被检查的女子坐于装有草木灰的便桶，设法让她发笑，然后看桶中的灰是否有被气吹动的迹象，如有，则女子已经不是处女了。 清代，处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独小康人家娶妻，富室纳妾、买婢也一般要求对方是处女，对处女的检查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当然人们认为，最靠得住的办法还是新婚时看女子是否有落红。实际上，不只是俞樾所说的永平地区，全国各地此类习俗极为普遍。新婚之夜检查新娘是否是处女就成了婚礼中不可少的仪式，贺客们都极关心男方在翌日清晨出示新娘"落红"的标志。若新娘果为处女，男方还要向女方送去上书"闺门有训，淑女可钦"的喜帖，而女家也以此夸耀邻里；若新娘已非完璧，则常会发生被男方所休的悲剧，而女家亦颜面尽失。为了保全颜面，有女之人家就要从小防范，尽力使女子不离闺门一步。 在广东一些地方，新婚之夜，新娘为新郎脱靴，新郎就交给新娘一幅白帕，用来保留新娘的"落红"。如果新娘当夜有落红，则合族大喜。三天后回门时，就要送烧猪到娘家，富贵人家甚至送烧猪达数十头之多。所以女家在嫁女之日，多惴惴不安，惟恐烧猪不至。如烧猪不来，家人对坐愁叹，引为大辱。烧猪一到，则举家欢庆，大张旗鼓迎接烧猪，认为是家里教养有方，不辱门户。把烧猪分送亲友，加上红色馒头若干，就是人们所称的"麻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新娘接到婆家后，先不举办任何庆典，直接送入洞房，即与新郎同寝。一家人和亲友都在新房外等候。不见到新娘的"喜帕"，人们概不道贺。如新娘不贞，不仅不是喜事，而且还是大辱。少顷，新郎从房中出来，手上捧着一个红盘子，上盖红布，里面装的就是保留有新娘落红的"喜帕"了。这时，新娘家里已备了一顶大轿在门外等候，新郎捧着喜帕直接登轿，去新娘家中报喜。如果新娘不贞，则二话不说，直接迫令其上轿回家，接下来就是双方打官司、索还聘礼之类的纠纷了。在这里，新婚夫妇的交拜成礼，都要等有了"喜帕"之后，可见处女问题是个至关重要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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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16 06: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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