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帖》漫说

刘云

十七帖》漫说                  2016-06-27 09:35　
来源：央视网

寇克让草书作品

　　《法书要录》著录的《十七帖》，据张彦远说是“贞观中内本”。张氏同时记录贞观中收得王羲之草书三千纸，与《新唐书·艺文志》“羲之行书二百九十纸”相差不啻天壤，字体固然不同，数量必不至于十数倍悬殊。
　　今称情而论，以《艺文志》记录差近事实。其一，文献性质不同。《法书要录》虽然较早，终是私家著述，《新唐书》晚出，毕竟正史。不仅如此，正史之书、表、志与传记不同，旨在存一代之旧，重传承，少润色，往往原封不动采集原始史料，可信度极高。而私家著述多囿于见闻，甚或道听途说。其二，“二百九十纸为八十卷”是新募集王书，加以宫廷旧藏，是一个上可与刘宋内府王书数量相比较，下可与褚遂良《右军书目》及后代各类帖目相参照的数字。贞观朝纵然搜求遍于海内，但若说大王草书便有三千之夥，比照行业常识，确是天文数字。
　　既然张彦远记录王羲之草书数量可能严重失实，那么，前文咫尺之间记《十七帖》“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就不宜看作权威数据。
　　至于“贞观内本”是贞观朝新编还是出于梁陈隋诸朝古本，想必他也无力回答。可以肯定，张氏所谓贞观内本只是摹写之本而非真迹。这一点有正史为证，《艺文志》记“草迹命褚遂良楷书小字以影之”，影，即摹拓，后代雕版印刷之“影宋本”就是毫厘不爽地仿宋。影写草迹何以用“楷书”？须知这句话今虽在《艺文志》，却疑为初唐旧文，唐初正书尚称隶书，楷只是标准规范的意思。能够流出禁中的《十七帖》当是此类摹本，彦远所见大抵如此。
　　那么，为何历代只字不提褚摹之本而艳说馆本？因为褚摹即馆本，而非古本。至于后出的贺知章临本及南唐李煜据此刊就的澄心堂本就是再下一等的转辗之作了。相比之下，馆本虽非真迹，仍是尤物，所以北宋鉴定家黄伯思称其“世殊艰得”，而贞观后不数年侍书王著便勒石翻刻。馆本所以珍贵，以其底本原系梁隋古物，稀世孤品。
　　《艺文志》说“其古本多梁、隋官书。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署记。帝令魏、褚卷尾各署名”，今见馆本，卷尾有徐僧权署记，则出于梁代古本殆无可疑。那么，贞观朝对古本《十七帖》有何作为？一是加“贞观”印记，《艺文志》、张彦远、黄长睿众口一词。二是摹勒上石，黄氏即持此说。
　　时至贞观，梁代古本已然是三朝递传之珍，但《十七帖》编为丛帖未必便以梁代为上限，因为梁代内府亦多前朝旧本，这一点《旧唐书·经籍志》序文可供参考。那么，《十七帖》究竟成于何时？何人编次？我以为至少从理论上讲，在王羲之当世就是一组不可分割的法书瑰宝，至迟在桓玄那里就有条件编次成形。
　　桓玄是东晋大司马桓温的儿子。《十七帖》手迹作为书信分致周抚、郗愔、桓温，周、郗皆桓温部下，承蒙栽培提携。就已知史实而言，只有桓温有条件将周、郗私人信件罗致私囊。桓温权佞贪狠，郗愔素怀退隐，军权尚可以拱手相让，书画更是身外之物。周抚也谅非贞士，当年王敦以勤王为名，实怀篡弑之心，周抚甘作“爪牙”，而今面对权倾一时的大司马、顶头上司桓温，周抚又何所吝惜。此前论《十七帖》各帖信主，或以为周、郗、桓三人而外，尚有失名待考之人，或费尽思量以期坐实，今天看来，《十七帖》直是王羲之与三亲友书信，三亲友复瓜葛瓞蔓，与他人毫不相干。三人私信成桓氏一己私财，只因他位高权重，复有恩于周、郗二氏。这便是《十七帖》的第一代故事。
　　下一代人唯桓玄有继承资格。桓玄“博综艺术，善属文”，“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马”。洗马职掌图籍，理应比他人懂得蓄积书画图书，事实上，桓玄酷爱二王书法，不惜巧取豪夺，斑斑事实见于史籍。《晋书》本传对此已颇施笔墨，更有专门文献虞龢《论书表》多所揭橥：一是桓玄编次二王纸迹，常置左右；二是谢履以祖传二王棐版书雅贿桓玄，求得扬州主簿之职。
　　《十七帖》经手桓氏父子，两代之内是单帖珍藏抑已汇为丛帖？以桓玄对书画收藏之笃爱谙熟，他不会听任这一批王羲之真迹散乱飘零，编次成套才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收藏效应，且如前述《论书表》所记，已有桓玄编次二王法书之举。但他百虑一失，贪爱过度，大量书画常置左右，这便犯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忌讳，桓玄被刘裕擒获，《十七帖》必不能幸免，随刘裕入宋。
　　据虞龢说，桓玄被擒之后，二王法书不知下落，在此，我们必须注意，擒获桓玄者正是后来的宋武帝刘裕。王羲之书法“声华四宇，价倾五都”，当时无人不爱，豪强如刘毅、卢循等更是锐意搜求，刘裕重兵在握，廓清海内，不能无知，不会不要。
　　《十七帖》自刘宋入禁中，历梁代内府，其余流传序第不能详考，至李唐淹有四海，而天佑神物，辉光重现，我以为这便是张彦远“煊赫名帖”的真正意义。
　　诡词异说，晚近方孳。
　　包世臣说“《十七帖》初刻于澄清堂，其本未见”,误“澄心”而为“澄清”，已属不慎之甚，以澄心堂刻为初刻，更是失之眉睫。所以张伯英讥笑他于帖后勑字“熟视无睹”。其实包氏马虎岂止如此，黄伯思明言“先唐刻本”，包氏不闻也抑不见也？这让人想起包世臣书学《书谱》失之肥软却自负入晋迈唐，由此看来，人之资质确有定数。
　　又不知从何而起，有日本人中田勇次郎以为《十七帖》卷尾“勑”字出自玄宗《鹡鸰颂》，馆本只是移花接木。洋人臆说，掩乎中土，庸庸学士闻之如醍醐灌顶，不知日本人治学，好隐没出处，貌似新奇，实有所本。即以此例而言，我见识不广，也知道中国学者容庚早有此论，其公开名著《丛帖目》卷十三记：“案，此帖勑字与唐玄宗《鹡鸰颂》所书略同，或后人据明皇所书而伪作乎？”当然，容庚先生口吻和缓，至中田勇次郎先生则似已成定谳。《十七帖》版本的体系就此混乱。

寇克让草书作品

　　《十七帖》与《鹡鸰颂》，到底谁抄袭了谁？
　　先说“勑”字派何用场。馆本卷尾：“勑付直弘文馆臣解无畏勒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勑字实是圣旨首字，可以、也必须连读下文。附于文末，以示庄重严肃；放大草写，突出御造气派。而《鹡鸰颂》有勑字，无下文，是简单模仿前朝制度，徒具其形。如同玄宗书“开元”二字印，已有太宗“贞观”小印在先。《鹡鸰颂》“勑”字与《十七帖》“勑”字诚然“酷似”，并不说明馆本“勑”字来自《鹡鸰颂》，反而是《鹡鸰颂》模擬馆本。
　　再说两处勑字书法，有古今之别。
　　两字虽同处李唐一代，但时在贞观、开元两朝，若从书法史细分而言，则《十七帖》在初唐，《鹡鸰颂》在盛唐。初唐天下靡不尊崇王羲之，盛唐则颜真卿新风弥于书坛。缔察两“勑”字，《十七帖》虽为刻本，但能传神留真，三处“迭笔”自然妥当，犹是晋人家法。《鹡鸰颂》“勑”字虽是墨迹，但骨不胜肉，似出于临摹。尤其左下方最重之迭笔，后笔不能压过前笔，导致主次不分。左部结构明显鬆散，这几乎是临摹古帖的通病。右部“力”字转折，《十七帖》“勑”字转中有折，其形虽方而节目并不外露，所以横与折连贯却各自分明，而《鹡鸰颂》勅字几乎无转折笔意，不施提按勉强过弯。差距虽微乎其微，但已显露临创端倪，真赝剖判。
　　书法研究，尤其是作品研究，必须紧扣作品，严格读图，考证当然重要，但切忌枝蔓。这让我想起清代学术在古音研究方面的经验，“审音”与“考古”并重方是正途。精于书法对于一个真正的书法研究者的是要务。
　　又有学者指出《十七帖》缺王书常见“奈何”及“月日名白”字，并指出所阙字句系当初在弘文馆时删除，我谬以为此论诚向壁虚造，比照它帖自可按验。
　　《十七帖》之单帖有见于其它丛帖者，有墨本传世者。汇入它刻者如，《远宦帖》《儿女帖》入《大观太清楼帖》卷六，《服食帖》入《大观》卷七。凡此两见刻帖，《大观》与《十七帖》行款略有不同，但文字无一字出入。墨迹传世者，如《远宦帖》《旃罽帖》《瞻近帖》《讲堂帖》《龙保帖》《游目帖》，其中《远宦》《游目》（《蜀都帖》）二帖行款同《十七帖》，而《旃罽》《瞻近》《龙保》诸帖刻本与墨本行款小异，但不论行款异同，文字一概绝无二致。至于墨本年代，也不容小视，《游目帖》后有两行小楷书跋文曰：“有钟绍京书印二字小印，钟盖唐之越公也。”看来，比起馆本，墨本《游目帖》未必晚出，而《瞻近、讲堂二帖》赵孟頫跋直称为唐摹。大体上这些墨本，时间并不晚近，而考其文字，与馆本无一字出入。若说馆本缺文，前提当是其馀丛帖不缺，墨本也不缺，否则，只能说王书原帖即如此。
　　又有馆本单帖不见于它刻而事或相涉者如《邛竹杖帖》，《淳化阁帖》卷八“周益州送此邛竹杖”一帖，显系一事两说，甚至说与两人，都未见“月日名白”。
　　传世王羲之诸帖无“奈何”“日月名白”者不仅馆本《十七帖》，其它名作具此格式者比比皆是，如草书《桓公破羌帖》，行草书《二哥帖》，行书《新妇帖》等。“月日名白”以外，也不妨有多种署名格式，如“羲之报”、“州民羲之死罪”、“臣羲之言”等。尤其是“州民羲之死罪”，听口气是辞官以后致州牧的信件，和《晋书》本传他坚辞王丞相提携的回信同一口吻。信件措辞、格式、语气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本是生活常识，不能以“奈何”“月日名白”为恒常，以不具此格者为异样，对古人尺牍妄下雌黄。
　　进不进弘文馆也与“奈何”“月日名白”无关。如《七月、都下二帖》墨本传世，首行褚遂良楷书题签并署名，当是贞观时期内府写本，但《七月帖》是“月日名白”样式，《都下帖》（《桓公当阳帖》）则不是，同在一纸，格式不同。及至刻入《阁帖》与《太清楼帖》，除行款变化外，两帖之前后次序、文字一概不变。
　　王羲之诸帖盛名之下虽化身千万，但刻意删除“月日名白”及“奈何”字句者，极尽所见，并无一例。以常理而言，书画收藏，求其品相完好，画蛇添足者往往而是，自毁星凤者不知其谁！

寇克让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