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高官以书法言志 为何被列入魏忠贤阉党

兰天

明代高官以书法言志 为何被列入魏忠贤阉党   

        2016年05月18日 09:59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孔勇

张瑞图的行草书《言志书》

明朝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政局混乱、变动纷繁的一段时期。彼时的明廷，大臣之间倾轧互讦，党派之间揽同伐异。正如时人所说：“以聪明伟杰之士，为世所推，必以党目之，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顾相防，而国事坐误不暇顾也。”（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

  

这种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似乎也在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即将来临。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开始不满于严密的纲常束缚，从而走上追求个性解放的道路。尤其在文人士子借以抒情表意的重要形式——书法领域里，有着更为突出的反映。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的明朝书法家张瑞图的行草书《言志书》，便是一部展现明末士林风气的经典之作。它虽然只是一幅书法作品，但背后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讯息，为我们无声地讲述着那个年代的政治风云和世事变幻。

以书法而留芳名

仅此一幅《言志书》， 张瑞图这个名字即应被历史铭记

张瑞图的行草《言志书》，长、宽分别为154厘米、51厘米。其名称与文字，基本来源于南梁（502-560年）萧大圜的《言志书》，但个别之处略有出入。萧大圜，乃是南梁简文帝的第二十子，即皇室贵族，但又是一个学者和文学家，作得一手优美的文章。《言志书》便是他的一篇重要作品。不过应该说，进一步让《言志书》扬名的，却是到了一千多年之后的明末，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张瑞图的行草《言志书》。

在这幅字数不多，但字字珠玑的《言志书》里，张瑞图特有的行草，在灵逸舞动之间，将此文烘托传神，进一步凸显出了它的不俗。这种精髓，也只有在品读文章与欣赏书法两者兼顾之时方能体会得到。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些文字：

南山之南，超然无累。北山之北，衡绝人间。面修原而倚长薄，枕郊甸而俯平皋。藉纤草以荫长松，结幽兰而援芳桂。近瞻烟雾，远睇风云。仰翔禽于百仞，俯游鳞于千寻。十亩以供饘粥，五亩以给丝麻。侍儿三五，足任纺织；家僮数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洽潘生之志；畜鸡种黍，应庄叟之言。获菽寻汜氏之书，露葵征尹君之录。披良书，探至颐。歌纂纂，唱乌乌。可以娱神，可以散虑。斯亦足矣！岂若蹙足入绊，伸脰就羁，游帝王之门，趋宰衡之势？百年几何，擎拳跽（擎跽内拳），四时如流，俯眉蹑足。岂惟丘明所耻，抑亦仲尼耻之！天启乙丑。果亭瑞图。

中国古人向有托物言志的习惯，如所谓“诗以言志”。其实不只是诗，其他像词、赋都是用来表达自己志趣的重要形式和载体。张瑞图抄录的萧大圜《言志书》，其意再明显不过，就是为了“言志”，这也是作者本人的重心所在。但就传至后世而言，它的书法艺术价值却似乎更胜一筹，也是这部作品之所以享有盛名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张瑞图的行草《言志书》能获取如此高的艺术赞誉呢？这还需从明以前的书法风气说起。书法艺术经过秦汉时期的酝酿和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曾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人陶冶性灵、抒发情感的最为理想的形式。但到了隋唐以后，它却一步步朝着工整化和程式化发展，这直接影响了其后数百年的书法风气，即因尚规整而显得拘谨。直到明朝，尤其是明中后期以后，主张狂放不羁的风气方渐渐流行起来，这也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要求密不可分。

在此条件下，张瑞图适逢其道，凭借其惊世骇俗的行草，成为明末书法风气转向的重要旗手。而他的最重要贡献，正像这幅行草《言志书》所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在用笔时多采方硬侧锋，而不是一味顺应毛笔“尖、齐、圆、健”天性的常规写法。所以，有的学者便说张瑞图“反叛于传统的温文尔雅之旨，强调激烈的尖锐跳荡意识，抛弃历来被尊为戒律的藏头护尾的藏锋一说，以笔锋的大胆坦露与表现意识为后人一开眼”（陈振濂：《历代书法欣赏》）。而且，这不仅仅是单一的技巧变革，更集中地反映在审美价值观的变迁层面。毫不夸张地说，张瑞图在书法上所做的这个变动，也正是那个时代激流变更的鲜明痕迹。

自明末至今，时隔近四百年，张瑞图的行草《言志书》经住了历史的考验，堪称是一幅既行之于当时，又盛名于后世的书法作品。若是人以书闻的话，那么张瑞图这个名字即应被历史铭记，仅此一幅《言志书》就已足够。

以“阉党”而留骂名

张瑞图进退于魏忠贤阉党之内，其本身充满矛盾

在前面，我们说了关于《言志书》本身的故事，那么他的书写者张瑞图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书写《言志书》之时的张瑞图，是想借此表达自己怎样的一种心志呢？而在这样一部不朽作品的背后，又承载着怎样一段个人命运与时代转变相交错的历史呢？

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张瑞图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晋江县。他一生所使用的字号较多，常用的字有“长公”、“无画”，号有“二水”、“果亭山人”、“白毫庵主”等。像中国古代的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张瑞图自幼时起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并负有才名。而且，他的科考之途也是非常顺利。万历三十一年（1603）考中举人，三十五年（1607）以殿试第三名获得进士出身，即我们熟知的“探花”。自此，张瑞图被官授翰林院编修，开始在京供职。

能够在京城为官任宰，当然是每个读书人所梦寐以求的事，但京城同样也是个激流的中心，进身容易退身难。尤其是张瑞图仕途通畅之时，恰也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专擅朝政、权势熏天之际。《明史·顾秉谦传》便记载说：“（魏忠贤）谋结外廷张瑞图诸臣，（顾）秉谦及魏广微率先谄附，霍维华、孙杰之徒从而和之。”这也就是为什么后世会认为张瑞图是魏忠贤的私党，是阉党中的重要力量的原因所在。正是因为这些，他终于留下了不太光鲜的记录。

其实，张瑞图进退于魏忠贤阉党之内，其本身也是充满矛盾。而且应该看到，张瑞图与其他阉党成员有着很大不同，表现为“内持刚决，外示和易，阴剂消长，默施救济”（林欲楫：《明大学士张瑞图暨夫人王氏墓志铭》）。同时，张瑞图还有意躲避朝中纷乱的党派斗争，这从他几次回乡休养中可以看出一些微妙的关系。

一次是在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610—1612），这使得他避开了万历三十九年京察大计时东林党与浙、齐、楚、宣等党派之间的尖锐交锋。而在明熹宗继位之后，魏忠贤深得宠信并控制了内阁诸臣，与东林党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和白热化。就在天启四年（1624）春，当朝中两派剑拔弩张的决战前夕，张瑞图再次回籍修养。

这一次，他居住在东湖之滨，平日便和一些好友泛湖登山，或是诗文酬唱，或是书画自娱，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而在遥远的京城，魏忠贤已对东林党人实行了惨烈的迫害，朝中正直之士几乎为之清扫一空。在这样一个朝野人人自危、京城内外血雨腥风的时刻，张瑞图却能一直呆在故乡以翰墨自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的景象。但细细品味的话，又能看出张瑞图的智慧，以及他那种无力改变现状时的无奈。

“江山不幸诗家幸”。张瑞图《言志书》的落款日期为“天启乙丑”，即天启五年（1625），所以这幅作品正是完成于此次回晋江修养期间。张瑞图并非看不到朝廷内部惨烈的党争和黑暗政局，安居于千里之外故乡的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关注和痛心，即书文舞墨。所以这一时期，恰恰也成了他作品的盛产期。不过，当年底接到朝廷对自己的新任命时，本来打算归隐山林的张瑞图，在太常少卿丁启浚的一再劝说下，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家返京。临行前，张瑞图嘱其兄弟将此一时期的作品，连同之前的少量旧作，汇刻成了一部《果亭墨翰》。这些墨翰，均已成了不可复制的经典。

书品与人品

张瑞图两重身份，或许正体现了明末混乱政局

已经远离政治漩涡中心近两年的张瑞图，并没有失去朝中党争的消息，也知道此时魏忠贤一党仍旧权势熏天。对他而言，前程如何，并不清晰。但既然选择了前行，便要坚定地走下去。

天启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病卒，由其弟信王朱由检嗣位，也就是崇祯皇帝。新旧易主，魏忠贤顿感失去了靠山。当年九月，魏忠贤上疏乞求辞去封号职位，但没有获得允准。随后不久，内外官员弹劾魏忠贤的奏章纷至沓来，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只好选择了上吊自尽。从此以后，阉党也开始失势不起。

事情并没有立刻结束。天启七年年末，新帝朱由检发布谕令，要求对各类“阉党”分子进行彻查清理，并根据各人的罪状作出惩处结论。张瑞图曾两次求退，都没有获许。朝廷议定魏忠贤逆党罪状时，张瑞图最初并未列入。只是好景不长，仅过一年，张瑞图便以曾为魏忠贤书写碑文为罪由，遭到罢免。他再一次回到了故乡晋江。在过了十余年的居乡生活后，张瑞图卒于家中，享年七十二岁。

斯人已去，留给后人的追念却没有穷止。在书品与人品之间，我们似乎看到了张瑞图的两重身份。他深负才名，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被称为“晚明四家”；但他又荣膺高位，与权熏一时的魏忠贤结为一党，终在历史上留下恶名。是圆滑投机，还是助纣为虐？是书以人重，还是不以人害书？书品与人品之间，张瑞图留给后人的评价空间，是如此的绝然相异。

正如有评论所说：“作为明季书法群龙无首、各恃绝技、啸傲抗世的一个缩影，他（即张瑞图）的价值并不因政治上的失足而稍有逊色。”《言志书》的书写，不仅是张瑞图依违于两种身份间的印证，更是明末混乱政局的生动体现。而恰恰也是伴随着明代政事的愈益衰颓，才有了行草《言志书》这样千古作品的诞生。

原标题：不以人品害书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