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派宗师徐渭的水墨作品，人称不狂不妨不徐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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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派宗师徐渭的水墨作品，人称不狂不妨不徐渭！                       2019-03-19 17:41                                                   

                  

来源 当代国画

开派宗师徐渭的水墨作品
人称不狂不妨不徐渭！

落魄文人的共同记忆

凄惨暗淡的童年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徐渭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官绅家庭。徐渭出生时，父亲已从四川辞官回到故乡绍兴。出生才百日，父亲就亡故了。好在母亲苗氏知书达理，持家谨严，对徐渭爱护有加。可不久之后，母亲与兄长也相继过世。

官场失意 狂疾发作

徐渭曾服务于胡宗宪。当时胡宗宪总揽江南7省军务，负责剿除沿海倭患，位高权重。不过，他在政治上却依附奸相严嵩。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没多久，胡宗宪也被捕下狱，其幕府解散。
此时，徐渭已经43岁，生计没有着落，又因为不肯为礼部尚书李春芳撰写以邀宠为目的的“青词”，受到威胁。此时诸事不顺，精神上的痛苦愈演愈烈，竟使他发狂自杀。

九次惊悚的自杀

徐渭自杀的场面，是极其惨烈的。据《明史·文苑传》记载，他曾九次自杀：一次先以利斧击自己头部，“血流被面，头骨皆折”，幸而不死；又一次似鬼神附体，他以三寸长的柱钉刺入左耳数寸，然后用头撞地，把铁钉撞入耳内，丝毫不觉得痛苦，又不死；后又用椎子击碎自己的肾囊，仍不死。这些残酷、极端的自杀方式，远远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虽然屡次自杀未遂，但徐渭的“心疾”似乎并未缓解。第二年（1566年）就酿成了杀妻惨案。

自杀不成又杀妻

41岁时，徐渭在杭州迎娶张氏为继室。这次婚姻，徐渭竟然把妻子杀掉了。有关他杀妻的原因，众说纷纭。到了晚年，他自作《畸谱》，提及杀妻之事，简略记载说：“病易，杀张下狱。”“易”即“癔”，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精神病，意思是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杀死了妻子。

徐渭杀妻，最初被判为死刑。经亲朋好友多方营救，直到万历元年（1573年）新皇帝即位，大赦天下，才重新获得自由。这时，徐渭已经整整坐了7年牢。

最有效的“自杀”

穷死

徐渭出狱后，已经52岁了。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的个性越孤傲，行为越放达。

徐渭晚年与儿子不和，生计无着，只能靠卖字画度日。但他极其厌恶权贵，富贵之人的宴请从来不去，反而左邻右舍的平头百姓，一把青菜、一条鱼、一杯酒，往往就能换到他挥毫泼墨。他风趣地自嘲是“数点梅花换米翁”。
70岁时，徐渭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快走到尽头，开始着手撰写《畸谱》，为自己的一生行事编年。所谓“畸人”，语出《庄子》，指的是特立独行、不同流俗的人。他们乖异于人伦、却合于自然天道。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72岁的徐渭在自己破旧的小屋中，离开人世，身下是杂乱无章的稻草。门外，是那副流传千古的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谁也没想到自杀九次不成的徐渭，最终竟是穷死！

一个艺术家的人格倾向同总是会这样那样地通过他的内外行为表现出来，并通过审美态度和情感状态这一中介，外化为艺术品。不同于自然人格的“静态”和伦理人格“有节之动”的动态，个性人格作为社会的叛逆者，其情感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这是一种具有极大冲击力的强烈而勃发的激情。“眼空一切，独立千古”的徐渭，可谓是位真正的狂者而为世人所惊讶和怪恨。他悲愤至极而得狂疾，或于盛怒之下失手杀妻，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满面”，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而他的艺术杰作，大部分也是在癫狂的精神状态下产生的。
徐渭的创作状态，是一种无法遏止也难以节制的激情的爆发，犹如李贽所说的：“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又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因此，徐渭的绘画作品正是他狂态情感的物化和结晶，是个性人格在艺术中的凸现。

他的狂，表现为对前代成法抱以极大的蔑视。主张师心不蹈迹，在选择、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传统，进而建构起自己独特的艺术特性。他作文“师心纵横，不傍门户”，作画“从来不见梅花谱，信于拈来自有神”，他称自己的画是“杜撰之画。”作画随意涂抹，处处无法，起笔，运行，转折，收笔，都没有固定法式，从表现自己主观青丝的需要出发，在对前人笔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体会，阐释出他那全新的笔墨见解。
就他的个人笔墨风格和个人偏好而论，无疑是倾向奇肆纵横的粗放一格的。但在理论上，他却坚持自“细”而“粗”，由“工”到“放”的程序，而绝不将粗放与工细对立起来。徐渭在《书沈征君周画》中说：“世传沈征君画多写意，而草草者倍佳。”但徐渭说他曾见其所作《渊明对客弹阮图》，画中的人物古木作线描，“精致入细毫”，认为“惟工如此，此草者所以盖妙也”。把“工”看作是“草”的基础。他还认为笔墨是服从于内容的，要知画“病不病，不在墨重与轻，在生动不生动耳”。在徐渭看来，当时许多人追随时尚，盲目推崇惜墨的主张，犹如矮子观戏，附和别人乱说一通那样地可笑。

因此，徐渭的画笔，既有墨汁淋漓的大泼墨（多用于花卉画），又有惜墨如金的减笔法（多用于人物画），只要能生动地倾泻自己“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激情，无论笔墨轻重繁简，干湿浓淡，他都信手拈来，为我所用。
为了更好的发挥水墨的效能，徐渭还创造性的第一个自觉地在“生纸”上作画。中国传统的卷轴绘画，在唐宋时大多画在绢上，即使用纸，也是光洁紧密的“澄心堂”纸之类。这些绢、纸的特点是不渗水墨，可以重复多次地进行渲染。元代以后用纸渐趋粗毛，画起来比较吃墨，感觉是毛辣辣、沙溜溜的，但仍然不太渗水。当时对一些松软渗水的纸张，就是俗称的“生纸”，并不用来作画，而是用作糊窗户纸，或者加刷胶矾使它成为不渗水的“熟纸”，然后用于书画。

徐渭充分利用“生纸”渗水晕墨的特点，有意识地以生纸作为他书画创作的主要媒介。通过运笔的轻、重、徐、疾、蘸墨的干、湿、浓、淡，有时还用矾水调墨，营造出墨痕泛滥、淋漓变幻的奇特效果，极大地丰富了传统水墨的表现技法。有一则民间故事说道，徐渭曾为一位贫苦老太太作画，为了节省时间，他把一刀窗户纸叠在一起，整砚整砚地倒下水墨，然后再一张一张地揭开来勾勒提醒，成为芭蕉、荷花、葡萄或者牡丹，片刻间完成了十几幅作品，使老太太还清了债务。这则传说正好说明徐渭对“生纸”渗水性能有着高度自由的驾驭能力。生纸的运用，给徐渭的笔墨驰骋带来了广阔天地，他以炽烈的感情，，振笔横扫，不受拘束，疾如舞抢使戟，毫不雕琢，“用墨如滂沱倾泻而物象光彩奕奕，勾花点叶如音符入谱，弹跳有声”，构成气势连贯，变幻陆离而又震撼人心的水墨交响旋律。他的画学至于无学，法至于无法，完全超越了技法和形式而进入了一种自由的纯粹的审美境界。

他的狂，表现为作画“不重形似求生韵”，不重再现重性灵，主张“天机自动”，“从人心流出”，摆脱意识的羁绊，一任精神翱翔，把狂涛般激情作尽情的挥洒倾泻，这是作为高品味的画家必然会去追求的一种整体性的氛围象征，是强烈的精神能量要求在画幅物象中充分体现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他笔下的梅花和竹，已不是前人图式中那种清高、平淡。幽雅、静逸的格调，而是寄托了异常沉痛的身世遭遇的感慨和不平。他画的《花卉杂画卷》（日本东京博物馆藏）中，画有一段梅花，枝干下垂，中间有一截浸在溪水中。画旁的题诗有两句是：“虽能避压雪，恐未免鱼吞。”浸水的梅花纵然不受雪的欺压，也免不了会被鱼吞食，隐喻着品高才优的人士，在当时黑暗社会中逃脱不了遭遇险恶的命运

又如他在《墨花图卷》（上海博物馆藏）中段，草草画梅数枝，题诗云：“曾闻饿到王元章，米换梅花照绢量。花墨虽低贫过尔，绢量今到老文长。”元代的画梅著称的画家王冕，由于生活穷困，只能售画糊口，以米的多少来决定画幅的大小，而今这种情况也轮到徐渭自己了，对不公平的社会世道进行了讽刺了嘲弄。他画竹，或以竹比拟自己，或比拟正直人士，表现出倔强个性和对黑暗社会的反抗精神。如他画雪竹，题诗为：“画成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段差似我，积高千丈恨难消。”。

他的代表作《墨葡萄轴》（故宫博物馆藏），一干横亘全幅中部，湿笔饱墨，顺着枝藤淋漓而下，只见藤条离披纷杂，果实晶莹欲滴，纵意挥斫，如飞欲动，犹如泼翻一砚梨花雨，再加上置阵布势的不求均衡，整个画面显示为一种旋转飞舞的视幻觉效果，给人以及其强烈而激荡的感受。“这里已经不客观地分辨何者枝叶，何者果实，而是挂在这些心弦上的作者血泪斑斑的愤激之情”。石榴通常被喻为多子或丰收的吉祥物，然而在徐渭的《石榴图轴》（上海博物馆藏）中，石榴完全被改变了传统的象征寓意，“深山少人收，颗颗明珠走”，抒写着一个在封建社会里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的凄楚落寂感。

他的狂，还在于敢从自己审美理想出发，改变客体的面目。由于创伤经验造成心理结构的改变，在画家实际的认识活动中，常常发生奇异性认识，这类现象被称为异常认识。徐渭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水墨画牡丹，作为常人的徐渭，他很清楚“牡丹为富贵之王，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终不是此花真面目”。并且觉得自己是“窭人”（窭，贫寒之意），“性与梅竹宜，至荣华富贵，风若马牛，宜弗相似也”。

但是，作为艺术家的徐渭，当他向审美客体进行人格投射时，是以耿介傲岸、激愤强劲的意绪这种抽象的心理图像来映照对象的，而牡丹作为客体形象的图式却和主体人格倾向的心理图式完全对立，这时由于画家异常认识的作用，使客体形象的图示发生了一定的“变形”，从而使“眼中之牡丹”变形为“心中之牡丹”。“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画家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扫尽铅华粉黛，跃然纸上的牡丹，虽然已“不是此花真面目”，却使人感到出神入化。它出的是画家激愤沉痛之情。从它那绰约的风姿中，传达出一种蔑视廉价的赞扬，顶抗社会黑暗风雨而不低首的独有风韵，因而深深感染打动着无数观者的心。

徐渭开创了泼墨大写意画法的同时，还把诗、书、画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推至更完美的境界。从来的花鸟画中所包含的思想内涵，都是比较隐晦曲折的。作为文人画的作者，大抵是长于诗、书的文人士大夫，他们自然也是深于诗论，并以诗论画。主张艺术所描写的“景”、“象”不应该仅仅止于具体感性的直接性的“景”、“象”本身，而应该比景象本身具有更深远、更生动的意境或境界层。徐渭把绘画视作显现自我人格的一种载体，为了表达其难画之意，就必须分外重视画面提款的作用，即所谓“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例如前面提及的《墨牡丹轴》，画面左上方提了一首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书生已老，壮志未酬，只落得“独立书斋啸晚风”的凄凉结局，把一个在封建社会中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的落寂襟怀抒写的淋漓尽致。这首诗引导着读画者去妙悟画境，谈言微风，从画中有限的物象联想到更广泛、更深刻的蕴涵。类似高明的题画诗，在徐渭画中俯首皆是。如题《水墨牡丹》：“四十九年贫贱身，何尝妄忆洛阳春；不然岂少胭脂在，富贵花将墨写神。”牡丹有“花王”之称，是花中的魁首。如果以花象征人的才华，那么牡丹可以喻为才中之魁。徐渭虽然才华出群，满腹经济文章，却济世无门，一生贫贱，未登富宦。

他不愿与黑暗污秽势力同流合污，以背弃正直高尚人格为代价去苛求富贵，对于那种浮云般的富贵也不动“妄念”，同样表达了画家孤傲自杰和倔强不驯的个性。他还借题诗有力地抨击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常以螃蟹来比拟那些压榨百姓，横行霸道的权贵和官吏，例如故宫博物馆藏有徐渭《黄甲图轴》，画了二柄如伞盖般的荷叶，下面画了一只肥大的螃蟹，上部题诗为：“兀然有物气粗豪，莫问年来珠有无。养就孤标人不识，时来黄甲独传胪。”

“黄甲”二字语意双关，古代科举进士甲科及第者称“黄甲”，而“传胪”，也是指古代科举进士及第后，宣制唱名时，除第一甲唱一二三名外，第二甲、第三甲只唱首名，所以，二、三甲首名成为传胪。徐渭在此图中，黄甲即指螃蟹，又借指科举及第者，讽刺这些人徒有外表风标，实则腹中无珠，空无才学，对他们进行辛辣的讽刺。又如他自提《水墨花卉卷》诗云：“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蟹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这是说江村稻熟，农民辛勤劳动换来的果实，却喂肥了横行无忌的黄甲之类的权贵。董卓其人极肥胖，是汉末有名的奸贼，为世人所痛恨的首恶。画和诗流露出画家对腐朽统治者的无比憎恶和怨恨，并预言了他们最终逃脱不了遗臭万年的下场。

画状可形之象，诗写难画之意，在徐渭的作品中，书、诗、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表里澄澈的整体。离开诗，我们简直就无法体味到画意；离开了画，也无法真正地领悟诗情。正如宗白华先生指出：“诗和画的圆满结合（诗不压倒画，画也不压倒诗，而是相互交流交浸），就是情和景的圆满结合，也就是所谓艺术意境。”徐渭的画作，正是以其优美的诗文深化并升华了画面的意境，以其书法的字势拓展丰富了画面的情趣，以其题款位置的恰当调节了画面的布局，最终是以更丰富的美学意蕴开拓了明清乃至近代文人画的新天地。

齐白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