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到底知道不知道毛泽东？答案很肯定：不仅知道而且很看重他

高山

孙中山到底知道不知道毛泽东？答案很肯定：不仅知道而且很看重他                                                                                                2026-06-02 09:42                                        发布于：陕西省
   
                        1924年1月，广州。一个59岁的老人坐在主席台上，身边是国民党的一堆老面孔。台下乱哄哄的，代表们吵得很凶——有人要把共产党人赶出国民党，有人要守住合作的底线。就在这片嘈杂里， 一个31岁的湖南青年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发言，推动表决，把一个险些搅乱大局的提案直接投票否决。
台上的老人看着这个年轻人，没说话，但心里已经有了判断。这个老人，是 孙中山。这个青年，是 毛泽东。

很多人以为这两个人没什么交集——一个是国民党国父，一个是共产党领袖，差了27岁，走的是两条路。 但历史的真相是：他们不仅见过面，还在同一张桌子上共事过。
合作之前，先过右派这一关
故事要从1923年说起。
那时候的中国， 军阀割据，列强环伺。孙中山在广州折腾了多年，几次被赶走，几次打回来，始终找不到一条能真正走通的路。直到他把目光投向苏联，投向中国共产党，事情才开始有了新的可能。
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关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

这个安排，历史上叫做“ 党内合作”。换句话说， 共产党人要以跨党党员的身份，进入国民党的体制内工作。
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框架下，走进了国民党的大门。
但这条路，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顺。 国民党内部根本不是铁板一块。
1923年11月，国民党右派坐不住了。以邓泽如为首的11名右派代表联名上书孙中山，措辞激烈，核心诉求就一个：反对“联共”。他们认为，把共产党人放进国民党，迟早是养虎为患。
孙中山的回应，毫不含糊。他直接拍了桌子：“ 你们不同共产党合作，我就解散国民党。”甚至撂下狠话，说要自己“加入共产党”。

这话当然是气话，但 孙中山的态度无比清晰：联共，是他主动选择的路，不是被逼的。
右派嘴上不说，心里不服。但孙中山的威望在那摆着，他们暂时压住了。 这场内部的博弈，为接下来的国民党一大埋下了伏笔——那场大会，才是真正的火药桶。
国民党一大：那十天，毛泽东在台下干了什么
1924年1月20日，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96人， 其中跨党的共产党员有24人。孙中山坐在主席台上，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钊分列主席团。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在场。

毛泽东，是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来的。 他在台下，不是最显眼的那个人。这里有李大钊，有瞿秋白，有谭平山——这些人的资历比他老，位置比他高。
但毛泽东没打算安静坐着。
大会第一个真正的爆发点，出现在讨论党章的时候。
有个叫方瑞麟的代表，提出了一个提案：要在《中国国民党章程》里加一条——“ 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这条款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清出去，釜底抽薪地瓦解国共合作。
这个提案一出，会场炸了锅。李大钊、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轮番上阵驳斥，把提案批得体无完肤。
就在气氛到位、多数人已经倾向否决的时候，毛泽东站了起来。

他没有长篇大论，就一句话的意思： 气氛到了，现在就付诸表决。
这个动作，看起来不起眼，但时机拿捏得很准。 他不是主角，但他推了临门一脚。表决通过，提案被否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就此写进了党章。
这一票，直接决定了国共合作的制度根基。
除了这次关键发言，毛泽东还被指定为 章程审查委员。这个职位不是虚衔——它负责审核国民党的核心规则文本，能参与其中，本身就是一种信任。
大会的最后一天，1月30日，选举结果出来了。
中央执行委员名单，是孙中山亲自起草的。

24名中央执行委员，加上候补执行委员，其中 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毛泽东，列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名单。
这个名单，出自孙中山之手。这不是程序走完之后的例行结果， 是孙中山主动圈定的。
大会通过的《宣言》，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确立为国民党的三大政策，将 新三民主义写成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
这十天，是孙中山与毛泽东唯一一次同台共事。孙中山在台上，毛泽东在台下。一个主持，一个推进。历史的奇妙，就在这里。

一大之后，毛泽东在国民党的体制里干了多久
国民党一大闭幕，但毛泽东的工作没有结束。
1924年2月，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作出决定：派遣中央执行委员分赴各地，组织执行部。毛泽东被安排去上海。
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式成立，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汪精卫任宣传部部长，胡汉民、叶楚伧为常务委员。文书科主任一职，由毛泽东代理。
这段时间， 毛泽东事实上是上海执行部的日常运转核心。汪精卫、胡汉民长期侍从孙中山左右，根本不在上海，执行部的具体事务，大量落在毛泽东肩上。

1924年5月，一张合影留了下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办纪念活动，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照片里有毛泽东的身影。这是他那段时间在国民党框架内公开活动的直接记录。
但 长期超负荷运转，把毛泽东压垮了。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应冯玉祥的邀请进京共商国是。毛泽东得知消息，和组织部秘书张延灏、干事罗章龙、宣传部秘书恽代英联名写信给孙中山，直接说了实情：“ 近来部内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顿”，请求派人来接手。
孙中山接到这封信。 这是两人之间，有文字记载的直接沟通。
写完信后不久，毛泽东积劳成疾， 1924年12月请假回韶山养病。

休养之后，1925年，毛泽东再度出山。 这一次，等着他的是一个更重要的位子。
汪精卫以事务繁忙为由， 指名推荐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25年10月7日，毛泽东从长沙返回广州，正式就职。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是个闲差。孙中山自己说过：“ 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毛泽东接手之后，着手建章立制，创办《政治周报》，统一各地宣传口径，被后来的研究者评价为“ 国民党宣传部有史以来最长、最稳定的一段领导期”。
1926年1月，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出席，代表中央在会上作《宣传报告》，并再度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这时候，孙中山已经不在了。

1925年3月12日，那个人走了
把时间拨回1924年秋天。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爆发，冯玉祥倒戈，推翻了直系军阀政权。孙中山接到电邀，决定北上，共商统一国是。
那时候，孙中山的身体已经出了问题。他明知道，却还是走了。
11月13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先抵上海，绕道日本，再赴天津。到天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发高烧，肝部剧痛。身边的人劝他休息，他没听。
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进入北京。入城那天，他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住进北京协和医院，被确诊为肝癌。
病榻上，孙中山还在操心国事。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接连开会，讨论病情，讨论时局，讨论后事。 汪精卫、宋子文、孙科、孔祥熙四人受命起草遗嘱。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遗嘱上签字，留下《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三份文件。
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停止了呼吸，享年59岁。
弥留之际，他断断续续重复着几个词：“ 和平……奋斗……救中国……”
《国事遗嘱》里，他写下了那句后来被刻在无数地方的话：“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消息传出，国共两党同时组织哀悼。灵柩移往中央公园， 沿途送殡者达30余万人。一个政权的奠基者，就这样走了，留下了未竟的事业和一个还在动荡中的国家。
孙中山走后，他亲手搭建的国共合作平台还维持了两年。1927年，蒋介石发动清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破裂。毛泽东离开国民党的体制，走向了另一条路——上井冈山，建红军，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两个人，一个历史节点
回头来看1924年的那十天， 孙中山和毛泽东在广州的那次相遇，是一次非常“不对等”的相遇。
孙中山是主席台上的核心，57岁，是整个会场最有权威的人。毛泽东是台下的代表之一，31岁， 在那个场合，他甚至算不上特别引人注目的角色。

但孙中山看到了他。
章程审查委员，是孙中山指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是孙中山亲笔起草的名单里点出来的。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足以说明孙中山对毛泽东的判断——这个年轻人，有胆，有识，靠得住。
孙中山当然无法预料，这个他圈定的年轻人，后来会拉起一支队伍，建党、建军、建国，走出一段他自己也未曾走出的路。
但历史就是这样。大人物的交汇，往往只有一瞬间。那一瞬间过去，各自的路就分开了。
孙中山1925年3月走了。毛泽东在他的体制里又干了两年，然后走上了另一条山路。
两条路，同一个起点。

这是1924年，那个动荡年代里，一次真实发生过的历史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