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赞红色特工曾希圣：没有他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清梦

毛泽东赞红色特工曾希圣：没有他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2019-10-04 15:19                    

                          

2010年03月22日 来源：《北京日报》

揭开红军情报工作的面纱:曾希圣可以识“天书”

来源：北京日报

2010年3月22日

曾希圣(1904-1968）

刘宗宽（1905－1992）

近年来，随着“谍战剧”的热播，以往鲜为人知的有关民主革命时期我党情报工作的历史，被揭开了面纱，为普通大众所关注。那么，学界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进展情况如何？

-关于我党情报工作具体负责人的研究

叶剑英说：“曾希圣不简单，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

关于我党情报工作的具体负责人研究，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人物传记，主要涉及到了四位传奇式的人物——李克农、潘汉年、曾希圣、王诤。关于李克农、潘汉年，传记或传奇方面的书籍文章比较丰富，人们比较熟悉；而关于曾希圣、王诤的则相对较少。

近年来，关于曾希圣的研究主要是《曾希圣传》，此外还有少量回忆文章。曾希圣是红军时期军委二局的局长，负责对敌军电报的破译工作，长期以来一直是位无名英雄。据记载，仅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曾希圣领导的团队就先后破译敌人密电数万份之多。尤其在长征中南下贵阳时，曾希圣在危急关头利用掌握的密码冒充蒋介石的电报调开了追敌，使红军避免了不得不在乌江边背水一战的危险境地。叶剑英说：“曾希圣不简单，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并说，“毛主席用兵如神，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曾希圣等同志提供的准确情报。”徐向前也回忆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

关于王诤的研究主要是《王诤传》。王诤是红军时期军委三局的局长，负责军委的通讯工作。他是红军中最早使用无线电进行通讯联络和侦听敌情的传奇人物，对红军使用无线电通讯技术为战争服务作出了重大贡献。徐向前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诤等，对敌情也了如指掌。”

-关于情报工作对我军军事行动的影响

研究者认为，红军几次反“围剿”的胜利，情报信息的及时准确是前提，正确运用是关键

关于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研究者认为，红军几次反“围剿”的胜利，情报信息的及时准确是前提，正确运用是关键。当时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反“围剿”战争都取得辉煌战果，因为这两支部队都拥有高超的电报破译技术。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尽管他并不擅长战略战术，却被指战员认为是能掐会算用兵如神的能人，因此拥有很高的威望，但他们根本不知道真正的能人是红四方面军无线电破译部门的幕后英雄。对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当时掌管红军情报工作的刘伯承打了一个非常经典而生动的比喻：“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

研究者认为，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从军事角度看是丢弃了情报的优势。当时虽然同样破译了敌军的许多电报，但为了达到“拒敌人于国门之外”的目的，红军变运动战为阵地战，死拼硬打以短击长，使得破译的情报毫无用武之地，最后被迫转移。

研究者还指出，红军长征的胜利，尤其是关键的四渡赤水的危急关头，每次军事行动无不以及时准确的情报信息为决策的基础，从而屡次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从长征的提前出发，通道转兵由湘入黔，遵义会议的从容举行，每次渡赤水的方向、地点、时间和目的，桐遵战役，奔袭贵阳，挺进云南和北渡金沙江等决策，无不以情报为依据。林彪等军队高级领导人抱怨红军行军“走弓背路”，其实是不了解情报的来源，因为当时的无线电破译是最大的机密。

-关于情报工作所发挥的作用

毛泽东曾对长征中的情报工作作过高度肯定，指出：“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关于长征中情报信息发挥的作用是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不少研究者梳理出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情报所作的高度评价。比如，当时任中央纵队副司令员的叶剑英在1975年回忆长征时说：第四次渡赤水后，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30公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来回穿插，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是不容易下这个决心的。

李先念也回忆说：军委二局为毛泽东同志制定正确的军事部署、指挥红军作战，提供了许多准确无误的国民党军事情报。

对长征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军委二局，毛泽东也作过高度的评价：“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甚至还说过，“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毛泽东还先后两次为红军的侦察电台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

在解放战争时期，情报更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当时国民党的关键部门，如中央党部、国防部、陆海空三军的司令部、江阴要塞、保密局、甚至南京电台总站，都有红色特工在活动。我党当时情报的准确与迅速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用周恩来的话说是：“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关于敌人营垒里的红色特工的作用和贡献

刘伯承在解放重庆后称赞刘宗宽是“解放西南的第一功臣”

情报战线的辉煌成果来自情报战线的一大批传奇人物。这些传奇人物除了我党我军情报工作的具体负责人，主要是敌人营垒里的红色特工。这些红色特工是这些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

这样的英雄人物很多，近年为人们所熟悉的钱壮飞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其他的如打入国民党中央机要处，从1938年至1949年常在党、政、军、特高层秘密会议担任机要速记员的沈安娜，记录过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及中统和军统负责人在会议中的发言。还有蒋介石的侍从室少将高参段伯宇，汪精卫的机要秘书汪锦元，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的中将厅长郭汝瑰，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处科长王启明，沈阳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主管机密室的赵炜，北平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少将作战处处长谢士炎和作战科科长朱建国，胡宗南的伺从副官和机要秘书熊向晖，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卫立煌的机要秘书赵荣声，傅作义的机要秘书阎又文，李宗仁的随身参议刘仲华，汤恩伯的少将参议陆久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刘宗宽，等等。这些红色特工绝大部分都是打入敌营内部的，个别的属于策反成功，如中统山西省和陕西省调统室主任缪庄林和李茂堂两人，从而掌握了延安周边的动态。

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特工的功绩，徐向前作过这样的评价：“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对解放战争时期红色特工的功绩，刘伯承在解放重庆后称赞刘宗宽是“解放西南的第一功臣”。周恩来认为，解放战争时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是“后三杰”；毛泽东曾多次谈到熊向晖的作用“顶得几个师”，还认为这一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关于情报工作中的中共特别党员

学界对情报战线上的特别党员的研究，还处于若明若暗之间

发展特别党员也是我党情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关于入党的条件增加了一条并不起眼的新内容：“在某种特殊情形之下，党的各级委员会均有直接征收或通过新党员之权。”正是这条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的产生打开了大门。

目前，对情报战线上的特别党员的研究，学术界还处于若明若暗之间。近年来，学界披露了多位情报战线上的中共特别党员。如1925年秘密入党的著名报人邵飘萍；原大力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杨度1929年秘密入党，周恩来临终前还特意让秘书把杨度的入党经过写入《辞海》中的“杨度”条目；著名电影明星金山1932年秘密入党，1949年初还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顾问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结果自然使得政府代表团毫无秘密可言；著名民主人士胡愈之和王昆仑1933年秘密入党，胡愈之的党员身份到1978年才正式公开；著名企业家卢绪章1937年秘密入党，长期以来以企业作掩护，为党提供了巨额的经费和大量的物资；“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和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1938年秘密入党；张学良的高级幕僚阎宝航也是特别党员，阎宝航秘密入党是在1936年，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一直以民主人士和党外人士的身份开展工作，在情报战线功勋显著。总之，这类特别党员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为数不少，能量巨大。

   孙果达(作者系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附录

  毛泽东：“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2017-03-02 14:58:05 张珊珍 学习时报

总结经验就是在实践和再实践的基础上进行认识和再认识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断地使认识升华和发展的工作。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除了具有高超的理论水平外，还一贯重视在战争中学、向人民群众学、从历史中学、从错误中学，把总结经验作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直接和参与指挥的战争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刚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时，突然主动向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程思远发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程一时茫然不知所对。毛泽东接着意味深长地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完全符合他本人以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军队的实际情况。他有一段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他还说：“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众所周知，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第三世界国家奉为游击战的经典。1964年，他和周培源、于光远一起回忆往事就提到了这“十六字诀”的来历。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真的带起部队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胜仗，于是，经过总结经验，产生了“十六字诀”。

针对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诬蔑他不懂战争，嘲讽他是从《三国演义》上学来的战法，毛泽东并不掩饰，他坦然地说：“是的，我不懂得他们那种蠢猪式的打仗方法；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也看过不少关于外国战争的书，但我的军事知识主要是从战争实践中得来的。”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使毛泽东练就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中，导演了一幕幕令后人叹服的战争活剧，创造了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为全世界所瞩目。英国学者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评价说，“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是政治军事天才人物”。

“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

毛泽东不但重视总结自己的经验，还重视总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代表团成员马拉问：“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所以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您怎么能够这么伟大？您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毛泽东坦率地答道，“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

毛泽东认为自己的思想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曾说：“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鲜明地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人民群众的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他进而表示经验是检验政策的标准，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新任务新挑战，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各级党委领导，“不但要交任务、交政策，而且要交经验。要做好工作必须总结经验。不但要总结领导的经验，而且要着重总结群众生产的工作的各种经验”。他虽为一国领袖，依然以身作则保持战争时期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作风，关注各地的具体情况，及时发现群众当中值得推广的经验。1953年2月，毛泽东在江苏泰兴乡下调研了解到当地养猪、肥多、庄稼长得好的经验，后来在党内干部会上，多次讲到养猪、积肥与农业的关系，足见其对群众经验的关切和重视。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

越是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越重视读史、鉴史，他曾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在抗日战争刚刚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面世，引发毛泽东的高度热情，他把该文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同年11月，又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把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提升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毛泽东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总结了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善于总结成功经验，还在于善于吸取教训，从中寻找成功的先机。他说过：“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

1935年1月底，遵义会议后重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在土城战役中失利，红军损失惨重。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出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二是轻敌，三是分散了兵力。正是吸取了这一仗的教训，毛泽东以“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留下了战争史上的“得意之作”。

因为重视利用错误教训，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时，总是抓正反两个方面。他在1928年11月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既讲到了湘赣边界割据的成功经验，又讲到4月和8月两次失败的教训；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是既总结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又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他多次指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

总结教训不仅指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也包括总结别人甚至敌人失败的教训为我所用。毛泽东有句名言：“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事就大了。”他曾以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为例，说明错误的经验对指导中国革命的意义，从这一点上讲，他认为他本人就是王明的“学生”。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应包括帝国主义、蒋介石以及犯错误的同志。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毛泽东重视经验，但坚决反对经验主义，他认为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一样是有害的。为了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不能放弃理论学习，要认真读书，把感性的经验不断上升为更具条理性、综合性的理论。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曾号召全体党员深入了解中国的革命运动，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

毛泽东重视总结经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勇于实践，敢于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有所创新、不断进步，做好各项工作。

  毛泽东曾经向人们介绍他成功的“法宝”：“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这实际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成功经验的深刻揭示。换届之年，“靠经验吃饭”不失为一条成功启示。

  善于总结经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一个政党走向成熟、获得发展的重要条件。90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挫折中奋起、在战胜困难中不断成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党。今年适逢省市县乡四级换届年，恰如其分的运用好往年的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

  俗话说的好，“不打无准备之仗”，善于总结经验，才是发扬优点、客服缺点、少走弯路、多走捷径的法子之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善于总结经验，并为我所用，不失为聪明之举，结果往往是费力小收益大。忙换届、换届忙，每届的换届工作都会有各种突发状况发生，要想在这次换届中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就必须切实用好“靠经验吃饭”这个制胜法宝，做到提前预防、有的放矢。纵观前几届换届，结合毛泽东的“靠经验吃饭”，笔者总结出保障换届成功的六个字：程序、纪律、创新。

  “程序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它一手握着规范，一手握着严谨，只要严格操作，换届工作就会丝丝入扣。”对于各地区政府而言，“一切按程序进行”没有错。只有依程序召开会议作出的决议才能有效；只有依程序布置工作才能收到效果；只有依程序行政才能减少负面影响。然而，程序正常是否就可以安枕无忧呢？往年的换届工作中打着“正常程序”进行不正常幕后交易的大有人在，因此，抵制“程序正常”之下产生的腐败，措施之一是要坚决大胆地推进“程序公开”，把“伯乐选马”变成“群众选马“，把个人监督变成 人民群众监督，从而在严谨的程序中选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好官。

  “纪律的如影随形是约束，也是保护，心里的高压线一经架起，换届环境就会风清气正。”随着换届选举工作全面铺开，正风肃纪工作面临形势将更为严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严肃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换届环境，是推进换届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也是对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重要检验。过去换届，钻营取巧者、心存侥幸者总是有的，因此，这次换届的纪律高压，有严厉的宣传，有疏导的交流，一紧一松让这些人都望而却步，从而保证换届顺利进行。

  “创新有天然的内驱力，一旦为创新的能量找到喷发的端口，换届工作就会充满活力。”换届是对党内民主的一次集中检验，同时也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契机。今年的换届比以往的相比呈现出新情况、新特点，在坚持原有程序办事的同时，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也是一种必然。我们应该延续过去的好的办法，但又不能墨守成规办事，革故鼎新、标新立异，高处着眼、创新举措，保障换届选举高效、民主、公平进行。

附录

孙果达：中央红军长征与情报工作

作者：孙果达 来源：[《百年潮》2008年第04期]

孙果达(作者系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

  核心提示  ：徐帅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在历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诤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的情报工作，在一些着作当中，特别是回忆录当中，有不少零星的说法，但对其进行较为系统、客观、全面地研究还很少见。在今天这样的信息时代，尤其是信息战已经成为战场主宰之时，显然有必要做这项工作，看看当年的情报工作究竟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关节点与情报工作

我们先来看一下情报工作与中央红军作出长征决定的关系。对中央红军的长征事先究竟有没有准备的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莫衷一是。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有准备，但准备不足，中央红军长征出发非常突然。现在看来，当年的这种情况实在与情报工作有密切的关系。

据当事人莫雄在《我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转交中央》的回忆录中写道，1934年9月底，他奉蒋介石命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获得了一两公斤关于第五次“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文件，他立刻组织人一面紧急密电党中央，一面“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纱纸密写抄录，然后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地送上瑞金”。

有了这一史料就容易理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军步步紧逼，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转移已是势在必然，当然得有所准备，但在获得情报后必须于10月中旬趁“铁桶”尚未合围，就紧急转移，则显然准备是不充分的。

中央红军长征后，第一个重要决定是通道转兵，不按照原计划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是折向贵州。据伍修权回忆这是因为生死攸关的情报：“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于是红军领导层对行军路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对这一问题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也有回忆，她这样写道：当时毛泽东对王稼祥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壁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地操劳扑空。”王稼祥点头说道：“这个情报我也知道了。”可见，红军突然转向贵州也是以情报为依据的。

学术界对遵义会议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但对在敌人围追堵截之下，遵义会议为何还能开得如此从容，却至今几乎无人提出疑问。通道转兵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但并不全面。可以说，情报工作起到了更重要、更直接的作用。据当时担任红军总部作战参谋的吕黎平回忆：“从（负责侦听敌台的）总部二局破译的敌人电报中得知，追击红军的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虽然已经入贵州，但尚未渡过乌江。蒋介石围攻遵义的部署亦尚未完成。党中央与中革军委立即利用这一空隙时间，就地休整扩大红军。”

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是土城之战，这一仗之所以没能打好，实在是因为情报工作出现了失误。据杨尚昆回忆，在战斗打响后几小时，“彭总发现敌军的兵力不是原先预计的4个团，而是3个旅9个团，火力很强，立刻建议军委：‘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

继土城之战的是二渡赤水后的桐遵之战。这一仗之所以胜利，情报的准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红军截获了“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龙云《作战方略》的电令，了解到敌人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黔北的军阀王家烈部，因此决定回师东进杀个回马枪。

比较土城之战和桐遵之战，不难发现情报的准确与否往往直接决定战斗的胜负。

桐遵之战后蒋介石痛心疾首，连呼“奇耻大辱”。1935年3月2日，蒋介石赶到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新启用“铁桶计划”，就地遍筑碉堡与重点进攻相结合，让碉堡在黔北，特别是在赤水河两岸遍地开花，以捆住红军双腿使其难以“运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蒋介石决定自己赴贵阳“御驾亲征”。

重庆地下党很快就获取了蒋介石刚制定的行动计划并传给了红四方面军，而后者又立刻传给了中央红军。这一机密情报显然对红军领导层决定放弃建立黔北根据地的计划而南下贵阳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危局，刚刚重掌军事指挥大权的毛泽东充分表现出一个成熟统帅的胆略，一个大胆的军事行动已在胸中酝酿成熟，他巧妙地利用蒋介石即将到达贵阳的情报开始了至今看来仍令人赞叹不已的“斩首行动”，命令红军秘密地第四次渡过赤水南下贵阳。

毛泽东先是指挥红军作出进攻遵义而不打算南下的假象，在得知蒋介石已经到达贵阳后的几小时就立刻命令红军迅速南下，昼伏夜行，很快就兵临城下，迫使蒋介石调出守卫云南的滇军以“护驾”。在电台监听到滇军出动东进的消息后，红军立刻绕过贵阳城向西南疾进，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入云南。

聂荣臻在回忆1935年4月9日红军通过贵阳城郊那天时是这样写的：“我对蔡大姐说：快些走！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的五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蒋介石本人也在贵阳。这中间只有约三十里宽的一个口子。我们要赶紧插进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红军对敌情了如指掌，从而保证了自己的行动神出鬼没，蒋介石要想围住红军无疑是天方夜谭。

在渡金沙江时，情报也起了关键作用。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二局情报掌握得好，我们才有可能顺利地甩掉敌人渡过金沙江。当我们离金沙江边还有三天行程时，敌人在我们的后边只有一天的路程。敌人前面是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怕死要保存实力，蒋介石问他前面有没有共军，他谎报情况说前面没有共军，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再返回来又要3天，这样就和我们的距离差了6天，所以我们才有时间把一军团从龙街渡、三军团从洪门渡都调到皎平渡顺利渡江。”从这一情况来看，当年红军对战场变化了解得如此清楚，国民党军队确实是无密可保。

红军侦听对手电台以获取机密的行动，直到北渡金沙江前夕才因一个偶尔的失误而被国民党军发现。事情原委是这样的：“红军到了云南后，一个参谋被敌俘去，他带有一些被我们破译出来的敌军电报底稿。1935年5月2日，龙云发急电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电称‘在草街拿获共军参谋陈仲山一名，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知所趋避’。蒋介石接电后，于5月3日、4日，连电龙云：‘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危险堪虞，耻莫甚焉’，规定‘须综印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换日换用。’”但也都被红军猜出来了。

　红四方面军情报的大力支持

中央红军在长征的过程中，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在情报信息方面的大力支持。

在中央红军长征的前期，由于刚离开根据地，原有的信息渠道基本中断，加上每天的行军作战异常紧张，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架设电台通讯联络，更别说耐心细致地侦听敌情。在强渡湘江后过老山界时，据李维汉回忆：“一纵队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走几步，停几步，行动缓慢。敌人追得紧，五军团在后面打仗，挡住敌人，保卫我们。他们也催我们快走，以便甩掉敌人，减少兵力的损失。我赶到前面了解情况，才知道一纵队的电台队的工作人员实在太疲倦了，他们边走边睡觉，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响我纵前进。一纵队首脑部门早已走远，丢下电台队在后面，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催他们快走，他们才紧追上去。”

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给中央红军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933年秋，廖承志从上海来到红四方面军，他带来了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一本敌军密码电报破译法。这本敌军密码破译法在长征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年红四方面军负责接待廖承志的傅钟后来说：“那本密码电报破译法万分宝贵，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我们都了如指掌。1935年春天，当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进行‘四渡赤水’战役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也多亏有了承志同志带来的破译法，才得以把我们的侦察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按中央军委指示，及时转了过去。”

的确，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就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敌人信息，整理汇总后电告中央红军，帮助其迅速掌握周围敌情以争取主动。在双方会师后，朱德对红四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的宋侃夫说：“我们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黔、川、滇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的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们，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徐向前曾给予高度评价。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情报工作负责人之一的罗青长在2001年11月12日的《解放军报》上撰文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徐帅和我最后的一次交谈。那是1976年的深秋，我踏着落叶步入徐帅的小院。徐帅精神矍铄，坐在藤椅上等候着我。我向徐帅稍致问候之后，徐帅就跟我谈起了党的情报工作。我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徐帅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在历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诤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红军侦听人员的重大贡献

在以往对长征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红军电台技术人员对决策所起的基础和关键作用。处于今天日益了解信息作用和日益重视信息人才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要取得长征的胜利，红军电台的侦听技术人员默默地作出了何等重大的贡献。

在长征途中，红军领导层与情报部门往往是形影相随。据吕黎平回忆，长征中担任红军总部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是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那时我们几乎天天同他打交道，不是他和曾希圣（二局局长）来一局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就是我们去二局查询情况”。

据胡立教回忆：“在长征途中，我在红军总部二局，专注于监听、截获、破译敌方电讯的工作，供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敌情，有时几天几夜睡不上一个安心觉。”

据长征中做电台侦听工作的钟夫翔回忆：“搞侦听的有好几个台，每台都抓住敌人一两个军，什么时候都听着它。那时敌人通报用密码，通话用明码，有时加点英文。他们在通话中什么都谈，部队行动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诉。这样，我们起码可以知道敌人的动向和驻地。另外，当时敌人使用的密码也比较简单，很容易破译。”

这些回忆清楚地表明当年红军电台的侦听工作是多么紧张，多么严密地监视着对手的一举一动。他们白天要行军，晚上要工作，无法睡觉成为家常便饭，以至经常出现边走边睡的情形，就如前文李维汉的回忆那样。

由于他们破译了上至南京蒋介石下至战场师团长的秘密电报，因此也就使红军领导层对敌军的战略部署、战役意图和部队动向一目了然，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在暗处的理想局面，从而充分发挥了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而牢牢把握了战场主动权，使得对手处处陷于被动。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动态却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仅靠飞行员在空中的肉眼侦察，非但像雾里看花，更要命的是往往被早已胸有成竹的红军略施小计就上当受骗，使侦察的结果帮了红军的大忙。如为了欺骗敌机的空中侦察，红军在这些日子里发明了一些简单而又实用的绝招，如行军途中敌机突然飞临而来不及隐蔽时，部队就在统一号令下来个全体向后转，给敌机造成错觉。这就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闭目塞听处处被动，纵然人多装备好也只能束手缚脚穷于应付。

因此，从战场信息掌控这一点来看，我强敌弱的形势实在是显而易见的。而取得这一关键成果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双方电台极少数的技术人员在交战中红军技高一筹，真是战场决战岂止在将军。

当然，情报信息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使用它们的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就是明证。在一年多时间里，尽管军委二局先后破译敌人密电也是数量众多，如果用来指导战争肯定能打出许多漂亮的运动战。但很可惜，红军在李德的指挥下，依然不得不打死守硬拼的阵地攻防战，其结果可想而知，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为表彰情报工作的汗马功劳，毛泽东曾先后两次为侦察电台题词，一次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另一次是“你们是革命的鲁班石”。这些题词言简意赅却意味深长，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情报工作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以及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至于对长征中红军总部曾希圣领导的负责侦听破译敌军电报的二局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毛泽东更是做了高度的评价。据曾经担任曾希圣秘书多年的邓伟志回忆，毛泽东曾发过这样的感慨：“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没有曾希圣的二局，就没有红军。”  

  

   从上述史实不难看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除了目前人所共知的原因外，实在是与情报工作分不开的。对此，刘伯承曾经打过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玻璃杯里押宝，看得一清二楚。”毛泽东也有类似的比喻：“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隔着‘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