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匠是怎样生成的？

江水

巨匠是怎样生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 2018-09-13 23:16:35

齐白石的一生一直在民间天然之趣与文人体系之间游走，在风起云涌的历史潮流中，“草间偷活”是他的处世之道。

记者/张星云

1956年9月1日，“授予齐白石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仪式”在北京举行

跨车胡同15号1926年，齐白石花了2000银圆，买下北京跨车胡同15号院。在北京萍居7年，换过6次住所的他，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自此直至他1957年去世，30年里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这里。
如今，周围的胡同全没有了。与跨车胡同相连的辟才胡同，成了一条双向四车道的宽阔街道。南北向的太平桥大街，在与东西向的辟才胡同交汇时，拐了一个奇怪的弯。那个奇怪的弯，正好绕开了一处平房。在林立着购物中心和高档酒店的金融街地段，这是唯一一处平房。车水马龙的马路边上，一个孤独的门牌号挂在墙上，“跨车胡同15号”。
“这院子北屋三间，东西屋各两间。当时我四大爷齐良迟住东屋，五大爷齐良已住西屋，我爷爷齐白石带着我父亲住在大北屋，有个孙妈专门给老爷子做饭搞家务，还有位被收留的清末太监老尹负责看大门。”齐慧娟向我回忆道。她的父亲齐良末1938年出生，是齐白石最后一个儿子。78岁的齐白石老来得子，为齐良末取号耋根。“号以耋根者，八十为耋，吾年八十，尚留此根苗也。”
齐良末5岁时，母亲胡宝珠去世。齐白石疼爱这个小儿子，让他从小在自己身边生活，北屋三间房，中间是“白石画屋”，齐白石睡西厢房，齐良末睡东厢房。“我爷爷过世的时候我父亲才20岁，所以整个青少年期他和我爷爷都是在同一屋内生活的。”齐慧娟告诉我，在她父亲的印象里，齐白石是个特别自律、规矩的老头。他很高的个子，一生没有驼背。他穿的长衫，袖口翻起来，里面的内衬一定是雪白的，没有一点脏。他饭量很小，并且喜欢清淡口味。他画案上东西很多，每一样都理得整整齐齐。

齐白石孙女齐慧娟（于楚众 摄）

“在我父亲眼里，齐白石每天的生活就是画画、刻印。”齐慧娟说，“早饭过后便准备纸笔开始作画。他实际行笔极慢，每画一张画就像盖一幢建筑。纸可能是求画者送来的，所以需要先用很长时间看纸本身，然后下笔将画面主体画完，再将这张画挂在北屋北墙的一根铁丝上。这时他会坐在那条用湖南竹子做的躺椅上，一边捏手一边看，一边考虑进一步的颜色、结构处理。有时也会在躺椅上眯一会儿，醒来之后从墙上取下画继续画，然后再挂起来看，再画。”
李燕对这套程序也很熟悉。他的父亲李苦禅1923年拜齐白石为师，保持了34年师徒关系。“我父亲说，老先生不藏私，当着学生面画，示范教学，此时学生们不宜多问话。等老先生画了两三张，挂在墙上看的时候，我父亲才会提点问题，老先生有所解答，前提是千万别干扰老人家挣饭钱。”
李燕对我回忆说，齐白石从早画到晚，晚饭后会在画室点起六根洋蜡，左边三根右边三根，这样作画就不会受灯影干扰了。如果晚上不画，便会点一盏煤油灯，写点什么。“老先生作画从来是站着画的，只有拍摄照片时才会坐下来画。他们家很晚才装电灯，他说他怕把雷公引下来，后来齐良迟是学无线电、电机学的，这才说服了老先生。”

齐白石大弟子李苦禅之子李燕（于楚众 摄）

李燕第一次见齐白石是在1952年春节前，父亲李苦禅带着9岁的他去跨车胡同给齐白石拜年，齐白石很高兴，给了李燕1万块钱（1953年币制改革前）的红包，又当场作画，画中天上飞着鸽子，底下一个篮子里装着两个柿子两个苹果，题的篆字“世世太平”，取了柿子和苹果的谐音。
齐白石对晚辈们的照顾和影响是多方面的，甚至传承到了再下一代。
齐慧娟3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齐良末学画。“我当时上来就想学画虾，被我父亲拒绝了，让我先画雏鸡，我完全不理解。后来我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父亲对我说，当初他也向齐白石要求先学画虾被拒绝，改而画雏鸡的。因为画虾讲究的是浓墨跟淡墨的融合，是冲墨，骨包肉的效果很难画，画不好就画成了肉虫子。而雏鸡由两个圆组成，既能体会墨色的深浅交融，又相对容易，可以保持孩子学画的持续性。”
更普遍的人认识齐白石，是在1949年以后。1953年他被中央文化部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1955年获得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国际和平奖，1954年故宫举办了“齐白石绘画展览会”。他的作品“喜闻乐见”“雅俗共赏”，六七十年代，他画的虾、小鸡、牡丹被大量复制在暖水瓶、茶杯、脸盆、床单、沙发靠垫上，给一代中国人留下了美好纯真的生活情趣。在收藏领域，近10年，他作品的市场价格也在攀升，去年一组《山水十二条屏》被拍卖出9.315亿元天价，创下中国书画全球第一贵的纪录。
“其实齐白石去世的时候，润格是很低的。”许化迟告诉我。他的父亲许麟庐1945年拜齐白石为师，1951年在齐白石的提议下，于东单东北角西观音寺胡同西口开办了新中国北京第一家书画店——和平画店，这间不到40平方米的小店，三块店招牌匾分别出自齐白石、徐悲鸿和陈半丁之手。当时画店经营的书画中百分之八十是齐白石的作品。许化迟说，齐白石直至晚年卖画也不漫天要价，而是按照创作材料的成本、劳动时间和难易程度定价。“我父亲说，齐白石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伟大的画家，他只是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不墨守成规。他始终把自己视作一位职业画家，画画的目的就是为了养家糊口。”
画店经营了两年后，许麟庐向齐白石提议，将他的润格从5元一尺涨到10元一尺。“当时他的画比陈半丁、萧谦中便宜，甚至比很多年轻画家的画还要便宜。傅抱石一张三尺的画要卖40元，齐白石一张三尺的画15元。”许化迟讲述，面对涨价提议，齐白石当时很犹豫，沉默了半天，最后对许麟庐说：“麟庐啊，我家里还有一大家子人呢。”言外之意，要涨钱卖不出怎么办？最终涨了价，画卖得依然好，齐白石才放心了。
1953年也是齐白石最高产的一年，仅那年他便绘出600多幅作品。晚年齐白石创造力极其旺盛，他80多岁时，每天早起至少要画七八张，90多岁，也还是每日画四五张。能看出，晚年齐白石绘画时是上瘾和兴奋的。在他身上，从没有艺术家的那种特殊与清高，而始终是谦卑本分的。
“雅与俗”“艺术与商业”“能品与逸品”，这些艺术圈永恒的矛盾，被这位满怀童心又刻苦勤奋的老头有意无意中解决了。在他背后，是一段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间乡土与文人士人体系的融合之路。

1956年9月1日，周恩来总理出席“授予齐白石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仪式”并与齐白石亲切交谈

成为职业画家1919年，齐白石定居北京，决定成为一名职业画家。尽管他从16岁开始学习雕花木工，并以残本《芥子园画传》为师，习花鸟、人物画，27岁拜乡绅胡沁园为师，学习工笔花鸟虫草，37岁拜王闿运为师学习诗文，40岁后外出游历“五出五归”，结识樊樊山、郭葆生，尽观徐渭、八大山人、金农等古代画家书画，得见赵之谦印谱借勾，眼界大开，但在北京最开始的两年里，齐白石的画家生涯并不好。在《白石老人自述》中他说：“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平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有人问津，生涯落寞得很。”
没想到最先帮助齐白石获得转机的不是绘画，而是篆刻。1917年陈师曾在琉璃厂南纸铺看到了齐白石的篆刻，甚为推崇，在朱德裳引荐下，陈师曾亲自到西砖胡同法源寺寻访齐白石。齐白石拿出得意之作《借山图》请教，陈师曾题诗云：“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此后二人经常谈诗论世，成为“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的莫逆之交。
作为出身名门的晚清名士，陈师曾本就诗文书画修养全面，其父是诗人陈三立，其弟是学者陈寅恪，他自己则对中国绘画史论有研究。陈师曾1921年发表《文人画的价值》和《中国画是进步的》，认为艺术的本质和目的是要表现人的丰富情感活动和主观精神情趣，作画不要唯求形式，而要突出神似与气韵。在陈师曾的建议下，齐白石开始了著名的“衰年变法”，始用“红花墨叶”画法，即以饱满的洋红直接泼写荷花，衬以浓墨叶和用焦墨写就的荷梗。此法本吴昌硕最早采用，其弟子陈师曾也有发展。
在变法的同时，齐白石开始用心经营。1918年他困顿潦倒之际，著名报人胡鄂公在琉璃厂买下了他六幅屏条，由此两人成了朋友。1920年，齐白石托胡鄂公到上海请吴昌硕给自己订润格。润格即挂在纸店的作品报酬标准，前辈为后辈订润格，有权威认证之意，也会促进作品卖得更好。吴昌硕比齐白石大20岁，时任西泠印社社长、上海书画学会会长，是当时的画坛领袖。齐白石还写了一首诗：“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牛马走，三家门下转轮来。”吴昌硕号为老缶、缶道人，齐白石不仅将吴与徐渭、八大山人并称，且表示愿为三家门下走狗。谦卑如此，吴昌硕果然为齐白石订了润格，并在润格中赞道：“其书画墨韵孤秀磊落，兼善篆刻，得秦汉遗意。”
变法很快就有了效果。1922年，受陈师曾之邀，齐白石的作品参加了日本东京府厅商工奖励馆举办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参加展览的都是当时国内著名画家，如吴昌硕、陈师曾、陈半丁、王梦白、王一亭等，展品有400多件。展览的结果，《白石老人自述》中记：“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还说法国人在东京，选了师曾和我两人的画，加入巴黎艺术展览会。日本又想把我们两人的作品和生活状况，拍摄电影，在东京艺术院放映。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
“为什么齐白石会在日本先被认可？”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亮对本刊说，“原因在于那时日本的美术观念正处在与西方绘画相互影响的交叉点上，并且已经开始了所谓现代主义的发展，而齐白石的主观性绘画、构图思维和色彩逻辑，恰好与这一认知系统是一致的。”

齐白石早期木雕作品：雕花床一号床楣（局部）

齐白石早期木雕作品：雕花工具箱

实际上这次展览是围绕当时中国画坛绝对领袖吴昌硕展开的。当时吴昌硕在日本的影响力已经很高，日本美术学者田口米舫从中国回去后，先后于1919年和1921年在日本出版了《缶庐临石鼓全文》和《吴昌硕书画谱》，对日本书道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而1922年，就在“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举办前，日本高档百货店高岛屋推出“吴昌硕书画篆刻展”，日本新闻也在当日头版进行报道。“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的参展画家中，陈师曾、陈半丁、王梦白都是吴昌硕的徒弟，王一亭是吴昌硕的朋友。齐白石是在陈师曾的邀请下，才画了几幅送展，这名编外人员却把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而吴昌硕连同弟子的画却没有多大动静，以至于吴昌硕本人对这次展览后来都没有提及。
不仅如此，吴昌硕因此说过一句“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成大名”，此话传到齐白石耳朵里，1924年齐白石刻了一方“老夫也在皮毛类”印章，边款“老夫也在皮毛类乃大涤子句也，余假之制印”。借大涤子石涛的话来回应吴昌硕，且从此对吴昌硕改尊称“吴缶老”“缶老”为平称“老吴”“吴昌硕”。
此后在齐白石自己留下的文字中，很少论及吴昌硕的画，而是将变法功劳全都归功于陈师曾。“他对于我的画，指正的地方很不少，我都听从他的话，逐步改变了。”反倒是齐白石的老友胡佩衡，在其1959年与儿子同著的《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中，反复叙述了齐白石如何学习吴昌硕，如何吸取吴昌硕的技法又进一步创造的。胡佩衡于20年代在北京与齐白石相识，后来在民国时期两大重要美术刊物《绘画杂志》和《湖社月刊》任主编，其间不遗余力的推介齐白石，两人友谊长达40年之久。
胡佩衡曾回忆说：“据我知道，他一直崇拜吴昌硕，只要见到他的精品就要买下来或者借来学习。”启功也曾回忆齐白石的晚年道：“齐先生最佩服吴昌硕先生，一次屋内墙上用圆图钉钉着一张吴昌硕的小幅，画的是紫藤花。齐先生跨车胡同住宅的正房有一道屏风门，门外是一个小院，院中有一架紫藤，那时正在开花。先生指着墙上的画说：‘你看，哪里是他画的像葡萄藤，分明是葡萄藤像它啊！’姑且不管葡萄藤与画谁像谁，但可见到齐先生对吴昌硕是如何的推重的。”
1923年，陈师曾病逝，年仅47岁。1927年吴昌硕病逝，享年84岁，那一年齐白石65岁，“衰年变法”基本完成。“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人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自此，齐白石真正以职业画家的身份在北京立足。
学者张涛曾分析说，齐白石将变法之功全然推至陈师曾，隐含有试图借陈师曾“名仕光环”来为自己的变法获得社会舆论接纳和画界认同的动机。而学者郎绍君也曾评价说：“没有前面的艺术生涯，不可能产生‘衰年变法’，没有‘衰年变法’，不会有齐白石的大器晚成。变法动机与目标的确立，与陈师曾的点拨分不开，但过分夸大陈师曾的作用不符合事实。整个北京的文化环境对齐白石的变革有更根本的意义。”

齐白石与徐悲鸿（右一）、吴作人（右二）、李桦（左一）合影

登上讲坛自从在日本名声大噪之后，齐白石的市场行情愈发炙手可热。他随后开列的润例，也开始提出诸多要求。“余不求人介绍，有必欲介绍者，勿望酬谢。用棉料之纸、半生宣纸、他纸板厚不画。山水、人物、工细草虫、写意虫鸟皆不画。指名图绘，久已拒绝。”北京低廉的消费水平与丰盈的作画收入，保证了成名后的齐白石日常生活的优渥和处世态度的自如。
但得到市场声誉并不代表即得到艺界的一致认可。早在齐白石未成名前，官气十足的京派画坛中主要是瞧不起齐白石的出身低微和无科举经历，认为齐画缺乏“书卷气”。出名以后，主要攻击齐白石的作品是“匠画”“无所本”。当时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的会长周肇祥便对学生说：“千万不要学齐先生，他的画是骗人的。”
性格倔强的齐白石对这类攻击做出多种形式的回应。如他画“人骂我，我亦骂人”，印文“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流俗之所轻也”，题跋“人誉之，一笑，人骂之，一笑”，甚至把对方攻击自己的事，在画上进行长题示众：“余友方叔章尝语余曰，吾侧耳窃闻，居京华之画家多嫉于君，或有称者，辞意必有贬损。余犹未信，近晤诸友人，面白余画极荒唐，余始信然。然与余无伤，百年后来者自有公论。”
黄苗子曾说，当时北平画界有两个集团——“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总得依靠一个“画会”才能成名立身，否则在北平这个“文化城”，是站不住的。而坚持“一切画会无能加入”的齐白石，将交游重心转向了文化名士界。

1948年，作画间隙的齐白石躺在椅子上放松自己的手

1924年梅兰芳正式向齐白石拜师学画工虫。其实早在1920年9月，齐白石经好友齐如山引荐即到前门外北芦草园拜访梅兰芳，齐如山是戏曲评论家，与梅兰芳合作甚恰，成为二人交往的媒介。梅兰芳当时在他的书斋“缀玉轩”办了一场小型的雅集，除了齐白石和齐如山，还有画家汪霭士、诗人李释堪。梅兰芳为齐白石理纸磨墨请他画草虫，然后梅兰芳又即兴清唱了一段《贵妃醉酒》。次日齐白石回赠诗曰：“飞尘十丈暗燕京，缀玉轩中气独清。难得善才看作画，殷勤磨就墨三升。”
这次雅集对于齐白石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在梅家见到讲究的布置，尤其是园中栽植的花木更令齐白石流连忘返，仅牵牛花就有100多种，有的花朵竟有碗口般大小，让齐白石眼界大开，从此他萌发了画大牵牛花的兴致。
此后，梅兰芳常邀齐白石前去做客，或聊天，或指点画艺，每次都是由齐如山陪同。来者除齐白石之外，还有其他朋友。“这里面要数齐先生的年纪最大。每逢牵牛花盛开，他总要来欣赏几回的。”梅兰芳在他《舞台生活四十年》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因为梅兰芳交游广泛，家里常有宴会，那时的风尚，宴会多在晚上，但齐白石要早睡，也就不能常奉陪。
可以说那段时期齐白石与梅兰芳往来颇多，但唯独一件事情在《白石老人自述》中记得最清楚：有一次齐白石应邀到一个官宦之家参加一次聚会，此时齐白石画名不甚显著，加之穿着朴素，又没有熟人招呼，他被冷落在一旁。这时梅兰芳到了，见到齐白石，就径直上前恭敬见礼。事后齐白石对此深为感激，特意画了一幅画送给梅兰芳，题曰《雪中送炭图》，画中题诗致谢：“记得前朝享太平，布衣尊贵动公卿。如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呼姓名。”可见齐白石既憎恨北平势利场上的世态炎凉，也珍惜梅兰芳的真诚。也是在认识梅兰芳的同一年，齐白石还认识了林纾、徐悲鸿、贺履之、朱悟园等，其中徐悲鸿与他最投机。
此时齐白石迎来了另一个机会。1927年，从巴黎归国的画家林风眠执掌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慕名拜望齐白石，请他担任国立艺专教习。当时学校设在西京畿道的西边，是一所玻璃房顶的洋学堂。离跨车胡同不过二里地。“我自问是个乡巴佬出身，到洋学堂去当教习，一定不容易搞好的。起初，不敢答允，林校长和许多朋友，再三劝驾，无可奈何，只好答允去了，心里总多少有些别扭。”而在郑重所著《林风眠》传中也记载，林风眠在课堂上为齐白石准备了藤椅，下课后又亲自送他到校门口。第二年，林风眠辞职南下，徐悲鸿接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但仅待了3个月便也辞职南下。
根据学者张涛的考察，齐白石初入北平艺专时经济上已经有了保障，“撩拨他内心深处是否愿意接受教职的天平尺度，可以说完全由校方的诚意深浅所决定”。也正因为齐白石从徐悲鸿那里得到了足够的欣赏和尊重，在徐悲鸿南下后，齐白石画了一幅《寻旧图》表达思念之情：“一朝不见令人思，重聚陶然未有期。深信人间神鬼力，白皮松外暗风吹。”而在《答徐悲鸿并题画寄江南》中则有“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两句，足见齐白石已经把徐悲鸿视为知己。此后两人书信往返不绝，徐悲鸿几次信中执意请求齐白石接受续聘，继续在国立北平艺专授课，齐白石也听了建议，1933年再被聘为中国画系教授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

李苦禅与老师齐白石

更广泛的交游以农民木匠画家身份在国立艺专任教，齐白石对此颇为得意：“木匠当上了大学教授，跟十九年以前，铁匠张仲飏当上了湖南高等学堂的教务长，总算都是我们手艺人出身的一种佳话了。”而这段教职经历后来还给齐白石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广泛认可。
当时任职于同一学校的同事，捷克斯洛伐克画家、收藏家齐蒂尔（Vojtech Chytil）回国后，将齐白石在内的中国艺术带去欧洲各国办展，此外徐悲鸿以中国政府名义在欧洲举办的展览中也有不少齐白石的作品，两人都将齐白石视作中国北方最具有革新思想的艺术家，这也使得齐白石在欧洲的声望有所增长。
尽管齐蒂尔是以西方现代运动的方式去认识当时在北京画坛还有些许寂寞的齐白石，但他向欧洲观众展示的齐白石却已经俨然中国现代艺术的领袖。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何以当张大千拜望毕加索时，毕加索画室中有他临习齐白石的画。张大千曾回忆道：“毕加索的大画室遍地都是东西，好乱……我一坐下他就捧出了五大本他的作品，他说他也学中国画，请我看看他的习作，要我老老实实不客气给他意见。一本总有二三十张吧，他画的多是花卉虫鸟，我一看就知他学的是齐白石，他虽然有笔力，但外国人画我们中国画，办不到所谓‘墨分五色’层次互见，他下笔后的墨色浓淡难分。”为了让毕加索画好中国画，张大千还送给毕加索好几支日本精制的中国毛笔。多年后，毕加索甚至送了一幅齐白石风格的《草上刀螂》给张大千开中国餐馆的义妹费尔曼，那画“完完全全是齐白石的路子”。
此外张大千对齐白石的艺术也相当肯定。他曾对王壮为比较齐白石与吴昌硕，“吴昌硕与齐白石两家的画，若一定要比较问谁的更好，则我回答是齐的更好”。他对齐白石的好感或有感于一次齐白石的指教。一次作画，张大千画蝉头向下附于柳条上，被齐白石悄悄拉一边说，蝉在树上，头都是朝上的。张大千后在青城山观察，每只蝉的确都是头朝上的，对齐白石的观察世界之深颇为感服。
一些跻身于文化界又素有雅好的政要也开始与齐白石建立起了友谊。“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就与齐白石有书画往还。而远在南方的徐悲鸿，一边为齐白石编选画册并作序，一边代齐白石向国民党元老、书法家于右任求诗题字，后来于右任与齐白石书画交游更多，他为齐白石的画集诗文提名，还为齐白石多次题写墓碑铭文，多达五六幅，不厌其烦。有些败字也不弃，请齐白石自己选用，可见二人交情之深。
也正是通过与这些名人的交游，齐白石的艺术与画名被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他同时始终保持着平民的骄傲。齐白石刻了一大堆印章，如“鲁班门下”“木人”“寻常百姓家”“星塘白屋不出公卿”“吾草木众人也”等堂而皇之地盖在画上，以表明自己平民的身份。
在那几年中，他卖画教书，刻印写字，收入很可观，只是想起自己已七旬，风烛残年，还有多少日子可活，外加自己当时最得意的弟子瑞光和尚圆寂，想着何必再孜孜不倦地为衣食劳累，便于1932年画了一幅《息肩图》，题诗道：“眼看朋侪归去拳，那曾把去一文钱，先生自笑年七十，挑尽铜山应息肩。”他画此图时，本想从此息肩，不再笔墨劳累，却事与愿违，慕名请画的人越来越多，他只得靠着双手，照常工作，刻了几方印“老为儿曹作马牛”“苦手”“有衣饭之苦人”，聊以自嘲。
当时，冒他姓名造假画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许多人因此不敢收藏他的画，也常有买画的人请他鉴别真假，有的还请他加写题记，他真有点不胜其烦，给人家一本册页题过：“予之画，从借山馆铁栅门所去者无伪作。世人无眼界，认为伪作，何也？”朋友中也有人叫他白画而不予润格，使他厌烦，他写过一诗：“去年相见因求画，近日相求又画鱼。致意故人李居士，题诗便是绝交书。”他向来不做无为周旋。
然而他与北平名士的广泛交游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而中断。

齐白石与家人在跨车胡同内合影（成人左起：齐白石、胡宝珠、家旭）

战争带来的改变随着战事不断发展，北平的日本人越来越多。此时齐白石的画在日本已经很有权威，因此慕名求见他的人不少。有的设宴相邀，有的赠送礼物，目的无非是想和他拉上交情，随时要他作画刻印。他刻过一方“老岂作锣下猕猴”的印章，想了个不拒而拒的办法：不分昼夜，把大门紧紧地关着，上边还加了一把大锁。有人访他，在门口拍他的门环，先有女仆问明来人姓名，他再亲自出来，在门缝中看清是谁，不愿见的，由女仆回说“主人不在家”。那时，他家既没有卫生设备，又没安装自来水，每天上门送水和淘厕所的来，也须经过他亲自开锁才能进去。他锁门拒客，也引起很多人不满，有人说他性情乖僻，不近人情，哪里知道他的深谋远虑。
1937年9月，陈师曾的父亲陈三立去世，齐白石前去灵前行礼，这是他自北平沦陷后第一次出门。到了1939年，他干脆在大门上帖上告示“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但战时物价上涨，为了维持家庭，又不得不在“停止见客”旁边补写一句“若关作画刻印，请由南纸店接办”。后加贴“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最终在1943年贴上“停止卖画”四个大字。
战事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齐白石开始用心为自己的画、诗和印筹划编辑出版。1933年，齐白石请张次溪为他编印诗稿《白石诗草》，也是在同时，他先后两次整理出版篆刻印谱。同一年，齐白石在张次溪家中偶然看到文人金松岑从苏州寄给张次溪的信，信里附有一篇传记文章，齐白石读完之后佩服得不得了，于是画了一幅《红鹤山庄图》托张次溪转寄去，以画易文，恳请金松岑为他做一篇传记。金松岑复信同意，但表示需要知道他生平事略，才能动笔。于是齐白石开始自述自己一生的经历，叫张次溪笔录。自述材料刚写到一半，卢沟桥事变爆发，张次溪回了南方老家，直到1945年笔录才重新开始，但金松岑却在1947年初去世，齐白石深感遗憾。
齐白石的立传愿望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得以实现。第一位为齐白石撰写年谱的人是胡适。胡适在《齐白石年谱》序言中说：“民国三十五年（1946）秋，齐白石先生对我表示，要我试写他的传记。有一天他亲自到我家来，把一包传记材料交给我看。我很感激他老人家这一番付托的意思，当时就答应了写传记的事。”此时胡适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刚刚结束在美国的研究和讲学回到中国。事务缠身的胡适又找来好友黎锦熙一同整理，最终写得《齐白石年谱》，还解开了齐白石“瞒天过海”改年龄之谜。
胡适说他“很喜欢白石老人自己的文章……都是很朴素真实的传记文字，朴实的真美最有力量，最能感动人。他叙述他童年生活的文字也有同样感人力量。他没有受过中国文人学做文章的训练，他没做过八股文，也没有做过古文骈文，所以他的散文记事，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旧式古文骈文的作者不敢做或不能做的”。这或许就是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如此欣赏齐白石，甚至还亲自为齐白石这位“乡下老农”作《齐白石年谱》的原因。其实，如果把胡适这段描述齐白石文字特点的话改成齐的绘画语言，以概括陈师曾、林风眠、徐悲鸿等对齐白石绘画的称赞，也会大致适用的。
当年先后聘请齐白石担任艺专教授的林风眠和徐悲鸿，后来在中国掀起了新美术教育浪潮，从1929年的第一届全国美展到1937年的第二届全国美展，以及“二徐之争”对中国画未来的讨论，齐白石全都缺席了。他始终处于大潮之外，难入自觉的知识分子之列。他不参加画派，也不发表言论，除了“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样的变法心得，也少有对中国画学表达态度。
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中国艺术转向写实主义，“受到革命的民族主义激发的艺术”被视为佳作，也使得徐悲鸿推行的写实主义成为主流。而徐悲鸿看重齐白石的就是后者对传统绘画的大胆变革和画中真趣。1946年徐悲鸿北上，重组北平艺专，次年2月再次聘齐白石为名誉教授，1949年后齐白石继续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

齐白石（郎静山摄影作品）

大雅宝胡同徐悲鸿主导下的国立北平艺专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美术的主要力量。李可染、吴冠中、李苦禅、张仃、董希文、叶浅予、滑田友、王朝闻等一批教员先后住进艺专宿舍大雅宝胡同甲2号。其中李苦禅是齐白石的大弟子。李苦禅早在1923年就拜齐白石为师学习国画，齐白石曾言：“余初来京时绝无人知……独英也，欲从余游。”可见拜师一事不仅对李苦禅意义重大，对当时名气不大的齐白石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和激励。
“大雅宝胡同那些人心中有两个偶像，一个是他们的领导徐悲鸿，另一个偶像便是齐白石。”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亮对本刊说，“这种联系并非以老人为中心的团体或画派，而是一种精神向导和榜样力量。齐白石衰年变法之后渐显大名，作品雅俗共赏的性质更加速了其声名的传播。抗战结束时，他已年近九十，凡是在京的文艺界人士无不想慕名拜访。”
1949年之后，经历了短暂的受冷落阶段后，齐白石直接上书毛泽东，开头便写道：“某自七岁牧牛，十□岁为木工，卅岁学作画刊印，六十岁后因乡关有兵事，避乱来北京，以卖画刊印作活计。今已九十岁，还在人间，且欲以口服累及吾主席矣。”齐白石深知自己农家出身的身份，而后还主动提出，将老家的200亩地和房宅捐献出来，可谓充满农民智慧。此后齐白石不断获得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关照，工资问题直接获得了解决，以致最终达到“文艺标准特级”，成为与徐悲鸿持平的美院工资最高者。而后各种荣誉接踵而至，“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国际和平奖金奖、北京画院名誉院长等，这些光环最终让他成为艺坛泰斗。
晚年齐白石的交游圈也发生了改变，除了徐悲鸿和他的弟子们，老舍、夏衍、吴祖光、艾青都与他关系密切。齐白石最重视的依然是对方对自己是否尊重，这既包括人格方面，也包括对自己创作劳动的尊重。老舍和艾青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以薪水工资购买齐白石绘画的大客户。
叶浅予1935年便结识了齐白石，1947年执教艺专后，常常到齐白石家做客买画。1953年春节，在首都文艺界于北京饭店举行的新春联欢会上，叶浅予更是化装成齐白石出场，成为一时美谈，可见齐白石当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黄永玉1953年从香港回到北京，也进入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搬进大雅宝胡同不久后，经李可染介绍拜访了齐白石，受到“一碟月饼，一碟带壳花生”的招待。
“齐白石身上的这种天真质朴是很多人都不具备的，无论是从海外归来的留洋艺术家，还是接受过革命洗礼的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他们的价值观都不可能像齐白石那样简单。所以，在和齐白石的交往中，他们总能发现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发现那种让人情不自禁去喜爱的天真和直白。”吴洪亮评价道。
1946年来北平艺专执教的李可染，于第二年由徐悲鸿介绍向齐白石拜师。齐白石向来对收徒这种大事十分看重礼节，但李可染却因慎重准备而拖延了时日。齐白石深爱李可染之才，以为他不愿拜师，大度地表示“什么也不需要”，可谓爱才。齐白石晚年器重李可染，题词“缶庐去后约二十余年，画手如鳞，继缶庐者有李可染”。齐白石还曾送给李可染一枚印章，上刻“李”字，旁边还有一个小圆圈。李可染不解，齐白石幽默地说：“你身边佩有一颗珍珠啊！”说的就是李可染的妻子邹佩珠，可见一片童心。1957年，就在齐白石去世前几个月，李可染赴民主德国写生之前向齐白石道别，齐白石将一盒珍贵的西洋红印泥送给他，说：“可染你拿去吧，有天老师不在了，盖图章时会想起老师来。”
（参考资料：《齐白石研究》，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的一生》，张次溪著；《齐白石画法与欣赏》，胡佩衡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