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赫鲁晓夫对我国的功过，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清梦

浅谈赫鲁晓夫对我国的功过，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2025-11-22 00:08                                        

发布于：云南省
   
        大国关系的复杂性，在赫鲁晓夫时代的对华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慷慨援助与战略控制并行，友好与分歧交织。
1954年9月29日，北京街头挂满彩旗，赫鲁晓夫率领的70人大型代表团踏上新中国土地，这是苏联最高领导人首次为参加亚洲国家庆典而专程到访。在会谈中，赫鲁晓夫宣布将旅顺军港归还中国、追加15个工业项目、提供5.2亿卢布低息贷款。

这些承诺背后，是苏联对华援助政策的实质性转变：从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的旧装备，转为输出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层面临权力重组。
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但其地位尚不稳固，急需得到中共的支持。
据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记载，在首次来华前，赫鲁晓夫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
当时苏联内部对此存在争议。
伏罗希洛夫发言称这是苏联经济难以承受的，赫鲁晓夫则力排众议：“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友谊”。
地缘政治计算压过了经济考量——苏联需要中国在东亚牵制美国。
与斯大林时期相比，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展现出明显不同。
他废除了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这在斯大林时代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转变源于赫鲁晓夫对国际共运的新思路：他希望通过平等姿态换取中国的战略协作。
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对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的议定书》，苏联同意援华新建12个企业和改建1个滚珠轴承工厂。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还追加了15个工业项目，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156项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对华援助的核心是成套设备项目。

根据档案资料，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双方围绕援华项目签订了多个协定，涉及苏联援华成套设备项目共9批、380个左右，但经最终统计确定，实际执行的项目为304项。
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一五”“二五”时期，通过中苏双方签订的协定及相关文件执行，涉及钢铁、冶金、煤炭、机械、电力等诸多领域。
第一批50个项目在1953年3月前确定，主要包括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等黑色冶金与有色冶金企业，阜新矿井等煤矿，以及多个机器制造厂和电站。
最具代表性的是，1953年5月15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协定，确定了91个重点项目。
这些项目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框架。
从1955年1月起，苏联向中国转交了AK-47自动枪、C-41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技术资料，中国于翌年分别仿制成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
苏联还提供了现役的T-54A坦克和各种火炮的样品图纸，中国仿造成功后命名为59式坦克和带“5”字头的各式火炮。
在核技术领域，苏联也提供了有限但重要的帮助。
1956年4月7日，两国政府签署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55项新的工业企业的协定，其中包括原子能工业项目。
这些援助尽管在后来的实践中大打折扣，但为中国核工业起步奠定了基础。
然而，1958年的两件事暴露了中苏关系的脆弱性。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教员提出共建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的建议，被教员视为“政治条件”而断然拒绝。
在颐年堂的会谈中，教员直言：“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这些事件背后是主权之争。
赫鲁晓夫认为，作为盟友，苏联可以通过舰队共同保护中国的海岸线，而伟人则认为这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侵犯。
中国坚决抵制任何可能损害独立性的合作模式，这表明尽管中国需要援助，但在主权问题上绝不妥协。
同一时期，赫鲁晓夫推动的“去斯大林化”政策加剧了意识形态分歧。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彻底摒弃了斯大林的政策，这引起了教员的警觉。
中国虽然对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有保留地支持，但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
更深刻的分歧体现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上。赫鲁晓夫推崇与美国和平共处，而毛泽东则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超过西方。

这种战略方向上的分歧在1958年台海危机中进一步激化。
中国在未通报苏联的情况下炮击金门，引发美国干预，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赫鲁晓夫对此十分不满。
1958年，在中国兴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成为中苏分歧的新焦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这两个概念最初都持怀疑态度。
苏联方面对中国的政治运动保持沉默。
在纪念新中国9周年国庆的几百篇文章和广播评论中，只有区区6篇顺带提到了公社，而苏联驻华大使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招待会的演说中，对如火如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只字未提。
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制度持批评态度。
1959年7月，赫鲁晓夫在波兰一个集体农庄群众大会上讲话，回忆并检讨了苏联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
虽然这个讲话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波兰报纸在发表讲话时删去了有关公社的一段话，而《真理报》却予以全文发表，显然是莫斯科有意为之。
教员对赫鲁晓夫的讲话反应强烈。
在庐山会议期间，他批示：“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
1960年7月，苏联突然照会中国，宣布撤回全部1390名专家，撕毁343个合同。在包头核燃料工厂，苏联人员带走图纸时，中国技术人员连夜手抄关键数据；在洛阳拖拉机厂，未调试完成的生产线被迫停工。
此举原本是赫鲁晓夫向中国施压的手段，却意外加速了中国的技术自立。
到1964年，中苏边界已从“兄弟拥抱”变成“刺刀相向”。
苏联在蒙古部署重兵，中国在新疆建设“三线工程”。1969年3月，两国军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曾经的盟友兵戎相见。
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关系恶化期间，中国仍继续偿还50年代军购债务——最后一笔款项在1965年结清，体现了既坚持原则又恪守承诺的外交智慧。
回望这段历史，赫鲁晓夫时期的对华援助确实助推了中国工业化起步，但其本质是冷战利益交换。当中国坚持独立自主时，合作便难以为继。
更深层的启示在于，大国关系从来遵循利益逻辑。苏联援助时考虑的是社会主义阵营整体实力，中国接受援助时则始终警惕主权完整性。
这种张力最终促使中国走上“双循环”道路——既引进技术，更坚持自主创新。
评价赫鲁晓夫对华政策，需避免非黑即白的叙事。
他推动的援助项目确实为中国工业奠基作出贡献，但其大国沙文主义也埋下裂痕种子。
正如1964年教员对金日成所言：“赫鲁晓夫既给过糖，也挥过棒子，但最终我们要靠自己走路。”
真正的智慧不在于全盘肯定或否定，而在于从历史经验中提炼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处世之道。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坚持主权独立与技术自强，才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1989年春天，苏联结束同中国冷冻了30年的关系，两国人民重新友好。历史已经证明，基于平等互利的关系才能持久，而尊重各自发展道路是国际交往的基石。
当我们在档案馆翻阅那些发黄的协议图纸，仿佛能看到两国工程师共同勘测工厂地基的身影——技术或许会过时，但平等互利的原则永远是国家间相处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