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忆往昔：永远忘不了在陕北插队落户的那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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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青忆往昔：永远忘不了在陕北插队落户的那段岁月                                                       

2022-12-17 12:20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陕西流行这么一句话：陕西苦陕北最苦，插队知青苦当地老乡更苦。这句话，就是陕北当年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就是在那个年代，成千上万的北京知青，怀揣梦想，来到陕北革命老区，插队落户，接受了贫下中农再教育。

资料图片来源网络
去年八月末我去北京颐和园游玩，有幸认识了冯老师。冯老师是一位老北京，他退休后在颐和园景区做导游，象征性地赚点外快，主要还是为了增添生活乐趣，打发无聊的时光，结交更多的朋友。那天，原本说好的导游费一百五十元，最后冯老师就收了我一百元。晚饭时间，冯老师给我讲述了他家哥哥姐姐插队落户的故事。
冯老师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最小。冯老师的父亲退休前是印染厂的工人，他母亲是针织厂的工人。当时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冯老师的哥哥以知青的身份去了新疆建设兵团，他的姐姐冯玉珍插队落户去了陕北。
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四月初，十六岁的冯玉珍和五名北京知青一起来到了陕北的沙梁坝大队。他们一行六人都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年龄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十七岁。这六名北京知青中，就冯玉珍和刘丽是女生，其他四人是男生。
沙梁坝大队是陕北地区较为贫穷的地方，那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典型的黄土高坡。赶上大风天气，黄尘漫天，眼睛都睁不开，气也不敢喘。当时那里流行一段顺口溜：沙梁坝，黄土坡，坡上不长草，窑里虱子多。挑水要翻三道梁，一年四季没见过白面馍……
当时的沙梁坝大队只有五十多户人家，总共二百多人，组成了一个生产队，大队书记葛玉粱兼任生产队长，生产队会计叫王明礼，保管员叫葛建明，这三人就是沙梁坝大队的领导班子成员。
六名北京知青是葛支书和王会计赶着两辆毛驴车，往返三十里路从公社接回来的。因为事先接到过公社的通知，知青们居住的地方早就安排好了，四名男知青住大队部左边那孔土窑，两名女知青住大队部右边的那孔闲窑，这六名北京知青算作一个集体户，在一个锅里吃饭。因为北京来的知青都不会做饭，队里临时安排一名社员教知青们做饭。
满怀信心和激情来到了沙梁坝大队，看到那里的荒凉和闭塞，冯玉珍他们都哭了。谁也没想到，新中国都成立了二十年，作为革命老区的陕北竟是这般模样。好在沙梁坝大队的乡亲们都很热情，特别是葛支书，为了安排好知青们的生活，跑前跑后，操了很多心，受了不少累。
来到沙梁坝大队的第一顿晚餐是在男知青的窑洞里吃的，做饭的是葛支书的婆姨和葛支书家的大女子葛玲玲，晚餐很简单，一碗酸菜炖粉皮，半碗咸菜丝，一人一碗菜汤，主食是玉米面和少量黑豆面掺一起蒸的馍。因为当时知青们的国库供应粮要几天后才能到公社粮站领取，葛支书先让保管员从队里的库存中称出来十五斤玉米和三斤黑豆，头一天就磨成了面。知青们吃的酸菜和咸菜还有那一点黑豆油都是葛支书从他家拿来的。
第一个夜晚，知青们几乎都没合眼，虽然是旅途劳顿，可他们躺在黑洞洞的土窑里，怎么都睡不着，心中的那种失落、那种苍凉，真的是用语言难以表达。
四月的陕北，乍暖还寒，中午的阳光明亮又温暖，站在阳光下晒一会，就会有汗津津的感觉。到了早晚，还会感到凉丝丝的。春耕备耕生产刚刚开始，农活还不是太繁忙，知青们天天跟着社员们到山上刨挖地头，修地堰，给那仅有的几亩冬小麦松土保墒，干一些力所能及的零星活。每天的早晨，还有一项艰苦的任务，那就是到三里路以外的郭家沟挑水。
每年的四月到六月份，沙梁坝大队沟里的水井就会干涸，水窖储存的水也基本用尽了。要是冬季能下两场大雪，社员们把积雪堆满水窖，至少一个半月不用去挑水。六八年的冬季就下了两场小雪，六九年的春天也就闹起了水荒。
挑一趟水要翻三道山梁，往返六里路，上坡下坡不说，道路崎岖坎坷，很不好走。当地的壮劳力挑一趟水要一个小时，知青们挑一趟水要一个半小时。记得那天是四月十九日，冯玉珍和刘丽一人挑了一副水桶去郭家沟挑水，回来的路上，她俩真的是走几步歇一歇，一路歇了不知有多少次。当她俩一人挑着两半桶水来到村头时，刘丽两腿发软，突然跌倒，两只水桶里的水全部洒在了地上。刘丽急忙爬起来，看着两只空水桶呜呜大哭。
之后的日子里，男知青再也没让女知青去挑过水，两名女知青再也没浪费过水，刷牙洗脸一人只用一茶缸水。再后来，六名知青就明确分工了，男知青负责挑水，女知青负责做饭。
春耕春播的大忙季节，可累坏了这六名北京知青，挑粪抬筐，拉犁耕地，刨坑点播，一天下来，别说让他们做饭了，就连让他们吃饭他们都懒得端碗。好在知青们有国库供应粮，不用挖野菜，不用为吃饭发愁。

北京知青在陕北资料图片来源网络
经过了春耕春播，经历了秋收秋播，农村最苦的劳动知青们基本都体验过了，他们也慢慢适应了艰苦的生活环境，挑水挑担也非常熟练了。沙梁坝大队虽然也播种冬小麦，可坡地干旱，冬季会有很多麦苗被冻死，一亩地的产量很难达到一百斤，遇到冬季干旱，有时连麦种都收不回来。所以啊，沙梁坝大队很少种小麦。知青们第一年有商品粮，每个月还有一点白面，当地的老乡们，除了年三十的那顿饺子和大年初一吃顿白面馍，平时根本就吃不到白面。知青们每次吃白面馍，都会给村里的娃娃和老人送去尝一尝。
转眼就到了一九七三年的初秋，知青们的口粮眼看就断顿了，冯玉珍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葛支书，葛支书说队里就有一点麦种和备用的春播种子，并没有多余的储备粮。好在那时田间的红薯叶和马齿苋还有一些野菜能充饥，还不至于挨饿。
秋收前的那几天，知青们彻底断顿了，就在知青们为无米之炊发愁时，葛支书背着半袋子玉米面端着十来个鸡蛋来到了知青集体户，笑着说：“这些玉米面你们先吃着，再有十天半拉月新粮就下来啦，就算再难，有乡亲们在，绝对不会让你们挨饿。”
看着葛支书背来的玉米面，冯玉珍说：“葛书记，把玉米面都给我们送来，你们一家吃什么呀？”葛书记笑了笑说：“我家够吃，我家够吃。”
第二天中午，刘丽和冯玉珍去葛支书家送面袋子，葛支书一家四口人在吃午饭，他们吃的是菜团子，喝的是玉米面稀粥，那粥稀的都能照出人影。看到那一幕，冯玉珍和刘丽都流泪了。
其实，当时知青们的人均口粮在沙梁坝大队是最高的，他们的口粮比普通社员家要多三分之一。只是知青们不会合理安排用粮，才导致了粮荒。社员们春天就开始挖野菜吃野菜，什么米蒿、荠菜、灰灰菜、马齿苋都吃，能晒干的还晒一些以备不时之需。初夏的洋槐花、榆树叶也要掺合玉米面蒸菜馍，就连秋天的萝卜缨子、红薯叶子等也都晒干储备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正是因为这样，乡亲们才不会挨饿。
那年秋后，有两名知青应征入伍离开了沙梁坝大队，临离开沙梁坝前，他俩和知青们一起又到村前的沟里看了看社员们吃水的那眼水井，大家早就有心把那眼水井往深里挖一下，可下面都是坚硬的岩石，尖镐和老镢头根本无法刨挖。乡亲们的吃水问题，一直是知青们最想解决的大事情。
一九七五年春天，冯玉珍因病返回了北京，一年后她的身体才恢复正常，因为身体原因，冯玉珍没再回陕北，她被安置在针织厂，做了一名女工。当年秋天，刘丽和一名男知青也返回了北京，另一名知青被招聘到县里，做了一名文教干部。
虽然大家都离开了沙梁坝大队，可知青们都没忘记乡亲们曾经的关爱和照顾，特别是葛支书背去的那半袋子玉米面，知青们更是难以忘怀。
一九八五年春天，五名北京知青把他们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千元钱寄给了留守在陕北县城的那位男知青，让他想办法为沙梁坝的乡亲们把那眼吃水井往深里挖一下。
两个月后，那位男知青给北京知青来信了，他说已用炸药把水井底部的岩层炸开，把水井挖深了八米，挖到了深水层，乡亲们再也不会为吃水发愁了。

去年春天，刘丽和冯玉珍携家人重返沙梁坝，那里已经通了客车，村子里也修了水泥路，家家都用上了自来水，乡亲们都过上了美好的幸福生活，沟里的那眼水井还是全村唯一的水源。
时隔半个世纪，冯玉珍说当年插队落户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葛支书当年送给知青集体户的那半袋子玉米面，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永远忘不了在陕北插队落户的那段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