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去世前，流着眼泪对子女们说：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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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去世前，流着眼泪对子女们说：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                                                         

2021-01-15 11:13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陈永贵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
陈永贵原本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大队党支部书记，没上过几天学，42岁才完成扫盲，但是却因创造了“大寨模式”，一路飞黄腾达，官至副总理，受到了毛主席的多次表扬。
不过，陈永贵后来也遭遇了一些非议，于1980年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并于1986年去世。
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陈永贵的传奇人生。

1914年，陈永贵出生于山西昔阳县乐平镇石山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他6岁那年，父亲陈志如因家中过于贫困而绝望自杀，在此之前，陈永贵的姐姐、妹妹、弟弟以及他的母亲，都已经被相继转卖他人，因此，贫困、饥饿给年幼的陈永贵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父亲死后，陈永贵被大寨村的稳周老人收养，成为他的养子。但在稳周老人去世后，陈永贵没有将养父的遗产据为己有，而是还给了养母的娘家人。这样的举动，让陈永贵在大寨村树立起了良好的口碑，也给陈永贵的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永贵参加了土改，分到了一些土地、房屋和其他资产，并加入了贾进才的互助组。
人的成长需要伯乐，时任村支书的贾进才就是陈永贵的第一位伯乐，他发现陈永贵非常踏实能干，而且还有头脑，和别的农民不一样，于是一直在培养、支持他。
有一天，陈永贵发现16岁的梁便良一边干活一边哭，就问他是怎么回事，梁便良就说自己也想加入互助组，但因为岁数小、个头不大，挑不起担子，干不了太多的重活，所以没有人要他。这让陈永贵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村里的老弱病残，都存在着无人帮助、很难摆脱贫困的问题。
于是，陈永贵就和贾进才商议，退出了原有的互助组，转而成立了一个新的互助组，称为“老少组”，专门吸纳村里的老弱病残，包括梁便良、贾承玉、贾承莲这些孩子，也从此跟着陈永贵，成为了他的得力干将。
在老少组成立大会上，陈永贵面对着村里的老弱病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说：“老年人有经验，少年人会长大，只要我们听党的话，就不会走错路！”

老少组成立之初只有9户人家，其中有4位是年过半百的老汉，6位是8到16岁的娃娃，真正的壮劳力只有陈永贵一个人。但陈永贵不怕吃亏，平时大家做事，都是陈永贵带着大家一起做，无论重活累活大家也都是一起干，在收入方面，陈永贵也是推行平均分配，没有多占多拿，因此，虽然陈永贵吃了亏，但却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当年秋，老少组平均亩产达到150斤，比原来的互助组还多了30斤，于是，老少组开始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老少组。
到了1949年，老少组亩产达到了169斤，人数也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陈永贵也一下子成为了全村人赞扬的模范。
1952年，陈永贵正式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从此开始了他20年的党支部书记生涯。
担任党支部书记后，陈永贵最关心的，也是整天思索的，就是如何摆脱大寨村落后贫穷的面貌，让地里长出吃不完的粮食，让老百姓能够富裕起来。
当时，毛主席对全国粮食产量问题发表了讲话，提出了著名的“四五八”，即黄河以北的粮食产量要达到400斤每亩，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的粮食产量要达到500斤每亩，长江以南的粮食产量则要达到800斤每亩。而陈永贵领导的老少组，就出现了15户粮食产量突破了500斤每亩，也正因如此，陈永贵在太原参加了全省农业丰产劳动模范代表会，成为山西省的劳动模范。
这次大会，让陈永贵感受到了身为一名劳动模范所带来的巨大荣誉，也让他有了更大的干劲儿，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大寨的粮食问题！

当时大寨村一共有700多亩土地，被沟梁分割成了4800多片，耕地面积小，无法牛耕，而且很容易干旱，每年的无霜期最多也只有5个多月。缺少耕地的大寨村自然很难提升粮食产量，因此陈永贵决心填沟造地，而白驼沟就是他造地运动的开始。
白驼沟是沟渠，因干旱而无法引水，更无法造福农业，陈永贵便带领老少组前后耗时一个月，共投入了1500个劳力，终于筑坝24条、造地5亩，并使12亩地免于洪水冲刷。完工后，陈永贵指着白驼沟说：“这就是我们团结后的结果，没有团结就不会成功！”后来，白驼沟被改名为合作沟。
大寨村的村口有一棵大柳树，许多村民愿意在那里乘凉，并捧着大碗吃饭，陈永贵就把那里当成了大寨村的露天会议室。在大柳树下，陈永贵经常会捧着大碗，和大家边吃边聊，半个小时吃饭的时间，基本上也就把工作都安排下去了，这样雷厉风行的作风，也给大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也不能说大寨人对陈永贵永远是无条件支持的，在三次治理狼窝掌的时候，陈永贵就多次被群众反对，险些没有成功。
狼窝掌是一条长约两公里、宽约15米的沟渠，但从最高处到最低处的落差达到200米，无雨则旱，有雨成灾，下一点雨就容易引发山洪，对下游的沟渠造成很大的威胁。因此，陈永贵在修筑了几条沟渠以后，发现必须治理好狼窝掌，否则下面很多沟渠都很难保住。
但狼窝掌并不是很好修复，首先是地势险要，施工难度大，再则狼窝掌时常有野狼出没，施工人员有一定危险性，所以陈永贵在大柳树下召集村民开会，大家共同讨论。
陈永贵做事很有方法，他知道修筑狼窝掌虽然前景很好，但难度太大，很多人难免会望而却步，所以陈永贵首先统一了村干部的想法，然后找一些村里的骨干进行讨论，首先说服了这些人，最后他在全体大会上，让赞同的人鼓掌，不赞同的人举手，表决顺利得以通过。

但前面说了，狼窝掌的施工难度很大，所以大寨村民前后施工了三次，前两次辛苦垒筑的数万立方米土石都被洪水冲走了，陈永贵就又带人重新垒砌土石，期间多有社员表示反对，陈永贵往往白天在狼窝掌监督施工，晚上还会前往反对施工的社员家里去做思想工作，就这样，第三次施工最终成功，为大寨村增加了30亩梯田，亩产量达到400斤。
为了解决村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陈永贵还打破了晋中地区妇女几千年不下地的传统，带出了一支“铁姑娘战斗队”，不仅解决了全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极大地提升了妇女的积极性和家庭地位。
陈永贵的这一番作为，也赢得了上级领导的关注，晋中地委和昔阳县委相继派人前往大寨村实地考察，晋中地委后来还写了社论发给省委和各地地委，号召各地的村党支部书记学习陈永贵。
如果说此时的陈永贵和大寨村只是小有名气的话，等到了1963年以后，陈永贵的名字可谓是响遍大江南北了。
原来，在1963年，山西晋中地区遭遇了多年不遇的自然灾害，大寨村也没能幸免，连下了七天七夜的暴雨，大部分的梯田和耕地都被洪水给冲垮了，全村300多口人束手无策，只能在大柳树下等待着去县里开会的陈永贵，希望他能带来对策，还有上面发的救济粮。
但是，陈永贵回来了，却没有带来大家期盼已久的救济粮。在大柳树下，陈永贵鼓舞大家说：“毛主席曾经说过，人多力量大，人是最宝贵的，现在我们没有损失一个人，那么我们的力量就没有遭到大的损失。受损的耕地和梯田，我们可以依靠扁担和两条腿，给它修复回来，被冲倒的秧苗，我们可以一个个地给它扶起来，只要有人在，就什么都不怕！”
陈永贵在大会上的这一番讲话，让失去信心的大寨村民重新拾起了士气，此后，陈永贵带着大家重新修复梯田，重新扶起秧苗，并在1963年的秋天又创造了一个奇迹——未受损的耕地，亩产量依旧达到700多斤，远远超过中央规定的400斤！

也正因如此，陈永贵和大寨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了国家领导人的眼中，1964年初，陈永贵前往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
在人民大会堂，陈永贵头裹白毛巾，穿着典型的西北农民服装，向台下的一万多名群众代表做报告，重点讲述了合作化的好处，也讲述了三战狼窝掌和抗灾的故事，其生动的报告，不仅打动了台下的各级代表，也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转载，一时间，陈永贵的名字响彻了大江南北，《学大寨、赶大寨》的系列文章，也将大寨的名气推到了顶峰！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以《大寨之路》为题的长篇通讯，通讯一发表，立即引起了轰动。
此时的陈永贵，在全国都已经很有名气了，但是他的腾飞还缺乏最后一个实证，就是对于大寨村的实地考察。
1964年3月，毛主席在河北邯郸召见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陶鲁笳在与毛主席的谈话中，着重谈到了陈永贵，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杰出的农民，还引用了著名作家赵树理对陈永贵的评价：“陈永贵没有一处讲到毛主席，却处处都是毛主席思想，没有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才啊！陈永贵了不起！”
这些话，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于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中央派出了调查组前往大寨村进行实地考察，重点考察其粮食产量是否虚报。
经过3个月的实地考察，最终调查组给出了真实的数据，大寨村每亩粮食产量为809斤，陈永贵没有虚报！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赞扬了大寨村在粮食产量上的巨大成就，并号召全国要“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

在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宴会上，陈永贵以私人贵宾的身份出席了这次宴会，同时出席的还有导弹之父钱学森、铁人王进喜等等劳动模范，而陈永贵，更是被安排跟毛主席坐在一张桌子上。
第一次跟毛主席坐得这么近，陈永贵非常拘谨，甚至连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毛主席笑着和他握手后，问道：“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是否识字？”
陈永贵像个小学生一样一一作答：“我今年50岁，42岁时扫盲，现在可以读报纸和看文件。”
毛主席笑着点头，不停地叫他多吃菜。
有了毛主席的支持，陈永贵其后的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6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又被任命为副总理，主抓农业生产。这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位以农民的身份成为副总理的人。
当选副总理后，陈永贵主抓全国的农业生产，平时做报告时，只要涉及到农业，陈永贵从来不用写稿子，也不用别人给他拟定稿子，而是信手拈来，不管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说得头头是道，丝毫不差。
因此，周总理也对他非常信任，每到外国来的客人想要了解中国的农业情况时，周总理都会让陈永贵来介绍。

陈永贵虽然高居副总理，但他不拿副总理的工资，只有山西省给他发的60元补贴，和大寨村每年给他算的劳动量，对中央发给他的所有补贴，他都一概不要。
在穿着上，陈永贵也总是穿着中山装，头上裹着一块白毛巾，即使在接见外宾时也是如此，陈永贵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初到北京工作时，陈永贵很不习惯，因为他讲究实事求是，喜欢在第一线了解问题，进而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但在北京外出比以前困难多了，他就给毛主席写信，陈述困难，并希望以后自己的时间可以分为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各地，毛主席欣然批准。
1980年9月，陈永贵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共当了5年的副总理。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72岁。
陈永贵在临终前，流着眼泪对子女们说：“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
按照陈永贵的遗嘱，家人将其送回大寨村，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这位从大寨走出来的平民副总理，最终又回到了大寨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