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首次大授衔，16万副排级干部被授予一特殊军衔，只存在10年

高山

我军首次大授衔，16万副排级干部被授予一特殊军衔，只存在10年                                                                      2025-08-14 13:01                                        

发布于：天津市
   
       在1951年初，朝鲜战争的炮火硝烟仍在肆虐，中央军委虽然事务繁重，依然将军衔制度的建立纳入了议程之中。由罗荣桓领导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联合开展了一项重要工作——全军范围内的评级工作。这项工作并非一蹴而就，反而是在朝鲜战争爆发的背景下，逐渐成形。战争的激烈程度不仅加剧了我军的战斗力，也为我军的规范化建设提供了契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步就是军衔制度的实施。
当朝鲜战争的停火谈判启动之际，彭德怀将军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一封电报，提出了两大问题。首先，在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时，朝鲜军官有明确的军衔制度，而我军则没有，这在指挥权的确定和协调上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其次，作为谈判代表的我军官员缺乏明确的军衔，这也在与美军的谈判过程中造成了麻烦。彭德怀坚定地认为，为了更好地实现我军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军衔制度的建立是刻不容缓的。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军委迅速组织并启动了军队内部的评级工作，为后来的授衔奠定了基础。1955年，当军委正式进行大规模的授衔时，正师级以上的干部人数已多达1200多人，绝大多数人都依据原有的级别获得了军衔。若将副排级干部也计算在内，全军的干部总人数接近90万，最终有64万名干部顺利获得了军衔。

然而，最初的授衔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副排级干部没有对应的军衔。这一问题的解决得益于军委临时设立了一个新军衔，使得这一问题得以缓解。这项改变不仅对苏联参与制定的初步方案进行了调整，也为新中国特有的军衔制度打下了基础。

虽然新中国在多个领域都参考了苏联的经验，但在军衔制度的建设上，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方案。1952年，军委经过多次深入研究，最终发布了一项关于军衔评定的指导文件。这份文件明确将从军委首长到副排级干部，划分为九个等级，共计二十一种级别。评定这些级别时，不仅考虑到资历和年龄，还重点依据了干部的品德和能力。
同年年末，评级工作顺利完成，总干部部开始草拟军衔制度的初步方案，并将其提交给军委审议。初版的军衔方案与苏联的制度较为相似。具体来说，元帅分为三类：大元帅、国家元帅和兵种元帅。将官分为五个级别，从高到低分别是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和准将。尉官则分为四级：上尉、一等中尉、二等中尉和少尉。军士级别中则新增了准尉。总体上来看，这一方案在级别划分上与苏联模式高度相似。

然而，苏联的顾问对初版方案并不完全认同，军委内部也对此提出了一些异议，最终方案经过了多次修改。在总干部部的报告中，他们明确表示，由于实施军衔制度的经验不足，初期只能借鉴苏联的经验，并结合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由于工作繁杂，最终军委决定将评衔工作推迟至1955年正式展开。
尽管如此，新的军衔方案已经逐渐成型。新的制度取消了兵种元帅这一级别，并且充分考虑了苏联、朝鲜等国的军衔制度，同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出了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军衔体系。新方案还设计了精美的军衔标志，虽然借鉴了部分国际通用的元素，但更多体现了我军的特色。
1955年初，经过反复商讨与调整，正式发布的军衔制度划分为六等十九级。为了适应实际情况，军委取消了准尉军衔，并将军士级别划分为上士、中士和下士，省去了苏联制度中的大士军衔。然而，由于副排级干部的特殊情况，这一调整让一部分副排级干部无法获得相应的军衔，形成了一定的矛盾。这些副排级干部，许多曾是战争中的英雄，尽管在职务上与排长相近，但却由于军衔空缺无法获得应有的待遇，这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针对这一问题，军委在仔细听取基层干部意见后，决定采取一个临时解决方案：为符合条件的副排级干部授予“准尉”军衔。虽然这一举措属于临时性解决方案，但它有效缓解了当时的困境，最终，11.3万名副排级干部获得了这一特殊军衔。最初，这个准尉军衔是计划在一到两年内废止，但由于基层干部数量的持续增加，直到1957年，依然有约8万名副排级干部未能解决军衔问题。
经过中央军委的讨论，最终在修订后的军官服役条例中，正式增设了准尉这一军衔等级。准尉的设置被视为候补军官的等级，迅速成为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军衔的数量不断增加，到了1961年，新增了8万多名准尉。但在1962年，军委又对准尉军衔进行了调整，严格限制了准尉名额的分配。
1965年，我军曾一度取消军衔制度，但在1988年，军衔制重新恢复。尽管准尉军衔最终在历史的演变中被正式撤销，但其在中国军队历史上依旧占有一席之地，见证了我军军衔制度从摸索到逐步完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