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高考”:考试篇幅不大 考题千奇百怪 2016年06月08日 07:45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黄强 1944年西南联大的入学证 今天开始,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大幕,对于中国的年轻学子来说,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是高考的一跃。自从改革开放后,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不少人圆了大学梦,他们的人生也发生了改变。
随着社会的进步,如今大学的录取比率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了很多,而且成才的渠道多了很多,但是在高考中取得好的成绩,依然是大部分学子梦寐以求的目标。
对很多人而言,高考的历史似乎并不久远。其实,在八九十年前的民国时期,同样也有很多年轻学子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只不过在当时的中国,因为实力薄弱,不仅大学数量不多,还要面临战火的考验,学子们历经了各种考验。一起来看看当年的年轻学子们是如何参加“高考”的。
1、跨越千里参加入学考试
人们对高考最为熟悉的印象就是全国统一高考。民国时期,也曾实行过全国统一大学入学考试,而且也分文理科,只不过实施全国统考的时间不长,只有1937年至1941年四年左右的时间,当时民国的教育部设有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负责制定招生简章、命题阅卷及录取标准、制定及颁布试题、复核成绩以及分配录取学生等工作。
1937年,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五所当时中国顶尖的学府进行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简称“五大名校联考”。全国统考时期,学生要到招生区参加考试,当时全国分为12个招生区,分别设在武昌、长沙、吉安、广州、桂林、贵阳、昆明、重庆、成都等地区,因为南京、上海、北平等城市被日寇占领了,无法设招生点。
1941年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全国性统考无法组织,统考便停止。全国统考结束后,推出“联合招生”、“委托招生”等招生制度,首先由民国教育部划分出相应考区,指定区内的公、私院校使用一张卷子,由一所大学牵头,召集其他大学联合招生。1942年,全国划为10个联合招生区,比如昆明区,有2所大学,由西南联大为召集学校;重庆区所属10个院校,中央大学为召集学校。
不过,在1937年之前,抗日战争没有爆发,国内相对太平,当时实行的是比较灵活的学校自行招考。每个大学的考试时间是错开的,也是为了方便学生多几次报考的机会。例如,1931年南京的中央大学入学考试时间是7月6日至8日;天津南开大学入学考试是7月下旬。
在自行招考的阶段,因为民国时期的高校主要集中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对于偏远地区的考生来说,考大学就比较费周折。比如要报考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就需要来南京参加考试,报考复旦大学则需要赶到上海。对于偏远地区的考生来说,跨越千里参加一场关乎前途命运的招生考试,实属不易。
即便是后来的全国统考,对考生们来说,参加考试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西迁,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当年来昆明报考西南联大的学生很多,大家取道各有不同,历尽艰辛。有一位历史系刘姓学生直接挑了一担行李,从家乡河南一步一步走来。物理系一位姓应的同学,是宁波人,在西康买了一头小毛驴,一路骑着来到昆明。
作家汪曾祺就记载了当时参加考试的窘况。他从上海一路颠簸来到昆明,因为水土不服,加上路上疲劳,体力消耗大,到了昆明就患上恶性疟疾,身体忽冷忽热,高烧40度,医生打了强心针,还用了治疗梅毒的药606。当时把汪曾祺急得不行,报考时赶紧声明:“我没有生梅毒。”好在校方没有产生误会(在当时,606并不是专治梅毒的药,也是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汪曾祺的考试成绩也很不错,被西南联大中文系录取。
燕京大学女校学生 1918年,金陵女子大学化学实验室 2、教会学校学费昂贵师范免收学费
民国时,高校自行招考,虽然时间错开,方便了考生,使得考生可以多报几所高校,多几次机会,但报考高校的报名费以及旅差费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民国时期参加高校招生,需要交报名费,价格不低。1930年北京大学招收一年级新生,报名费3块大洋;同年中山大学招收新生,报名费3块大洋。不管是否录取,报名费不退。
民国时期有三类高校,公立大学(国立、省立)、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公立大学如国立中央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等,教会大学如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私立大学如震旦大学等。各个学校的学费收取标准不一,私立学校学费100块大洋起步,高的达到200块大洋;教会学校学费200块大洋起步;公立大校学费是几十块大洋。即便如此,公立大学的学费与当时人们的收入相比,也是比较昂贵的。
北京大学第一学年学费60块大洋,清华大学40块大洋。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等私立大学,费用要高一些,加上吃住等,这笔费用不算小。民国高校中,教会学校和医科学校的学费最高。燕京大学学费162块大洋,辅仁大学学费160块大洋。金陵女子大学“五四”时期的每学年学费高达200块大洋,4年大学读下来,仅学费就要800块大洋,这还不算学杂费、住宿费、生活费。当时的书籍费20块大洋,校服费10块大洋,实验费24块大洋,图书馆借阅卡10块大洋。这样算下来,读个大学,至少要花费1000块大洋,这些钱在当时够买好几套房了。
不过,教会大学收费高,它们的住宿条件,教学质量都很好,算得上当时的贵族学校。
1932年燕京大学学生做过调查,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居民家庭年收入不到200块大洋。当时各阶层的收入差异很大,普通工人月薪16至33块大洋,平均22块大洋。20世纪3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起点月薪一般是50块大洋;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块大洋。中学教员、工程师、记者、编辑等知识分子,月薪100至200块大洋。大学教授平均月薪350块大洋,一级教授月薪可达500至600块大洋。
一块大洋相当于如今的40元,教会大学一学期学费200块大洋,约相当于8000元,如果折算物价指数,200块大洋购买力会在1万元以上。这样昂贵的学费,工薪阶层的子女是上不起的,因此教会学校学生来源也是官宦子弟、富商子女。
私立、教会高校学费之高,让家庭贫寒的学子望而却步,但是也不是没有出路,家庭贫寒的学子可以上师范院校。民国时期,高校资源有限,为了培育人才,尤其是将来从事教育工作的师范人才,从国家到地方政府,对于师范教育给予政策倾斜,再加上一些社会贤达人士的捐助,有的师范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还给予师范生经济补助;有的师范学校还提供免费的住宿。因此,上师范学校成为很多学生的首选学校。
民国时期,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有不少是师范学校毕业的。著名报人徐铸成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刘和珍、许广平都曾就读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笔者导师徐仲涛教授是河北乐亭人,因为家境困难上不起普通高校,只能报考师范学校,20世纪30年代末期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师从黎锦熙先生,毕业后从教,毕生从事教育工作。
民国时期的高校学费不菲,对于家境不佳的学生来说,是个负担,勤工俭学可以弥补费用的不足,如果遇到爱才识才的老师,给予一些帮助,那就是学生的幸运。
原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是晚清重臣曾国藩四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1929年曾昭燏考进中央大学外文系,第二年由外文系转入国文系,拜在国学大师胡小石教授门下。
到曾昭燏这一代时,曾家已经没落,曾昭燏上学费用靠哥哥曾昭抡供给(曾昭抡在1927年转入中央大学化学系任教)。得知曾昭燏缺钱的情况后,胡小石让曾昭燏搬进他的寓所愿夏庐,与他的女儿胡令晖一起住,曾昭燏在胡家一住就是三年。除了课堂学习之外,曾昭燏还随胡小石专攻古文字学、书学和中国文学史,并练习书法。曾昭燏得到胡小石言传身教,成为精通辞赋诗词的诗人和书法家,后来成为执掌南京博物院的博物名家。
胡小石不仅为学生提供救助,穷学生找胡小石蹭饭也成为当时的美谈。民国时期的教授收入300至500块大洋不等,可以养活一家十几口人。胡小石在北京女高师教书时,每月发薪水后就会将所发薪水寄往家里。有一次发薪水的日子到了,可是家里没有收到他寄来的钱,家人就问胡小石薪水到哪里去了。胡小石告知,薪水都用于还欠饭店包伙的伙食费了。原来胡小石每月都在校外吃饭,先挂账,到发薪水时再结算。大概有学生知道了这个“窍门”,没钱吃饭时,就假冒胡小石之名,将饭钱记在胡先生账上。到了胡小石发薪水时,伙食费自然超标了,胡小石知道后也理解学生的生活不易,付之一笑,只不过那一个月家人的生活紧张了一些。
3、破格录取的偏科大师们
在民国报考大学不容易,而且录取比率也很低,能够考入高校的,换到当下绝对是学霸。不过,也有特殊的情况。民国大学录取时,考试成绩是重要标准,但有时也不完全唯分数而论,也会根据学生的素质、才能,破格录取。
1917年,20岁的罗家伦参加北大招生考试,作文成绩满分,深得批改试卷的胡适赏识,胡适向学校招生委员会推荐。然而调阅成绩发现,罗家伦的数学考了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非常一般,委员们频频摇头。最后,主持会议的校长蔡元培力排众议,一锤定音,以“偏怪之才”的名义破格录取了罗家伦。1919年“五四”运动中,罗家伦是其中一员健将,后来更是成为著名教育家,担任过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
白话诗人康白情也差一点与北大失之交臂。1917年康白情报考北京大学,国文和英文都考了第一,数学却考了零分。按规定北大不能录取,同样也是胡适以辞职要挟,北大才无奈地录取了他。
早年闻一多报考清华,其他科目平平,作文特别优异,被主考老师赏识,破格录取。后来闻一多“投桃报李”,在1930年,他也破格录取了一位学生:臧克家。当年26岁的青年诗人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闻一多出了两个作文题: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二是《生活杂感》,两题任选,臧克家两题都做了。他写的《生活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短小精悍的三句话,富有哲思,打动了闻一多,他破例给了98分的高分。虽然在这次招考中,臧克家数学考试吃了“鸭蛋”,还是被青岛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了。
吴晗中学毕业后,考上了杭州的之江大学预科。一年后,之江大学停办。吴晗考入胡适担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此后不久,胡适辞职回到北平。吴晗决定转学到燕京大学,然而他在中国公学的英文成绩为“丙等”,根本不可能被教会办的燕京大学接收。此时由于得到燕京大学顾颉刚教授的赏识,为他在燕大图书馆谋到一份差事,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
1931年初,吴晗辞去燕大图书馆的工作,投考胡适主持的北大文学院。结果,文史与英文皆为满分,数学却是零分。北大不予录取,吴晗只得转考清华大学历史系,文史、英文又是满堂红,数学依旧吃了“鸭蛋”(也有说法,清华不考数学)。不过清华大学经过慎重考虑,毅然决定破格录取他为历史系学生。在录取的五名学生中,成绩名列第四,直接就读二年级。
此后,胡适对北京大学数学零分不能录取的规矩,有过评论:“北大的考试制度太不合理,像吴晗这样有才华的学生竟因数学不及格而未被录取,太可惜了。”后来北大取消了数学考试。
有文章说,钱锺书在民国时期都属于破格录取的,其实并不属实,钱锺书的考试成绩属于偏科,总成绩尚可,并不算破格录取。1929年夏,钱锺书考清华,国文特优,英文满分(100分),数学15分,他的外语和国文单科成绩名列第一,总分在清华录取的174名男生中,位列第57名。
4、考试题目千奇百怪
不久前,在湖南怀化芷江侗族自治县档案馆,发现了一套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国立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卷。考卷的篇幅不大,只是短短的几项,远没有当下高考试卷的十多页多。大致内容有:
本国历史地理,填空题:中国最大之米市在____;最大之渔场在____;陶业最盛之地在____;产大豆最多之地为____;产石油最富之地为____;贸易额最多之商埠为____。
世界历史地理,填空题:欧战的结果____国破裂,____国____国疆土削减,____、____、____等国新兴。
国文作文题:就下列五题中择一,文言白话均可。“苦热晓行灯路夜”
民国时期,高校招生,都考什么?根据资料记载,吴晗1931年报考清华大学时,有5门必考课,即党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和西洋通史,选考课为大学普通物理学、大学普通化学、大学普通生物学和论(伦)理学中选一,吴晗选的是论(伦)理学。
1932年,18岁的周祖谟报考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和清华大学英语系,均被录取。报考北京大学时,国文试题之一为翻译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据说题目是文学院院长胡适出的。报考清华时,试卷之一是“对对子”,题目为:上联“孙行者”,要求对下联。他当时想对的:一是王引之,二是胡适之。结果就以胡适之为对。这个题目是陈寅恪所出,标准答案是“祖冲之”,但是陈寅恪对“胡适之”的答卷也颇为赞许。
北大、清华两所学校都录取了周祖谟,因清华学费每年费用较高,周家家境清贫,无力供给,最后周祖谟选择了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
1940年全国统考时期,考八门课程,其中有四门课程必考:公民、国文、英文、生物。另外四门,要根据填报的志愿进行选择。文科(文、法、商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另考数学、中外历史、中外地理及理化(综合卷);理科(理、工及相应的师范等专业):另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医、农科:另考数学、物理、化学、中外史地(综合卷)。
原标题:民国“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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