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毛主席打算见蒋介石面谈，周恩来发五百字电报阻止，建议另一人代毛见蒋

华忠

            1942年毛主席打算见蒋介石面谈，周恩来发五百字电报阻止，建议另一人代毛见蒋                                                         2023-03-04 14:27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严重破坏了自“西安事变”以来建立的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国共两党关系降至冰点，面临破裂的危险。
但是此时，侵华日军正在中华大地上肆虐，国际局势激烈动荡，德国法西斯突然进攻苏联，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
苏德战争的爆发，迫使苏联要集中力量对付西线的强敌，而把东线遏制日本的军事威胁，全都寄托在中国身上。斯大林担心国共两党关系闹僵，使苏联失去东面屏障。
基于这种战略考虑，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我们认为，毛泽东必须直接和蒋介石联系，以消除国共之间存在的误会，使中国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组织起反对日本军队的具有决定性的进攻行动。共产党应当表现出最大程度上的理智和果敢。”
英、美、苏三大国的反法西斯力量的空前团结，迫使蒋介石必须要转变以前的思维，变反共为和共，以维护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转告蒋介石:中国在3年之内不要发生内战。后又进一步表示:美国所给予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态度也十分明朗，赞赏中国5年抗战“坚持统一战线”。
西方大国的态度，是蒋介石在处理国共关系时所必须顾及和遵循的。
在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下，国共两党都为修复极度恶化的双方关系，付出了努力。

1941年12月12日至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九中全会，蒋介石决定“和平解决”国共问题，即由军事解决改为政治解决。
与此同时，毛主席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起草太平洋战争后的战略方针时，指出：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因受制于客观形势，不得不有所限制，因此，两党关系不致决裂。国际形势影响中国，有利于改善国共关系，所以“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止其反共为辅”。
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商讨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及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
身在陕北延安的毛主席电告中共各地将领，力避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还发电报给驻重庆的周恩来，明确提出：

  “愿见蒋介石一谈。”

对于中共释放出的诚意，蒋介石也表示，今后“解决共党问题用政治方法”。
蒋介石于7月21日和8月14日，两次约见周恩来，指定张治中、刘斐同中共谈判，国民党的联络参谋将继续去延安。蒋介石对国共友善更表现出少有的诚恳态度，他说:“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应好好解决。”
为了“好好解决”国内问题，蒋介石还郑重地告诉周恩来，准备一周后去西安，想在那里“约毛泽东先生一晤”。
会见蒋介石后，周恩来立刻致电中共中央，通告了蒋介石想在西安与毛主席面谈的提议，并分析了蒋介石约见毛主席的意图，“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其目的未可测”。
周恩来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就和蒋介石共事，深知其阴险狡诈、言而无信的本质，再加上“西安事变”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囚禁杨虎城的前车之鉴，他在电报中建议：毛主席不宜亲自去西安见蒋介石。

周恩来在电报中提出两个方案供中共中央选择：一、毛主席称病，以林彪作为毛主席的代表到西安见蒋介石；二、要求蒋介石带周恩来到西安，然后由周回延安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返西安见蒋。
毛主席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纵观时局大势，认为：其时国民党正打算召开五届十中全会，意欲缓和对中共的政策，国共关系有改善的迹象，应抓住这个时机与蒋介石谈判。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会议形成基本共识：“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即亲苏、和共、政治改良。”
8月19日，毛主席致电周恩来，再次提出：

  “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

电报中毛主席还说：“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
然而周恩来坚持认为：蒋、毛会面时机并不成熟。他当天致电毛主席，建议：
“最好林或朱（即朱德——作者注）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抗日，毛主席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对与蒋介石面谈抱有十分积极的态度。此后他多次致电周恩来，表示：
“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跟蒋介石打交道多年、深悉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政治手腕的周恩来，认为目前蒋介石虽然有用政治办法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但具体问题尚未涉及，对中共的施压毫无减轻，会晤地点又在西安，其风险不能不考虑。
9月5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发了一份近五百字的长电，恳切陈述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我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绝非民主合作；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提到愿回延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在这份长电中，周恩来预判道：
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住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
长电最后写道：

  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周恩来特别加上“我们”二字，显然这个建议是经中共南方局集体讨论的做出的。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对周恩来的这份长电极为重视，经反复讨论，最终接受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先派林彪作为毛主席的代表与蒋介石面谈。
然而即使到此时，毛主席仍未放弃见蒋面谈的意图。9月8日，毛主席致电周恩来说，林彪见蒋时，应表明“我极愿见他”，他强调“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的好时机”。可以说，毛主席想面见蒋介石会谈，以解决国共争端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
1942年9月14日，林彪等人从延安出发，但因连日秋雨道路坎坷，再加汽车又出故障，直到17日下午才到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而其时，蒋介石已离开西安返回重庆。离开西安前，蒋介石让胡宗南带话给林彪，让他去重庆面谈。
9月29日，林彪等人从西安乘车出发，于10月7日下午七时抵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林彪在重庆滞留约10个月时间，国共谈判四次。其中林彪单独会见蒋介石一次。

1943年6月23日，周恩来、林彪等人从重庆乘车返回延安。
而毛主席真正与蒋介石面谈，那已经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事了。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以“弥天大勇”，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当天，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 。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会后，蒋介石还邀请毛泽东在林园下榻。
8月29日，蒋介石以主人身份去毛主席住所探望。
毛主席在重庆度过了43天，他会见民主人士，参加国际活动，向全世界展示了一名卓越政治家的风采。最后，国共两党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
1945年10月11日，毛主席与蒋介石共进告别早餐后，便从重庆九龙坡机场乘机返回延安。这一天，也是毛主席和蒋介石最后的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