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强马壮的张国焘，为何被“尚方宝剑”张浩，凭一张嘴轻松搞定？

华忠

兵强马壮的张国焘，为何被“尚方宝剑”张浩，凭一张嘴轻松搞定？                                                         2023-06-26 08:30                                       

        1960年10月22日，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北京，毛主席与这位故友欢谈数日。
期间，斯诺提了一个尖锐敏感问题：
“在您的一生中，当年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您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
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之所以不好回答，就在于没有人愿意把曾经的不堪和落魄，公然摆上台面畅谈一番。
但毛主席不是寻常之人，见到老朋友提出这个问题，心胸坦荡的他平静地回答道：
“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
是的，对于毛主席来说，在整个革命生涯中，他遇险无数，经历的大风大浪也可谓不计其数。
这种巨大的危险既有蒋介石独裁政府下的“白色恐怖”，成千上万革命志士的壮烈牺牲，也有教员同志落入兵勇之手，差点无缘伟大革命事业的危机。
不过，即便这些已经算是十分危险的境况了，可在毛主席看来，都抵不过张国焘在长征时期的“草地分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你看到了当年红一、红四方面军各自的真实处境，就会明白教员的真实心境了。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博古、王明“左倾路线”的把持下，湘江一战中央红军由原来8.6万人，锐减至3万人，后来又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等系列战斗和险途中，中央红军人数一再折减。
而反观红四方面军则又是另外一副光景了。
红四方面军虽然也曾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遭遇国民党军30万大军的疯狂反扑，而被迫放弃鄂豫皖苏区，但在后来进军川陕之际，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却打得三路围攻的田颂尧部溃不成军，不仅极大巩固了革命成果，而且战果不菲，缴获了大量武器辎重，可谓一仗打好，红军吃饱。
红四方面军由此从原来的四个师，升格为五个军，兵力之强盛，装备之优良，比之此时骨瘦如柴、身心疲惫的红一方面军而言，可谓盛极一时。
此后，红四方面军鉴于敌人继续疯狂“围剿”的态势，为策应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张国焘主动放弃苦心经营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转而挥军向西，与懋功的中央红军会师。
张国焘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到底是否是明智之举姑且不论，单就从他决心与中央红军兵合一处、增强红军主心骨的军事力量而言，不失为一条明知之举。
但很快，张国焘就开始犯浑了。犯浑的原因无它，就是看中央红军的军事力量太单薄了。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中央红军得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即将到达，十分激动。
为欢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人，红军官兵在草地上搭建起了一个会场，讲台四周用松枝铺砌一道绿色边缘，周围房屋土墙之上用石灰写上“热烈庆祝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万岁!”和“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标语，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从会场步行了三里路，在路口列队欢迎，场面之宏大、气氛之热烈，堪称建军以来之少有。
就在众人夹道欢迎、静候张国焘等人的到来时，天公却不作美，下起了滂沱大雨。但中央首长并没有跑去躲雨，依旧翘首以待站在雨中，和广大官兵一起等待红四方面军领导人。
过了许久，终于有人喊：“来了！”

只见远远处，张国焘起着一匹雪白高头大马，纵马驰骋，飞奔了过来，身旁三十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卫骑着青骢白马踏着水花簇拥着张国焘左右。
此时，毛主席的衣服已然完全湿透，但他对此毫不介怀，快步走上前后，张国焘也翻身下马，二人紧紧相拥，彼此诉说多年未见的友情。
教员与张国焘也算是老相识了。在北漂的那段时间，教员是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张国焘已经是北大学生领袖了，此后，一大召开，毛、张二人俱是出席代表，二人在革命事业当中交往频繁，直到大革命失败后，教员回乡搞土地革命，而张国焘则去了苏联留学，此后就没再相见。
多年不见，二人自然是无话不谈。
可友情终归是友情，在现实利益面前，张国焘开始动摇了。一路走来，当他看到中央红军全体上下穷困潦倒的局面，于是，张国焘便在欢迎酒宴上问起了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反问红四方面军有多少？张国焘回答：十万（实则多虚报两万）！
周恩来一听，不禁心中一凛：中央红军如此困顿，红四方面军竟然兵强马壮，这要是跟随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红军的队伍再次崛起可谓指日可待了。
于是，在接下来的两河口会议上，中央迅速制订了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张国焘也没有反对，事情似乎到此一切都水到渠成。
可往下，张国焘就不淡定了。
面对实力远强于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动起了“单干”的歪心思。一方面开始拉拢聂荣臻、彭德怀等人，希望把中央红军中能征惯战的名将聚拢在自己麾下，另一方面，明确表示不愿北上，想南下入川康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尽管中央以不同方式多次催促，但张国焘依旧没有北上的意思，为避免危险局面出现，争取内部团结，中央召开毛儿盖会议和沙窝会议，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右路军和左路军。
右路军包括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则由包括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便于相互监督、制衡，以便贯彻实施中央既定的北上战略目标。
可问题是张国焘也不是省油的灯。
为了攫取红军高层中的巨大权力，张国焘一再拖延，即便到了事关生死存亡的松潘战役前夕，仍旧不肯北进，中央本着团结和争取的态度，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本以为至此，张国焘应该见好就收了。
可没想到，右路军在打下包座后，张国焘非但不北进，反而大肆鼓动陈昌浩等人，要求他们带领红四方面军原班人马南下，并授意陈昌浩：劝毛泽东等人也随之一起南下，如若不听可开展彻底的党内斗争。
至此，红军内部的危机已经万分危急，毛泽东等人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已是处境堪忧了。
但这个时候的叶剑英却不顾危险，将张的阴谋告知了毛泽东等人，众人商议后，决定连夜启程，当即赶赴俄界与林彪的红一军团会师。最终，张国焘的图谋落空，他孤身一人率领左路军继续向着川康地区进军。
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但终究他的战略眼光还是远不及伟大领袖毛泽东。
进军川蜀之地后，红四方面军虽一开始势如破竹，直取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之川康边广大地区，但由于攻势过猛，很快震动了四川军阀刘湘等人，为避免四川落入红军之手，刘湘调集20万人的大部队与红四方面军殊死激战，最后经过18个昼夜的死战，红四方面军虽毙伤敌军15000余人，但自身也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巨大代价。
仗已经打到这个份儿上了，红四方面军要实现“打到成都吃大米”的计划想来也是无力回天了。
此后的张国焘只好转战道孚、炉霍、甘孜等地，红四方面军也由原来的8万锐减至4万余人，主力部队几乎折损过半。

南下受挫，让张国焘的个人威望和地位直线下跌，此时，摆在张国焘面前的，是继续执行自己既定的方针，还是听从中央的安排北上会师？张国焘已是骑虎难下。
恰逢这个时候，张浩回来了！
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张浩此人来头不小。
张浩原名林育英，他与林育南、林育蓉（林彪）号称“林氏三兄弟”，由于在家中排行老八，林彪习惯称呼他“八哥”。
早在1933年，张浩受组织委派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然而，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之际，却不幸丢失了电台和密码本，这就导致了中共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电台的丢失使得“留苏派”很是着急，因为他们无法接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指示就无法挥舞手中的“尚方宝剑”继续指挥中国革命。同样，对于苏联来说，他们也很着急，因为这个时候，苏联西线有希特勒的虎视眈眈，东线有日寇凶相毕露的獠牙，苏联要保卫国土安全，势必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西线，断然无法同时两面开弓。
而为了保卫苏联，斯大林希望中共领导的红军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死死拖住日本法西斯，避免苏联卷入两线作战的处境，所以，联系上中共就成为他们手中一张重要牌面。
为支援中共的抗战，苏联方面甚至准备好了援助的武器装备，这些武器装备极其先进，一旦全部接收，无疑将会给陷入困顿的红军注入一剂强心针。
共产国际虽名曰“共产”，但实际上斯大林也有自己的私心。在斯大林看来，苏联是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头部大旗，周围所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组织，必须要围绕在苏联周围，保护好苏联的安全，确保大旗不倒。
因此，本着这个理念，从一开始共产国际在世界诸国的革命活动组织当中，拥有着十分强势、权威的话语权，而这个话语权是建立在庞大的武器支援、天文的经费支持、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代表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传话代表。
或许，很多人都知道，中国革命在清王朝被推翻后，陷入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纷乱局面，但很多人不清楚的是，为何孙中山在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能一路势如破竹，从广东一直打到华北呢？

这其中的缘由，一方面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队伍确实很厉害，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源自于苏联的帮扶。
苏联当时为了支持中国革命，经海路向广州的国民革命军运输了大批武器，不仅在武器方面给予了巨大帮助，而且在经费、经验、人员、训练等方方面面，所提供的帮助更是难以计数，因此，在苏联的帮助之下，国民革命军方能打造出一支支能征善战的铁血队伍和革命将领。
同样，在我党早期诞生阶段，苏联就给予过不少的帮助。但，这种帮扶不是天下掉下来的馅儿饼，得到苏联帮扶就得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即便明知苏联经验不一定适合本国国情，可依然要将共产国际精神贯彻、实施下去。
所以，当这种“副作用”显现出来的时候，我党早期也不是没有过抗争，尤其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为了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就曾表示不再听从共产国际不合理的指示，可当共产国际把停止一切援助作为要挟之际，无奈的陈独秀只得妥协。
这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所凸显出来的巨大“能量”。
即便后来由于电台丢失，我党我军逐渐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探索之路，但依然无法离开苏联、离开共产国际，这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抗美援朝，苏联对志愿军的给力支持当中，足可窥见一斑。
中国本土革命者离不开苏联，“留苏派”的张国焘等人更是无法摆脱苏联、共产国际的影响。
因此，张浩在莫斯科开完七大后，带着斯大林的指示，从外蒙进入陕甘一带后，首先向毛泽东等人转交了密码本和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精神。
接着，在获悉张国焘的情况后，张浩主动请缨，与张国焘建立起了联系，并晓以大义、陈述利害关系，最终促使张国焘放弃建立“伪中央”想法。

事实上，张国焘能如此听从张浩的意见，一是因为他明白，张浩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不啻于手中拿着一把“尚方宝剑”，如果他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自己就会陷入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地。
二来，张浩能说服张国焘，则是因为二人私交甚好，两人除了都有留苏经历，也在很长一段时间的革命斗争中彼此结下了深交厚谊，因此，对于张浩的意见，张国焘自然能更容易听进去。
第三则是，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张浩灵机一动，提出成立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具体情况，有些局可以归中央管，有些局可以直属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管。这样下来，让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有台阶可下，张国焘当然也就会借坡下驴，从而避免尴尬。
也正是因为张浩一心向党，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在他的感召和说服之下，张国焘这才放弃南下，再次踏上北进的道路，中国革命方能出现不一样的转机。

因此，张浩去世后，毛主席十分悲痛，并提议带领部分位高权重的中央领导，为张浩执绋抬棺、守夜护灵。
要知道，在毛主席的一生当中，从此以后再未有人享受过如此殊荣，由此可见，张浩同志在毛主席心目中的不可撼动的重要分量。
谨以此文，致敬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张浩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