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科学大腕儿的妙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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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科学大腕儿的妙趣人生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科学救国是大家共同的追求，所有的孩子都梦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无论是荣耀还是艰辛，许多顶着“科学家”头衔的科学大腕儿的奇闻趣事并不为人所知。看一本回忆，听萨苏讲大腕们的妙趣人生。本策划摘自 《高墙深院里的科学大腕》。


虽许多事已被尘封，当回忆再次被打开，依然会很熟悉。跟随萨苏的回忆，我们去回望陈景润如何“耍流氓”？数学家王元又是怎样挑西瓜？又是什么样的高考题会难倒99%的学生？答案为你一一揭晓。


陈景润科学院里“耍流氓”惨遭女工打骂
陈景润成名以后关于他的传闻五花八门，比如有说他房间地板下边藏金砖的，有说他通苏联的……那些萨没法证明，但有一个说法是陈景润以前曾经耍流氓，倒不全是空穴来风，萨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说出来以正视听。
关于陈景润“耍流氓”的事实真相令人啼笑皆非。
当然还是陈没有出名的时候。他虽没有出名，但身体确实不好。那时候张劲夫管科学院，为人刚正不阿，对陈这样的老九组织上还是关心的，分房子特意给他分了一间“补房”。所谓“补房”，就是利用旧建筑的剩余空间，比如地下室之类改造的住居。陈是单身，工龄年龄都不够，给他这样一间房，您觉得寒碜？那个时候对“臭老九”来说已经很照顾了！
话说陈的这一间，原来是四层上一个厕所，封死了马桶，但是没有拆。陈挺满意，正好做床架。而且这个地方清静，后来歌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很大一段就是在这里进行的。不要以为萨夸张，1988 年，萨的教授，就是白寿彝先生的高足夏露先生在北师大住的也是厕所“补房”。
没想到问题来了，这个楼下有个公共浴室，当然比四楼低多了。女浴室的窗户和老陈的新居正好斜对着，为了通风打开几扇，到浴室开放的时候老陈往下一看，只见白花花的人体好像妖精打架。说起来，老陈这书呆子乍看此场面肯定是吓了一跳。如果换个人会怎么样呢？萨想不出，但是老陈觉得这不好，至少是影响研究工作的。他决心要改变这种有碍观瞻和伤风败俗的行为。怎么办呢？如果换了你我，会不会悄悄和管理员谈谈，或者在自己窗户上挡个帘子就得了？可是老陈不会和人打交道啊。
他的招真绝——他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到了浴室的门上。他写的意思是，这里浴室斜对着我的窗户，开着天窗从上面一目了然。这可不好啊同志，要是有坏人到楼上，那就什么都看见了，有碍观瞻，伤风败俗，建议大家以后洗澡关上天窗云云。当然不是原词，原来的早就让大伙给撕了。末了，工工整整书上大名：陈景润。
那年头，大家可以想象第二天女工们去洗澡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了。也不知道是谁挑的头，反正是恼羞成怒的娘子军一拥而上，在老陈的宝宅骂的骂，砸的砸——好在也没什么可砸的。有人还亮出粉拳要揍这个“臭流氓”。幸好有人叫来了领导。领导当然明白老陈的为人，让他耍流氓他也没学过呀，当然是把娘子军们训斥了一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有趣的是，虽然闹事后澡堂的天窗关了几天，后来还是照开不误，也不知道是不是大伙忘了上面有个“流氓”。由此总结出的经验，女将是招惹不得的，好斗而且团结，不然有跪搓板的时候。这件事在科学院的人基本都知道，但好像没人报道过，可能因为不像撞电线杆子那么容易说明白吧。
02 密码战中国专家震惊苏联，“中国之眼”完爆敌军
章照止先生是老一辈数学家，然而，在数学圈子以外，他的名字并不太响亮。
因为他的研究方向带有一丝神秘。
20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国际上一直认为，中国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在他的面前，设计多么巧妙的密码都如同草芥。他们把他叫作“中国的眼睛”。
中美建交的时候，双方曾经互赠礼物。
美国赠送给中国的，是日本“宝船”阿波丸号的沉没地点，中国后来组织力量打捞，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中国赠送给美国的，是一本小小的册子。那就是中国方面破译的苏军最新军区级军用密码。
这套密码之准确，几乎让美军的情报人员吐血。他们马上就意识到了，这肯定来自“中国的眼睛”。
“中国的眼睛”，唯一的一次失手，是没有预先发现苏联在新疆对中国边防军进行的报复性袭击。事后我们知道，那一次，苏军前线完全采用了手工的用摩托车传递命令的方式，在一线部队的通信中，没有关于这次袭击的消息。
能够迫使世界最强大的陆军放弃它庞大的通信系统，还原于一战的通讯方式，或许，只有“中国的眼睛”有这样的骄傲。
其实，“中国的眼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组，如果一定要把它聚焦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章照止先生。中国科学院系统所研究员章照止先生，是我国最出色的密码算法专家。
前几年有中央常委去看望了章先生，宣传了一下，希望给这些当年隐姓埋名的无名英雄们做一点补偿。当时还有部队的人去，军事科学院的，说他们正在整理材料，准备写中苏密码战。写作班子的人说了一个情节，他们去苏联查资料，有个原来阿穆尔军区的情报军官很帮忙，后来请他来中国旅游，他说了一件事。
珍宝岛战斗后一年多，这个军官调到阿穆尔军区，他所在的师在黑龙江以北，是前线部队，和中国军队隔江对峙，一有风吹草动双方都很紧张。他上任第二天有一个苏军团长请假外出失踪，苏军担心被人劫持，出动直升飞机和军车搜索。
这时候，此军官还在熟悉工作，情报部门利用掌握的一条中国有线电话截获了中国前线一个步兵连和后方的通信（中国境内的有线电话怎么截获和掌握的呢？看来苏联人也有绝活）。他们就听到大致下面内容的对话：
前线连：“× 部× 部，对面直升机飞我头顶了，是不是进入阵地？”
后方：“不要不要，没事。”
前线连：“是不是有情况？”
后方：“没有没有，休息。”
……
最后后方突然补充了一句：“没事，他们丢了一个团长，已经找到了，死了。没事了。”
正在这时，苏军这边拿到搜索部队的密码电报——那个团长已经找到，翻车掉到了沟里，因为下大雪被埋住所以开始没有发现，人，已经死了。
这个军官当时就倒抽了一口冷气——中国人比我们还先知道啊！这是什么样的对手啊！
因为他刚刚到远东前线，这件事让他印象极深。他说以后每次有重要的事情发密码电报，都有一种被脱光了在人面前走的感觉。
那时候中国有专门的破译中心这件事苏联人已经知道，他们工作的办公室墙上就贴着标语——“警惕中国的眼睛”。

03 数学家买瓜，精明计算容积比大小
  大概是1987 或者1988 年，萨爹让萨去买西瓜，萨骑上车，直奔魏歪脖的瓜棚子——毕竟他的瓜好。一看买的人不少，正要往里挤，忽然看到有两位熟悉的人物，也在挑西瓜呢。谁呢？王元先生和王太太，两位一边挑一边算价钱呢。
王元先生很容易辨认，他有一副特别精神的脸孔，两只眼睛秀气有神，个头虽然不高，在人群中却如鹤立鸡群。我想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属于美男子。
言归正传。王元挤在瓜棚子里挑西瓜好像有点儿不可思议，堂堂所长大人，科学院院士，审查陈景润论文的数学家陪着夫人挑西瓜。那年好像还没有院士的说法，但王元已经被称为“元老”了，这份资历大家心里都明白的。莫非王先生在作秀？
那年头还没有作秀一说呢，王先生来挑西瓜很自然。第一，此人是学数学的，做事自然带了数的原则。数有什么原则？一半是“素”，一半是“和”嘛。萨爹告诉我前几天在中关村街上看到王元先生，穿一身朴素的干部服，七十多奔八十的人了，还是那么精神。有一位记者采访他，到了中午，王院士拉上记者就去了附近一个不起眼的饺子馆，吃得宾主尽欢，才十几块钱。王先生告诉记者，这儿周围的小馆子我都吃遍了，自然知道哪个好，哪个便宜。看着饺子，记者的题目都有了：“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干部服的朴素，吃饺子的随和，王先生去买西瓜有什么奇怪？
第二，王先生的腰包也并不鼓。知识分子做了官，很多人学不会权钱交易那一套，甚至还想用自己的行为影响世风，虽然貌似螳臂当车，但自古总是少不了这样脑子不转弯的人。和王先生同级别的一位所长与萨爹交往甚多，他的太太是中学老师，退休后给人补习，讲课费收入甚丰，遇到萨娘叹气曰：我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所长大人挣不出退休中学老师的讲课费来，王先生对着西瓜多合计合计显然也是经济基础所要求的。
魏歪脖的西瓜卖得好，不免萝卜多了不洗泥，不再称重，分大瓜小瓜卖，大瓜三块一个，小瓜一块一个。
看着大瓜小瓜尺寸差别不是很大，很多人都拼命往小瓜那边挤。
王太太好像也是这样，却听见王元先生说：“买那个大的。”
“大的贵三倍呢……”太太犹豫。
“大的比小的值。”王先生说。
王太太挑了两个大瓜，交了钱，看看别人都在抢小瓜，似乎又有些犹豫。
王先生看出她犹豫，笑笑说：“你吃瓜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容积，不是面积。那小瓜的直径是大瓜的三分之二稍弱，容积可是按三倍平方算的。小的容积不到大的30%，当然买大的赚。”
王太太点点头，又摇摇头：“你算得不对，那大西瓜皮厚，小西瓜还皮薄呢，算容积，恐怕还是大的吃亏。”
我就在他们身后，没好意思叫，却听王太太说得有意思，心想王先生到底是搞数学的，这生活上的事儿啊，说到底还是和理论不太一样。
却见王先生胸有成竹，点点头道：“嘿嘿，你别忘了那小西瓜的瓜皮却是三个瓜的，大西瓜只有一个，哪个皮多你再算算表面积看。”
王太太说：“头疼，我不算了。”
两个人抱了西瓜回家，留下“魏歪脖”看得目瞪口呆，还有一个萨。
听说山东大学修校门，请了驻锡该校的易经研究会刘大钧先生起卦。刘先生占校门，王先生买西瓜，子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04 华罗庚天价稿费：两个半字能换一个馒头？
萨爹的几个同事在谈天的时候，可能因为最近所里在纪念华罗庚，不知是谁把话题转到了华罗庚先生身上。
谈到华罗庚先生一点儿也不奇怪，很多中国数学界的人物都出自他的栽培，这些人后来不少改行搞了计算机。所以，中国计算机界的血缘也和华先生有渊源。
有位院士提起来，说难怪华先生在数学上屡有创见，他有个特点，想的事情和别人总是不一样。
有一天，他忽然问身边几个人，说你们多大岁数了？
正好陆汝钤先生在旁边， 他一看华先生瞅他， 赶紧回答：“ 我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的陆先生，已经进了科学院数学所，而且成了熊庆来先生的高足，风华正茂，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
没想到，华先生冲着他比出了两个手指头：“你还有两年时间啊。”
“两……年时间？”陆先生不解其意。
解释后，他才明白，原来华罗庚有个理念，认为一个数学家，三十岁以前一定要出成果，如果三十岁干不出来，以后再努力，也干不出来了！
人们的印象中科学家都是满头银发、年高德劭的样子。二十八岁，正常情况下还是谦虚恭敬、满楼是祖师爷的时候，离成名成家的距离还远着呢，却被华先生宣布只剩两年的时间了。简直比直接把奥巴马扔到阿富汗打仗还有冲击力。
这一句话，把二十八岁的陆先生吓了一跳，快五十年了，还记得清楚，描述起来栩栩如生。
也许，就是被这句话吓坏了，赶紧争分夺秒，才有了今天的陆先生。
一句话能有这样大的威力？那当然，要看谁说的了。比如华先生，他说的话，没法让人不重视。
在座有人说了：“华老，一个字顶一个馒头呢。”这又是什么典故呢？人家解释了：“华老，那时候稿费高啊，一千字足足四十块钱，可把我们羡慕死了。一千字四十块，一个字可不就是四分钱，那年月，可以买一个馒头了。”
众人纷纷点头，唯有一位摇头。问他。曰：“你们算得不对，外头馒头可能四分钱一个，华老可是不会到外面去买。数学所的白馒头特别大，一个要一毛钱，他得两个半字才能换一个馒头呢。”
大家回忆了一下，果然是他说得对，但都表示，即便是两个半字换一个馒头，华老的收入，也只有让人艳羡的。
这样想着，发现大家的话题已经转到了数学所的食堂。他们回忆：数学所的馒头不但大，而且有名堂，比如菜单里有“翠岗红旗”。可不要以为这是食堂改行放电影，翠岗红旗的意思，就是馒头顶上放一个枣。
而“蝴蝶趴在金山上”就不一样了，那不是馒头，而是窝头上头放两个枣。恍然间，忽然意识到如今普通作者的稿费也通常是一千字一百块钱以上了。 当然今天的物价，馒头肯定不会保持在一毛钱一个，但写文为生的朋友，总可以骄傲一下吧：我的稿费，比华罗庚的还高两倍呢！

05 谁出了最难高考题：神坑99%考生 史上答对率最低
时值高考时节，老萨不由得想起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潘承彪先生。
潘承彪先生和他的哥哥潘承洞先生都是数学界泰斗。数学界父子传承的不在少数，但兄弟都在这个领域做出出色成就的倒不是特别多，至少我所听说过的，也就是潘先生两兄弟了。这可能是因为数学这玩意儿太累脑子，对先天要求比较高，家里偶尔出一个干这个的还行，连续放卫星未免要求太高。
两位潘先生都在解析数论方面有着出色的成就，堪称“双璧”。这里顺便给一点“内幕”，大家都知道中国数学界即便是“文革”期间也在世界上占据相当高的地位，但如果人家问，你们中国数学到底是哪方面厉害呢？那很多中国人是不太说得清的，因为这是专业范畴。实际上，中国数学当时最厉害的，一个是数论，两位潘先生、陈景润，都是这方面的权威；一个是分支，杨乐、张广厚都是此领域的泰斗。有人问了，当时我国的科技遭到严重的破坏，怎么唯有数学一枝独秀呢？原因也简单，数学这东西不需要实验室，也不需要电子显微镜，有把计算尺加上个不凡的脑袋就能搞，在其他方面因为投入的限制万马齐喑之时，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才的中国，自然就在这方面闪耀出光芒来了。
不过，我要说的并非潘先生的成就，而是他在数学界一个“可恶”的秘密——他干的这件事，到现在说起来还有不少当年参加高考的人们记得，只不过找不着正主儿是谁。
潘先生这么温文尔雅的人，怎么会做出“可恶”的事情来呢？嘿嘿，这就是教育部的问题了。教育部找了潘先生去出高考题。
中国的高考，习惯是找学科权威来出题的。实际上，我觉得这根本没有道理。因为学科权威的本领在专、在精，对于中学教育那就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实证就是科学院数学所的孩子们没一个敢找自己老爹辅导数学的，我们都知道那肯定是越讲越糊涂。
但是，孩子都明白的道理，教育部却偏偏不明白！
于是，出高考题，它不找高中的模范教师来做，却找到了潘教授，当然高考出题是很多教授一起来的，潘教授只出了一道题——也还好是只出了一道题。可以想象，刚跟一帮杠头PK完哥德巴赫猜想，忽然让他给小孩子们出题，不出乱子那才怪呢。
那一年，考数学的孩子们都嘬了牙花，有愁眉苦脸的，有咬牙切齿的，有目瞪口呆的，有满地找牙的——找了牙准备咬出题的一口。所有的这些学生，都是卡在了潘先生这道题上。这道题答对了的不到1%。
是太难吗？那倒不是，潘先生算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不能拿微分方程折腾孩子们，自己知道不能出这么难的。那出什么好呢？他琢磨着越简单越好吧。
就出了一道特别简单的题。
那就是——请证明勾股定理。
对高考的学生来说，这实在太简单了！但就是因为太简单，根本没有几个学生还记得这东西怎么证。勾股定理嘛，简直像地球是圆的那么自然，但是证明？这东西还要证明吗？！
就是啊，你证明一下地球是圆的吧。
十年寒窗，苦苦猜题，遇到这样一道令人目瞪口呆的东西。下来以后，学生老师没有不骂的——这谁呀，出这种题！
那些天，潘先生就总是灰溜溜的，对议论高考的人很敏感，而且经常打喷嚏。见到同僚，一个劲儿地嘱咐：人家要问，你可千万别说那道题是我出的啊。
估计他嘱咐了不少人，所以，至今还时而听到有人印象深刻地提起这道“罪大恶极”、坑了全国99% 考生的怪题，却从来没听到谁说得清它的出处。
时隔数十年再揭开这个谜底，潘先生应该不会反对了。相信当年的学生们也早想开了，反正大伙儿都挂了，又不是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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