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名伶杨月楼婚姻引发清末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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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名伶杨月楼婚姻引发清末奇案





京剧名伶杨月楼的婚姻风波被哄传为所谓“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其看点并非情节的戏剧化，而在于从官民话语的对抗和民众观念的变革中，深刻反映了宗法社会的基础被一点点撬动的现实。

《同光十三绝》，清代沈容圃绘。

作者：黄波

　　京剧名伶杨月楼的婚姻风波，和“刺马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等一起，被哄传为所谓“清末四大奇案”。其实，与其他事件的扑朔迷离相比，这场因官方挟传统礼法蛮横介入而导致的风波，它的看点并非情节的戏剧化，而在于从官民话语的对抗和民众观念的变革中，深刻反映了宗法社会的基础被一点点撬动的现实。


　　“只为贪看杨月楼”
　　京剧名演员杨月楼清末活跃于上海舞台，以小生角色为擅长。杨月楼本人身材魁伟，扮相俊美，嗓音清越，武功精湛，因此每次登台，观众均为之倾倒。当时一位文人特在《申报》上发表了一首竹枝词：
　　金桂何如丹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
　　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
　　诗中的“金桂”和“丹桂”是当时沪上最有名的两大戏院，杨月楼即在金桂园献艺，而于丹桂园登台的则是孙菊仙、黄月山等名角儿，这种互相竞争的格局即是所谓“打对台”。
　　按诗作者的意思，真要论艺术，杨月楼献艺之金桂园肯定是比不上孙菊仙等献艺之丹桂园的，但实际却是“佳人个个懒勾留”，很难蒙佳人一顾，若要问金桂园吸引佳人之秘诀，原来，她们也对一般的京调没多大兴趣，之所以迷恋金桂园，都是为了“贪看杨月楼”。
　　说起来，杨月楼能够让红粉佳人施以青眼，还要感谢上海独具的开放性，须知，当时北京的戏院还不许妇女到公开的戏院里去看戏，而上海则不然，《申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此有生动描述，“上海一区，戏馆林立，每当白日西坠，红灯夕张，鬓影钗光，衣香人语，纷至沓来，座上客常满，红粉居多。”就因为除了一般观众，还有女性观众的额外拥趸，杨月楼在上海戏曲界独擅胜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偏偏是这种女人缘给杨月楼带来了麻烦，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一代名伶的婚姻风波上演了。
　　《申报》全程关注了这场风波，其中一篇文章曰《记杨月楼事》，简要介绍了风波的起因：一位粤商的女儿名阿宝因观杨月楼演戏，慕其才艺，遂“作书函，并年庚帖，细述思慕意，欲订嫁婚约”。后由粤女之母王氏作主，经媒妁说合，遂订婚嫁。但当迎娶之时，粤商族党以平民嫁“贱民”，有辱门楣乡风，遂群起阻拦，并以杨月楼涉嫌“诱拐”诉之于官府。“夫妻方行合卺礼，县差与巡捕至，扭月楼夫妇”，送至县署，被亦属粤籍的县令以诱拐论处，将杨月楼和该女等分别施刑严责，“敲打其(月楼)胫骨百五，批掌女嘴二百”，收监候判。


　　官府棒打鸳鸯
　　男女谈婚论嫁，而且还有媒妁之言，居然还会引起“族党”闹事，官方也不惜强力介入，棒打鸳鸯，这种当代人无法理解的事情，就当日情势而言，却并不缺乏法理根据。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中明文规定，良贱不得通婚。“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改正。”哪些人群属于这一条文所规定的贱民阶层呢？《清史稿•食货志》曰：“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凡衙属应役之皂隶、马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与奴仆等。”划在“良民”这个圈子里面的，就只有传统社会认定的士、农、工、商这四大阶层，除此之外，就都属于“贱民”。在传统社会里，一个唱戏的尽管可能因为艺术卓越而被无数戏迷追捧，但在官方话语体系里，其为“贱民”的天然属性却无法改变。杨月楼再红，但仍然是贱民，就仍然不能娶“良人女”为妻。这就是当日之客观背景。
　　如果说官府强力介入杨月楼的婚姻，属于成文法规定之范围，那么阿宝父亲的“族党”干预阿宝婚事，则是一种习惯法。在传统社会里，宗族的巨大魅影渗透进个人的私生活，被视为当然，早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集体潜意识。在传统观念里，阿宝与“贱民”杨月楼通婚，就不仅仅是其个人的私事，而会影响到整个族群的面子、声望和地位，非出手干预不可。而且宗族对个人的影响力，向来能够得到官方的支持，因为要加强对社会生活的监控，公权非借助这种族权不可。
　　如此看来，无论粤商族党，还是官府，似乎都只是在做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他们却忽略或曰轻视了另一个事实，这就是晚清之上海正处在日益开放的氛围之中。
　　果然，此案一出，宗族势力和官方的作为遭到了舆论的强烈反弹，上海市民更是议论纷纷，匿名揭帖遍贴于租界内，为此案鸣不平。于社会中崭露头角的报纸则给这些声音提供了公之于众的平台，典型者如12月29日《申报》发表一篇署名“持平子”的来信，其中写道：官方对杨月楼和阿宝的处置，“在粤人以为大快人心，在旁人以为大惨人目。敢问贵馆：邑尊(即县令)究执何例以办？夫月楼虽不安分，咎实难辞。然就事论事，似尚不比于抢盗。今竟敲击胫骨，其将以强盗律之乎？”该文认为，月楼与阿宝之婚姻，是“受母命，倩媒妁，具婚书，得聘礼，而后迎娶合卺”，一切符合正常婚嫁程序。在作者看来，“阿宝疑若无罪”，并认为“即令阿宝私通月楼，亦当候其父自行处置”，族党及官府不应代为惩办。“故疑此案，觉有情轻罚重之故。”
　　1874年5月27日，《申报》又刊出《英京新报论杨月楼事》一文，“英京伦敦新报述杨月楼之案曰：上海民间风传有势力者请于邑尊，务须将杨月楼置之死地，以雪同人之怒，且许诺之曰：‘若果能杀杨，则贿以二万银数’，与此案同时，有名瞿茂和者与人和奸一案，仅仗一百下释放。杨月楼亦属和奸案，不但已处严刑，且堂上声称必欲置之死地。此或系奸民风传，本馆译之，姑欲使官宪知之，想上海县尊断乎不会出此手段也。”与前文相比，这篇文章对官方来说压力更大。而报馆巧妙的地方在于，它只是引述西文报纸消息，向公众透露官方和主张重惩杨月楼的势力正在密谋“将杨月楼置之死地”，然后笔墨一转，说这“或系奸民风传”，“想上海县尊断乎不会出此手段也”。借助新兴媒体，舆论这种介入公共事务的势头有增无减，对遏制官权的肆虐当然是有益的。


　　
杨小楼与王凤卿。杨小楼（1878-1938）名三元，杨月楼之子，安徽怀宁人。和梅兰芳、余叔岩并称为“三贤”，成为京剧界的代表人物。王凤卿，男，京剧老生。图中左为杨右为王，为慈禧表演《莲花湖》。


　　终成一代名伶
　　尽管舆论哗然，媒体也公然对官方表示不满，但在官威如故、社会观念也未得到根本改变的国度，当事人的命运曲线还是在旧式的轨迹中滑行。
　　1874年5月，《申报》刊出杨月楼在松江复审情形曰：闻杨月楼自上海解到松江太府提审，杨磕头哀求太守伸冤。太守见而怜之，委娄县知县复审，娄县知县责其二百下，逼其不得翻供，以诱拐良家女子论罪。按例载：诱拐良家女子为妻，照例拟予军遣之罪。最后官方定谳，杨月楼即以诱拐结案，被判远徙，所幸不久光绪登位，清廷实行大赦，才得释放。1875年7月26日，《申报》也及时刊布了这则消息，说杨月楼被判处军遣罪，适恭遇恩赦，现奉臬宪(各省负责司法之按察司)核明，虽罪有应得，但可得援免之例。乃汇案转详抚宪(各省总揽行政的长官即巡抚)，核准奏，专候部复到日，即可释放而予自新路矣。
　　与杨月楼终被释放，按照官方口气还能“改过自新”相比，阿宝的命运更为凄惨，《申报》报道：阿宝发交普育堂择配，有一孙姓老人，年已七旬有余，至普育堂申言，无妻室，有资产，欲娶阿宝已久。这就是传统社会里所谓的“官媒择配”。在官方主持下，一个花样年华的少女嫁给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族党”和官方的虚荣心大概都得到了满足，因为在他们看来，这远比嫁给一个戏子要令其有面子多了，而且还不会对既定的社会秩序产生威胁性。至于阿宝的想法和愿景，又有什么值得关心的呢？
　　杨月楼被开释后，自然还是操旧业以维生计。因其原有的号召力，加上闹出的广为人知的婚姻风波，对观众可能更具吸引力。戏院老板也许正是看中了这一点，让其在丹桂戏园接连演戏三日，结果盛况空前，虽早早就已满座，但观众仍蜂拥而至。孰料这种热闹也刺激了官府，知县怒其招摇过甚，饬差役拿办。杨月楼事先闻风逃逸，经此挫折，其后来在上海终未复业。据1879年4月30日《申报》消息，杨月楼应北京著名京剧演员程长庚之邀，转而去北京献艺，终成一代名伶。


　　惟恐世人有取乐之事
　　在一场官与民、公权与私域的对抗中，官方看似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实则未必。民众公然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把对官府的批评和不满宣泄出来，仅此一点，于传统社会里岂是可以想象的事情？而从杨月楼案前后，公众舆论中展现出的思维和观念之变化，也能够清楚看出，社会变迁终究会冲出权力的禁锢，官方率由旧章地按照老一套模式来治理社会显然是无济于事了。
　　是否该有良贱阶层这种等级的区分，良贱能否通婚，个人能否自由择配，这些当然是个观念问题，但就当时而言也是个法律问题。而在管理社会的工具中，法律又往往是最为顽固的，这就是杨月楼案发生后，尽管人们的观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异，但最终还得由当时法律来制约和规范的原因。这种观念对法律的冲击力度的确嫌小了一点，但我们不应忽略，这还是发生在光绪登基之前、古老中国打开国门不久之后的事情。稍有智识者都可以看出一种趋势：越往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就会越迅疾，并大大超出旧的法律条文的调整范畴。在完全无法适应社会需要的现实下，法律乃至整个社会规范体系的调适和改革乃水到渠成。大诗人樊增祥在其《樊山政书》中就曾经自述断案经验曰：“州县终年听讼，其按律详办之案至多不过十余起，……其所听之讼，皆户婚、田土、诈伪、欺愚，贵在酌理准情，片言立断，不但不能照西法，亦并不必用中律。”“亦并不必用中律”，这不就是把法律条文抛在一边吗？这也不是这位诗人型官僚有心违法，或者对下民存心恩赐，而是客观情势逼迫他非如此不可。发展到最后，清末的司法改革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举了。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权力禁锢社会几乎是一种惯性，在这一作用支配之下，公权介入个人私生活也就见惯不怪了。
　　杨月楼案发生，官府的反思是，阿宝一良家女子之所以会爱上杨月楼，无非因为她进戏园看到了杨唱戏，杨相貌堂堂，加之其所演多为挑逗情欲之戏目，这才会使阿宝生出嫁杨之念。既然找到了官方眼中的惹祸之由，自然会想出以下的两个动作：因为杨演淫秽之戏，致妇女倾慕，便倡导禁演所谓暴力色情的戏目；又由于阿宝进戏园看戏，引起嫁杨之念，又倡议禁妇女进戏园。两个动作都由地方官出布告施行。
　　为了维护所谓风化，禁戏是清廷的一贯措施，早在1869年，上海官员还曾照会租界各国领事会同一体查禁各处花鼓戏(晚清之花鼓戏或为女子说唱，或为男女合演，内容则多为男女私情故事)，但由于花鼓戏馆多在租界之内，洋人对此并不热心，当时媒体即冷嘲热讽地说：“中丞(即巡抚)禁，观察(即道台)禁，而演者仍演。”

　　早被证明无效的动作，现在旧调重弹又会有效么？《申报》刊出的《禁止妇女看戏论》一文论述得甚为中肯，“至于观剧一事，其素性不喜者，虽戏在其侧亦不欲观，其素性喜悦者，无论富贵贫贱，智愚贤否，老幼男女，一闻有戏，不拘何地，皆趋之若鹜，赴之恐后，一律往观也。若夫演戏，固歌咏升平之意，亦与民同乐之一道也。而伶人业此原藉以糊口养家。从未闻有滋事之时。自通商之后，凡西商租界皆许伶人设馆演戏。昨闻西人言，西国在上之人，惟恐世人无取乐之事，而中国在上之人，则惟恐世人有过乐之端。现闻华官禁止演戏，西人皆不以为然，若欲禁止演戏，必使已唱戏之伶人有所改业，赖此生活者不下万人。一旦绝其生活，使弱者为饿殍，强者为盗贼矣。”
　　在此文作者看来，戏曲业发达既能给伶人提供养家糊口的机会，更能与民同乐，实为升平盛世之象征。最有意味者是作者提出的问题：昨闻西人言，西国在上之人，惟恐世人无取乐之事，而中国在上之人，则惟恐世人有过乐之端。读至此处，人们不能不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是为什么？也许，这就是两种文化的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