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申:鉴定有时候就是瞎子摸象 前一辈中国古书画鉴定家相继辞世,熟谙中西艺术史且擅长书画的傅申,愈发坐实了当今书画鉴定第一人的位置。其著作《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 in New York and Princeton》(国内尚未翻译引进,书名可简称为《书画鉴定研究》)被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邵彦评价为:“迄今为止,在英文世界出版的关于中国书画鉴定最有体系、最有学术地位的里程碑式著作,与张珩和徐邦达的几部著作共同构筑了书画鉴定学科的理论基石。”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主任莫家良教授的评价是:“在目前的中国艺术研究中,固然有不少学者专注于书画史,亦有个别专家长于真伪鉴定,但严格来说,两者兼擅者为数甚少。傅申教授正是此类兼通的学者。”
搞鉴定的人都知道,年代越久远,视线越模糊,真相越难以辨识。然而,从《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与“子明卷”的真伪,到台北故宫卷《自叙帖》和黄庭坚《砥柱铭》的真伪,在一系列著名的书画真伪之辨事件中,傅申都像侦探一样,给出了真凭实据和令人信服的结论。
尽管傅申自己也说,“鉴定有时候就是瞎子摸象,看谁摸得最完整”,但他“鉴目之准、学问之深、见解之独到”,仍然获得了学术界的推崇。借傅申在内地一个多月的讲学之机,Art289 记者随其从杭州到北京,从《功甫帖》到《砥柱铭》,从《溪岸图》到《富春山居图》,对一系列书画鉴定中的疑难问题逐一讨教—当然,收获远不止于书画鉴定,透过傅申,我们触摸到了历史。 (原标题 傅申:“张大千是孙悟空,我就是如来佛”)
傅申,1937年出生,19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1968年到美国,入普林斯顿学艺术与考古系,攻读中国历史专业,获硕士及博士学位。1979年出任美国国立佛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傅申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美术史,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以及书画鉴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现在讲起自己的事情来,就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回忆往昔岁月,79岁的傅申如是感叹。
抗战即将爆发的1936年冬,傅申降生在逃亡途中,“我的名字就是傅上海(申)。”两个星期后,傅申被送到祖父母家,后来又被送到农村的远亲家里,喝奶妈的奶长大。
“叔叔是中医,用毛笔开药方,祖父要求他练字,我也跟着叔叔一起练字,培养了对书法的兴趣。”12岁的傅申到台湾才见到父母,爸爸妈妈都叫不出口。中学毕业,傅申考入台湾当时唯一有美术系的学校—台湾师范大学,学习艺术,系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国画家、教育家黄君璧。毕业后,傅申进入台北故宫书画部工作,奠定了毕生事业的方向。
在台北故宫工作期间,普林斯顿大学东方艺术史教授方闻来访,傅申陪方闻在库房里看书画。借此机缘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跟随方闻教授,获硕士及博士学位,后受聘于耶鲁大学,张光直、余英时都是他的同事,与书法家张充和也时有交流。
1977年,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傅申筹办了“中国书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了中国书法大展。他将真伪之作同时展出,向西方观众梳理出简明扼要的中国书法发展史轨迹。
任教4年后,傅申于1979年转至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中国艺术部工作,负责东方艺术品的展览、研究、收购和鉴定,他在这里工作了14年。
从东到西,最后又从西到东,傅申返回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所,在台湾建立了结合东西方美术史研究及鉴定的学科基础,门下弟子众多,构成台湾艺术史研究领域的中流砥柱,有人根据齐白石的“三百石印富翁”,送给傅申一方刻着“三百门生富(傅)翁”的印章。
与傅申交游唱和者,无不鼎鼎大名—读书时的老师黄君璧、溥心畲,后来的方闻教授,台北故宫首任院长蒋复璁、副院长庄严、继任院长秦孝仪,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鉴定家徐邦达、谢稚柳、启功、杨仁恺、李霖灿,收藏家王季迁,当然还有张大千……马英九办公室挂着傅申3幅字。1998年傅申和陆蓉之结婚时,马英九“不请自来”。
在妻子陆蓉之眼中,“老爷越发像个心理单纯的老小孩儿,为人和善但话语直接,心中没有半点城府,极其容易得罪人。”陆蓉之说,傅申有时也会发脾气,但转过头就忘了,提及生气的事,他往往会无辜地问,“我生气了吗?我是那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