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报国寺里的近代风云

惜晖

峨眉山报国寺里的近代风云                                                         2020-10-02 09:58                    

  去过峨眉山的人，都知道报国寺。报国寺是入山的门户，是上峨眉山的第一座庙，除了樵夫猎户，过去上峨眉山的路一般都要经过报国寺，其他的小道均非普通行人所取。
报国寺的历史其实并不长，《峨眉图记》中说：“道人明光开建。有碑记，立伏虎寺。堂原在伏虎寺右山麓，虎头山之阳。嗣迁至此，初仍旧额，后易今名。”报国寺最早叫会宗堂，是个道观，所谓“道人明光开建”就证明了这点，但后来怎么变成了佛庙就不得而知了，清初才搬迁到现在这个位置。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取《释氏要览》“四恩四报”中“报国主恩”之意，御题了“报国寺”匾额，庙子才逐渐显赫起来。

民国二十五年版《峨眉图志》中的峨眉山报国寺，从图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报国寺外是农田，跟现在的情况相差甚大。
我曾经见过一本民国时期流落民间的诗册《嘉游鸿爪》，作者叫靳慕白，生平已不可考。诗册毛笔手抄，内容多是关于峨眉山的。其中一首是《步和峨山报国寺果玲方丈见赠五十自寿》：
颓袈破钵若无能，贝叶通明载众称。
天下达人先立己，名山到处莫非僧。
杀机那及禅机好，兵学何如佛学乘。
寄语翠楼新燕子，他生缘会定相增。
诗是与报国寺大和尚果玲唱和的。果玲是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和尚，赵熙曾经称他是“峨眉山下一诗僧”。1949年初，马悦然曾经到报国寺居住五个月之久，目的是到附近乡村去调查西南官话中的峨眉方言。果玲便每天给马悦然上两个小时的课，教他《四书》《唐诗三百首》等，据说对他的汉语学习大有助益。这期间，马悦然发现了峨眉方言中的入声字现象，他惊喜地说：“‘四’‘十’跟是同音字，声调特别高。峨眉人说‘四十’有一点像蝉鸣的声音！” （《另一种乡愁》）可能也正是这样的亲切感，他后来把峨眉山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果玲和尚颇有些传奇色彩，与不少名士贤达有往来，四川著名学者林思进曾有和果玲的一句诗：“闭门好觅句，拄杖只看山。”但报国寺并非清静之地，靳慕白诗里的“杀机那及禅机好，兵学何如佛学乘”虽然是写给果玲的，但讲的却是一段报国寺的近代历史。
清初至今的三百余年历史中，报国寺可以说是峨眉山很多重大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所以它在峨眉山寺庙中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特别是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这一段，报国寺成为风云激荡之地，近代中国寺庙史上能够与之相比的不多。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报国寺经历了两段特殊的时期，都与中国当时的世局相关，本为远离市尘的清静寺庙，却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一次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当时国内形势错综复杂，红军已经从贵州转入四川境内，长征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但突围的曙光已现，而西南军阀各自为政，有辖地自重之势，同国民党中央军并不齐心。就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8月4日到9月21日期间，国民军事委员会在峨眉山举办了两期“峨眉军官训练团”，培训川、康、滇、黔军政要员4003人，耗资30万银洋，主要目的是整肃地方，巩固西南局面，以图一举定天下。蒋介石对这次军训非常重视，亲自担任团长，坐镇峨眉山。
“军训团”的阵容可谓齐备，刘湘为副团长，曾经当过庐山军官训练团团长的陈诚为教育长。“军训团”分设办公厅、总务处、经理处、卫生处、审核处、工程处、教育委员会等，另外还有负责警卫的侍卫团、宪兵三团、五团和别动队两个中队。
“军训团”征用报国寺作为主要办公地点，三重大殿中留下大雄宝殿给僧众，而将后面的两殿作为团部，蒋介石的办公处设在七佛殿映翠楼，靳慕白“寄语翠楼新燕子”这句诗中的翠楼指的就是这里，之前只住过果玲和尚。“军训团”的主要训练地点就选在报国寺外，他们在距寺庙几百米处辟出一块平整的操场，并修建了临时军训台和相关建筑。第一期受训人员系西南军队中营以上军职人员，分置3个营，12个连，36个排，共计2024人；第二期受训人员系西南军队中部分连以上军职人员、地方的专员，县以上地方武装首领、教育科长和中等学校校长等，分别编成3个大队、12个中队、39个区队，共计1979人。
“军训团”开训后，蒋介石对学员作了12次讲话及训词。其中在1935年8月4日的开学典礼中，他发表了《峨眉军训团之意义及其始命》的演讲，阐明了“峨眉军官训练团”的目的是培养“新军人”。他说：“从今天开学这一天起，完全彻底变过了一个人——从前是旧军人，从今天以后，要做新军人！旧军人就是自私自利骄奢淫逸的军人，互相争夺祸国殃民的军人，就是对国家民族罪孽深重的军人！新军人就是‘公尔忘私，国尔忘家’的军人，真正能够保国卫民的军人，牺牲一切来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争光荣的军人，就是真能挽救危亡抵御外侮，复兴民族，完成革命的军人！也就是我们峨嵋军官团所要造成的军人！”
“军训团”的训练相当系统、严格，训练期间的生活也很艰苦，还发生过团员因身体不支而死亡的事件，但这样的集训能否真正实现新旧军人的蜕变，不得而知。实际上，“峨眉军官训练团”真正的目的是蒋介石发言中说的一句话，“安内攘外，挽救危亡”，而“安内”直指红军，他不过是想在四川境内一举围剿红军。其实，就在“军训团”成立的前夕，即1935年的8月1日，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主张联合抗日，不仅呼吁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而且要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但当时双方力量悬殊，蒋介石对天下势在必得，不可能与共产党搞联合。而峨眉山报国寺的军训场仿佛牵动着中国的大局，这个让蒋介石用心良苦的“军训团”便具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其动向也为外界高度关注。
从当年的照片中，有一张蒋介石在随从的簇拥下走出报国寺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头顶的匾额上有四个字：明耻教战。这明显是“军训团”占用报国寺后才有的，而“明耻教战”出自《左传》，原话是“明耻教战，求杀敌也”，意思是教导士兵作战，要让他们知道退缩就是耻辱，只有奋勇向前，才能杀敌制胜。这四个字的存在，让这个清静的寺庙平端多出了一种杀气腾腾。
“峨眉军官训练团”结束之后不久抗战便宣告爆发，红军非但没有被剿灭，还胜利会师陕北，中国的命运由此改变。人走庙空的报国寺又回复了往日的清静，但让寺僧们想不到的是，仅仅隔了四年，为躲避轰炸的国立四川大学搬到了这里，报国寺为校本部所在，文法两院设于伏虎寺，理学院设于保宁寺和万行庄，新生院设于鞠槽的将军府，1940年所有学生达1177人之多，学校于1939年6月开始搬迁，9月正式上课。抗战西迁中，大学多搬迁到了一些偏远的小城小镇中，如复旦大学迁到了宜宾李庄，武汉大学迁到了乐山，东北大学迁到了四川三台，但四川大学是唯一一所搬迁到大山深处的大学，堪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报国寺峨眉军官训练团，图为蒋介石走出报国寺大门
实际上四川大学之所以迁入峨眉山跟“峨眉军官训练团”多少也有些关联，因为当时峨眉山容纳过“军训团”4000人，留下了不少临时建筑，而它留下的指挥台故址可以现成地作为学校的操场用地。国立四川大学充分利用了这一切遗留下的资源，在庙宇原有房屋上加以修葺扩建，又陆续修建了教室、办公室、寝室几十间，还在报国寺门外的空地修建了附中校舍、教室等。1940年春，为了解决学校教职员工子弟的上学问题，在报国寺创办了报国小学，将其作为教育系学生的实习园地。
当时，报国寺也是学校的信息中心，专门设置了电报电话局，成都的金城银行也来此设立了办事处。最重要的是十多万册藏书也搬到了报国寺，学校还办有望峨剧社、青年剧社、歌咏戏剧队等，经常在报国寺举行一些文艺演出。但毕竟山里的条件有限，学生的生活相对比较枯燥，每天打交道最多的还是和尚，而当时的和尚们都忙着做一些小生意，颇类市侩。1940年12月，有个叫吉光的学生就在《新华日报》写了篇《川大拾零》的文章，其中不无挖苦地写道:“有卖肉食包子者，有卖酒肉者，有卖糖果者......和尚的时间一半是用在其生意上，只有一早一晚念经。”这其实也是川大在峨眉山办学时期的一种真实反映。

四川大学迁到峨眉山后的师生合影
1941年7月12日，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一行到访四川大学，当天就住在报国寺。第二天他们在罗念生家中吃饺子，罗念生曾与梅贻琦一起共过事。罗念生的夫人是北平人，她做的饺子让梅贻琦颇为称赞——不承想在峨眉山还能吃到北方口味的美食，此为昔时一插曲。
国立四川大学1939年6月南迁至峨眉，1943年3月搬回成都。有近四年的时间，当时的校长程天放常常在闲暇时游山赏花，“安得结庐依绝巘，便从九老学长生”。办学条件的艰苦，让人难以想象他的悠闲从何而来。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的师资力量却是川大历史上最强的，由于沦陷区的教授们纷纷涌入大后方，受到川大礼聘，像朱光潜、饶孟侃、吴大猷、萧公权、徐中舒、张文裕、童第周、陶大镛、萧涤非等各个学科的名师云集峨眉，成一时之盛。自然在这期间读书的学生中出现了不少佼佼者，如国学大师王利器、经济学家蒋学模、化学家陈荣悌和物理学家李荫远等，可以说因缘际会的峨眉山也有了一种文化上的繁盛气象。
国立四川大学搬走后，报国寺又空了下来，再度成为一座清静的寺庙，周边“茅屋拆毁，球场之地并还陇亩矣”（《峨眉伽蓝记》）。但事过一年后，1945年6月，国民党四川省政府成立“峨眉山管理局”，这是峨眉山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官方管理机构正式入驻，而办公地址就设在报国寺。
“峨眉山管理局”的职责是将寺庙分类登记，“别详计划，建设全山，而群魔敛迹，大德来临，佛法昌明，圣地益著”。应该说，这是峨眉山正式纳入政府管理的开始，无政府时代宣告结束。“峨眉山管理局”第一任局长叫彭伯喜，除了管理峨眉山力夫、旅行社、膳宿价格、烟蜡查禁、修建路桥等等，寺庙办理登记事务、处理各类寺庙内部纠纷都得到报国寺来，每日人来人往犹如衙门。有一次，万佛顶僧人寂澈就曾状告该寺住持搞腐败，“非法开支，浮滥用费”，彭伯喜遂须当众断案，并对住持进行处理。万佛顶是峨眉山最高处，人迹罕至，但仍归“峨眉山管理局”管辖，故山巅上的和尚也得花上几天时间下山来告状。
报国寺是峨眉山最为殷实的寺庙，置有不少田产放租，主要来源于大量的捐赠和募化。1932年，一个名叫张志和的军人去游峨眉山，之后写了一本叫《峨眉游记》的书，记录了他在报国寺投宿的经历：“此寺(报国寺)在大山之脚，修建尚属宏大，全庙有四五十单和尚，每年可收租谷三四百石。然而那些和尚还在叫穷，不知他们要多少田产才算富足啊！”也正因为此，在1950年时，果玲感到形势不妙，遂悄悄回乡躲藏，在行至峨边县时被征粮工作组盘查，离奇死去。
纳入了国民政府管理的峨眉山仅仅度过了四年时间，1949年后，峨眉山历经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尚大多还俗，香客和游人很少，直到1956年峨眉山佛教协会成立，统一管理全山各寺院僧人的生产、生活和教务活动，而协会所在地还是设在报国寺。
报国寺不是峨眉山最老的寺庙，却总是跟峨眉山的历史大事件连在一起，被卷入到近代历史风云中，因而在峨眉山的百座寺庙中最为特殊。抗战时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李健章在《报国寺》中写道：“元戎讲武集干城，吟翠楼前驻旆旌。第一禅关题报国，如来也解庶民情。”他讲的还是军训团那件事情，靳慕白则是另外一层意思，他用“杀机那及禅机好，兵学何如佛学乘”这句诗来与果玲唱和，多少有希望平息烽燧、世界安宁的和平之意。
（本文选摘自《河山有灵：岷峨记》，龚静染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10月即出。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