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周旋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兰梅

影海钩沉

2017-12-03 08:40:19


周璇(1920——1957)，是我国蜚声影坛、歌坛的两栖明星，被人们誉为“金嗓子”。她出身贫寒，婚姻不幸。她一生悲剧有四个谜:即她的出生考详、婚姻是非、财产原委和突然死亡。最近，抽时间细读了周旋长子周民与张宝发、赵国庆合著的《周旋日记》和数十篇有关周璇的记述，从中感受到周旋的悲剧人生和晚年家庭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痛苦。但在我看来，由周旋长子周民等所作的《周旋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比较接近于相关事实真相，今特摘发，以飨读者。
——题记

尽管周璇多灾多难，但新中国和人民政府却对她始终非常关心。周璇的儿子周民成年后，也一贯持这种看法。
据我们了解，事情也确实如此。
可以说，1950年7月，周璇是在新中国的召唤下，从香港返回上海的。她一回到上海，有关部门就开始筹划让她拍电影上银幕，并特意请名家为她作词谱曲，希望她能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重放异彩。尽管她的思想上还有疑虑，但脚已经踩在新社会的土地上了。
1951年拍摄的电影《和平鸽》让她担任主角，并请她主唱插曲，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周璇在电影《和平鸽》担任主角
至于，周璇在《和平鸽》的摄制过程中，出于个人和环境的种种因素，精神失常了，那是由于另一个较为复杂的历史原因所致。前面已经分析到了。
她犯病后，可以说，从领导到整个上海影剧界都被牵动了。他们兴师动众，委派专人替她照料小孩，为她请了上海最好的精神病专家粟宗华为她进行治疗，使用了最昂贵的从英国进口的药物，安排她住进高级的虹桥疗养院，还送她到北京去治疗了一年多，又一次次派人来处理她的生活琐事，甚至成立了专门“小组”替她理财。
这种礼遇，可以说，在全国文艺界人士中绝无仅有的。
周璇从1951年8月精神错乱，到1957年9月病故，这6年里，病情时好时坏。当她病情稍微稳定的时候，当时的戏剧电影协会和有关部门的领导，总是作出安排，让黄宗英带着她的儿子周民到医院探望她，让她内心得到一些安慰，以配合她的康复治疗。

四十年代的周璇与韩非
同时，他们还多次安排刘琼、韩非带她外出到红房子法式西餐馆吃西餐、到“德大”、“凯司令”喝咖啡。又让医生、护士陪她乘小车逛街兜风、到淮海路上高档的美容厅“红玫瑰”去烫发等等。可谓细心周到、无微不至。
可以不带丝毫偏见地说，周璇患病期间，新中国灿烂、温暖的阳光始终沐浴着她。
最近某地出版的一部有关周璇的书中提出，当时上海文艺界个别人(点到了黄宗英、黄晨、吴茵、白杨、张立德、吕复等人的姓名)有意阻挠周璇的次子与周璇接触等等之类的问题。有必要指出，这不是什么个人恩怨问题，而是当时的政府部门采取的合理和必要的措施，目的是为了保护周璇的声誉和避免她精神上再次受到唐棣的伤害。政府的措施是针对唐棣的，而且周璇本人并没有对任何人提到过这个次子。

在疗养院的周璇
1957年5、6月间，当周璇的病有了一些起色、即将康复的时候，政府和关心周璇的各界人士，都很高兴。
当时的《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刊对周璇的一举一动都作了报道，比如，周璇与记者对话，周璇在医院的草坪上打羽毛球，周璇在南京路上的饭店里吃饭，周璇到白杨、赵丹、黄晨、陈歌辛家作客。
当时记者是这样报道的:“在黄晨家里，周璇的脸上洋溢着愉快的浅笑。看来她真是已恢复了健康。不久前新烫的头发非常整齐平贴，丰满的面颊发出蔷薇色的光泽。她的服装也很雅致整洁，白底黑色小方格的上装，衬着白底浅蓝格子的衬衫，浅灰舍味呢裤子，白袜，黑皮鞋。……她竟是那样平静、安祥，在钢琴伴奏下唱了起来。在一曲终了之后，她与为她伴奏的同志紧紧地握了手，轻轻地说:‘谢谢!’。”

周璇在赵丹的家里和曾经的旧上海的朋友们聚会
在陈歌辛的家里，周璇见到了多年不见的钢琴，她坐到钢琴边，轻松地弹奏了一首戈赛克的《加伏特舞曲》。陈歌辛听了喜形于色，决定为周璇作一首曲子《枯木逢春》。
报上还刊登了周璇坐在沙发上看上影画报的照片，电台也把周璇的一系列活动作为重要的文艺讯息播发了消息，并且播放了周璇演唱的《四季歌》。
海内外喜爱周璇的听众和观众也纷纷来信来电，寄来钱款、各种礼物和药品，表达对周璇的万般关切。在医院里，她还接待了泰国、菲律宾、马来亚、印尼等国来访的朋友。有一次泰国皇家歌舞团来上海访问演出，她应邀前往观看，演出结束后，她还到后台与泰国皇室成员亲切交谈，共叙友情。

报上又及时刊登了周璇致广大观众的一封公开信，她在信中说:“亲爱的观众:我的病已经好了，快要出院了，就快要工作了。我一定在党的培养下，好好拍电影，感谢观众们对我的热爱和关怀。”
《上影画报》也刊载了周璇致《上影画报》读者的一封信:“我已经快好了，我很快就要在银幕上和观众见面了，谢谢观众们对我的关怀，再见吧，祝你们健康。”

这是拍摄周璇纪录片中的一个场景：赵丹（左）、周璇（中）和黄晨
中央新闻纪录片厂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在虹桥疗养院，在赵丹、黄宗英的家里等处，拍摄了有关周璇康复后的系列活动，有周璇和她的儿子周民在一起的镜头，有周璇弹钢琴、唱歌，和文艺界的老朋友们欢乐相聚的场面。
消息传到北京，作为主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即给她发了慰问电报。
周璇也给夏衍回了信，她在信中是这样写的:“接到您5月25日给我的电报非常感激，我现在情况很好，就快出院了，出院以后希望在您的领导下继续为电影事业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她已经知道要为人民服务了。
由此看来，1957年夏天，周璇的心头充满了阳光和鲜花。她也渐渐开始适应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了。当时的记者这样写道:“我们(和周璇)手挽着手，步出疗养院，欣赏郊区春色。在小木桥上，俯视潺潺溪水，又眺望远处的花房，无限美好的生活，在期待着她。”事情也完全有可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所有这一切，正像她儿子周民反复强调的:党和人民政府对她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