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岁月：刘志丹和毛主席心有灵犀，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正确的方向

高山

西北岁月：刘志丹和毛主席心有灵犀，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正确的方向                                                                 2025-10-09 15:38                                        

发布于：天津市
   
       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英勇牺牲在山西中阳三交镇。10天后的4月24日，中央在瓦窑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主席亲自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刘志丹和毛主席心有灵犀，尽管身处不同地区，但他们在革命道路上展现了同样的智慧与远见。
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毛主席及共产党人总结出的成功经验，那就是：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组织农民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终取得全国胜利。中国革命的重心不在城市，而是在农村。这一切，都是无数革命先辈通过血与火的教训总结出来的。

刘志丹深刻理解这一点，并将其付诸实践。他坚信，革命战争的关键在于农民战争。要想赢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把农民问题放在最核心的位置。他着眼于农村，聚集分散的群众力量，先建立游击队，再发展为正规红军，这与毛主席的建军思想高度一致。刘志丹反对盲目地向大城市进攻，主张巩固根据地。他批评临时中央的一些“空想”计划，认为将力量集中发起大规模进攻，去争取多个省份的胜利，是不切实际的。

刘志丹十分重视土地改革，他把它视为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在苏区，不仅分配了土地，还积极向群众斗争激烈的地方展开土地分配。刘志丹坚持合理的土地改革政策，既保障农民的利益，又给富农留下部分土地，提供他们的生计出路。尽管因此遭到一些错误批评，指责他走上了“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但实际上，他和毛主席一样，深知改革的复杂性。

刘志丹始终坚持统一战线政策。他曾明确表示：“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他能够根据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于不同的民团和地主武装，他分化对待，有的打击，有的争取，有的则加以团结。毛主席在中央苏区也有类似的做法，二者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
以1932年的福建事变为例，蔡廷锴、李济深等人的十九路军起义，反对蒋介石。然而，王明等人却认为此举“不革命”，并坚持“一切想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取第三条路者，必然失败”。刘志丹也遭遇过类似的批评，尤其是在1935年，朱理治等人认为刘志丹的西北路线与全国革命走向存在不同，认为“只有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这些立场与福建事变中的批评如出一辙。最终，福建事变失败，十九路军解散，蔡廷锴等人被迫流亡。毛主席后来严肃批评了这种“关门主义”思想，认为这种做法就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刘志丹在游击战术上有独到的见解，他反对死守某一块游击区，主张灵活机动，避免被动防御。在他的领导下，陕北红军采取了避强打弱、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成功地进行了三次反“围剿”战役。这些战术正是毛主席推崇的战略方式。
然而，一些来自上海和北方局的“钦差大臣”并未深入了解西北的具体情况，却武断地批评刘志丹，认为他的策略是“逃跑主义”或“窜山林路线”。这类误解，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也曾经历过。他深知，革命的道路并不容易，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找到真正适合的方式。
贺晋年将军，作为出身陕北红军的将领，在1942年回忆起中央到达陕北后，才深刻体会到刘志丹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相似。经过学习，他意识到，刘志丹的战略是经过大量实践验证过的，很多与毛主席的思想高度契合。
在1942年的西北高级干部座谈会上，经过三个月的认真讨论，中央最终确认，刘志丹等同志在1935年及之前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等人的路线则是错误的。这一结论，既符合历史事实，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