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的庄子为什么选择这条路？

冬雪

吴昕孺：逍遥的庄子为什么选择这条路？   

        2016年06月17日 09:43
                   作者：吴昕孺

庄周梦蝶

我想，要是中国文化史没有庄子这样的哲学家，中国哲学的气韵一定会输不少；要是中国文学史没有《庄子》这部奇书，中国文学的明灯一定会黯几分。历经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谈庄子、看庄子，他是一个人？一部书？一个梦？还是一种文化现象？谁也说不清楚。我们雾里看花，但我们知道那是花，而且不是普通的花，那是怒放在中国文化源头的一枝奇葩。   

战国中期，天下乱得一塌糊涂，乱得看不到一点文明的影子。庄子是一个单薄的书生。他看上去再普通不过，个子矮瘦，家境不富也不贫寒，生性机智，好读书，好远游，好与三教九流为伍。那个时候出版社极少，书也极少，所以庄子三下两下就把天下的书读完了。生逢乱世，远游也不是好玩的事情，但庄子为了开阔眼界，执意从老家宋国蒙邑出发，往南游历楚越之地。为什么选择楚越呢？一是因为他最佩服的文化大师老子是楚国苦县人，二是因为楚越相比中原拥有独特的民俗风情，那里的“野”、那里的“蛮”，十分贴切他心目中“无圣无盗”的“至德之世”。庄子特别不喜欢圣人。他有一句名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七雄相拼，你死我活，哀鸿遍野，你说能把“圣人”的牌位摆在哪里？莽莽暴君，赳赳武夫，有的是残忍心性，有的是虎狼之师，他们就缺“圣人”那一套主义和理论。圣人为暴政张目，为恶行壮胆，为阴谋增色，你说庄子恨不恨圣人！远古的圣人，像尧呵舜呵，庄子懒得答理，太远了，打个招呼都很费力。庄子毫不留情地拿了最近的圣人开刀，好在那个时候大盗多，圣人也多，其中杰出代表就是长得酷似阳虎而差点挨打的孔子。庄子其实最欣赏孔子两样东西，一是学识，一是意志力。但他认为孔子没有把这两样东西用对地方，他用了它们周游列国，企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结果累累若丧家之犬。所以，庄子也最讨厌孔子两样东西，一是好为人师，一是张口贤闭口礼，不管现实世界如何倾轧，如何动荡，一个劲念自己的经，说得好听点是书生气，不谙世事；说得不好听那就是虚伪。后世不知有多少儒生中了他们先祖孔夫子的邪气，一边高唱修齐治平，一边把自己的脑袋摇得像货郎鼓，却没几个人听。“百无一用是书生”，庄子早就看不惯与看不起儒家这种作风。   

庄子喜欢老子。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作家、大隐士，他作古正经教过孔子的课，虽然教的只是选修课，但孔子多次在《论语》中炫耀他和老子的师生之谊，好像时下许多人到某“大师”门庭一坐就自称学生一样，孔子在那样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亦不能免俗。当然，孔子听老子的课不是为了名份，而是真正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为他致君尧舜打下扎实基础。庄子把老子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怀念他，学习他，但并不是亦步亦趋，否则就不是庄子了。庄子尖锐批判孔子的虚伪，也不认同老子的虚幻，老子皓首穷经，仙风道骨，他的学问和智慧直怕两千五百年来都是天下第一，可他不立文字，他蔑视世俗，躲避喧嚣。本来还在周王朝的守藏室当了一个史官，因王室内乱，他辞职去都。至函谷关，一个叫喜的守卫劝他留下一部书，他就留了洋洋五千言，名为《道德经》。庄子觉得老子这么做太玄了，不值得，要不是函谷关还有个认得老子、爱读书的守卫，中国文化史该会有一个多大缺口啊！   

庄子既不像孔子那样，嚣然尘上，到处求官；也不像老子那样，甘弱守雌，遁身避世。他当隐士选择了“陆沉”，意即“自埋于民，自藏于畔”。现实是不可逃避的，你必须生活在人群当中，但你的心可以沉下去，可以沉溺于思考和狂放之中。跑到山上去当隐士算不得本事，在闹市中能够清心寡欲、宁静致远，才是真正的卓尔不群。庄子追求的“大道”，不是寂无一人，而是如何在人群中、在社会中海阔天空。所以，庄子写的《养生主》不是我们现在的美容保健手册，而是探讨如何处理自己和他人、社会的复杂关系，于荆榛遍地中得一安身立命之地。庄子认为，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惟一的办法是“与天为徒”，而不能与人为徒，一旦与人为徒就会产生秩序和等级，而与天为徒，则众生平等，只有在天面前，人是不需要遮掩的。你狂放也好，堕落也好，平静也好，在天那里都只有一个不经意的表情，无论花朵的暗香，抑或雷霆的震怒，都不能让天动容。“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不可奈何是社会的事，个人无能为力；但安之若命则关乎个体存废，对生命的珍爱与护惜是每个人一生中最艰深的课题。   

这个“知”字非常重要，庄子不主张祛智守愚，他主张“知”，就是说你不那样做，你还要明白为什么不能那样做。出世与入世都好，人各有志，但如果你没有把道理悟透，出入都会碰壁。很多人在生活中上下无据、进退两难，就是因为没有悟透。“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庄子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想象得出他那苦口婆心的样子。可见，庄子的逍遥不是与世隔绝，而是“与物为春”；不是外表散漫，而是内心和豫；不是追求生活的随心所欲，而是讲究生命在乱世中的安顿。治世中的飘逸只能算是自然的舒展，而乱世中的平和才是一种洋溢着生命气息的浪漫。于是，庄子主张忘形，忘形就是把形体层面的东西从心灵中驱逐出去，所谓放浪形骸、澡雪精神，拘于形则人的精神无法得到解放，放弃形则名缰自解、利锁自落，整个人都会轻松自在。为了强调忘形，庄子不惜走极端，搬来一些佝偻断足的人，像支离疏、王骀等，以形体的残缺来衬托他们德性的光辉。

这种对比恰好让我们看到庄子激扬弘厉、愤世嫉俗的一面。形如槁木不是平和，死气沉沉更不是平和。残疾人在任何社会环境中都是社会的底层，庄子却视之如宝，奉若上宾。肢体强健的人，深受奔波劳碌之苦，以好恶得失内伤其身；残疾人饱经虐待，受尽贬抑，反而心如止水，德似满月，最终能归于寂静。   

“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这个小与大，不是指体积上的，而是指内在的容量。“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秋毫之末中有生命的律动，有思想的敏感，有自然的神韵，有天地的丰采，而把功名利禄视为重如泰山的熙熙攘攘之辈，不就如蝇头蜗角么？楚王看中庄子的才华，曾欲聘之为相，庄子当然拒绝了。但庄子并不是认为当官一定不好，他对从政没有成见，他只是强烈反对将自己的学术思想凌驾于百姓福祉之上，而官场刻板严肃的等级秩序又往往容易使人错乱、迷失，也是他最不情愿的。为给自己和家庭谋取一个理想的生存境遇，他不得不对世俗作一些妥协，比如，他找挂着相印的惠施帮忙，当了一个既有公俸、又远离常规官僚体系，悠闲自得的漆园吏。他和惠施是老同学、老朋友、老对手，他们之间的每一次辩论都是那个年代思想界的大事。他们的观念越对立，交情就越深厚，这种惺惺相惜后世再不多见。   

漆园在宋国蒙邑的蒙山西北部。这里山川形胜，水草丰美，庄子乐此不彼。他把漆园打点得井井有条，既能按时上缴中央财政，还大幅度提高了员工待遇。他的管理秘诀只有一条：尊重每一个人，然后让他们干好自己的事。然而，漆园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庄子很快就遭到“仁义之君”的挑衅与逼压，他赶忙全身而退，在任上正好四年。四年官吏生涯给了庄子极为难得的历练，从徜徉山水、俯仰自得到险些掉了脑袋，庄子变得更平和、更睿智，他在官场沉浮中自己挽救了自己，从此精神的快马便一日千里，“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不遣是非，以世俗处”。如果说，以前的庄子还有恃才傲物，还有锋芒毕露，那么去职后的庄子就充满了对自然和命运的谦恭。他开始变得“无情”，这个无情不是冷漠，而是将内心的炽热消解在恬淡的生态里，超越那些得失好恶的人伦之情，而拥有纵浪大化的天地之情。庄子把它叫作“心斋”。   

妻子死了，庄子鼓盆而歌。惠施认为庄子太过分，可在庄子的心目中，生与死已经连成一线，那是长长的一线，没有尽头。如果一天，有人突然告诉你“一只蚂蚁死了”，你会悲伤吗？我们和一只蚂蚁又有什么不同呢？庄子自己死前，写了七篇文章传世，当时即被奉为天下奇文。没有人知道庄子是什么时候死的，也没有谁知道他死在哪里了。我想，庄子用宏丽骀荡的文字为自己筑了一个永远的墓穴——他死在《庄子》里了，也活在《庄子》里。   

我们总是陶醉于庄周梦蝶的迷幻色彩，总是津津乐道于庄子与惠施的濠上之辩。但我们更应该想见，战国中期，争斗频仍，恐怖活动不断，想要有外在的潇洒即便是王公贵族都不太可能。于是，我们看到庄子这个普通书生，在跻身权贵与内在自由之间，毅然选择了自由。好比现在，无数英雄豪杰沦丧于灯红酒绿，又有几人能撇开浮华大道，寻一条小径走到自己内心，去品尝那自由的冷猪肉？

  吴昕孺：本名吴新宇，1967年生，长沙人。曾获安徽文学奖、新散文奖、《海外文摘》文学奖等。有作品进入各种年选、年度排行榜以及中学语文试卷，并被《读者》《青年文摘》《散文选刊》《中篇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诗选刊》《新华文摘》等转载。已出版长诗《原野》，散文集《声音的花朵》，文化随笔《远方的萤光》，中短篇小说集《天堂的纳税人》，长篇小说《高中的疼痛》《空空洞洞》等二十余部。现为《读者》《散文选刊》签约作家，湖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湖南教育报刊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