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为何陷入百年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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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狱：中国传统文化为何陷入百年困顿   

        2016年07月27日 16:32
           来源：凤凰国学        作者：张以文

【导言】湖南省社科联研究员、《船山学刊》前主编张以文先生，历时二十年撰写《袁世凯时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回顾》一书，其中沉痛检讨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曲折遭遇，令人深思。6月6日适逢袁世凯去世一百年，凤凰国学以《对话名家:袁世凯去世百年身后为何出现传统文化炼狱》为题，独家专访了张以文先生。此文所引发的争论，各方声音至今未息。

毋庸讳言，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史，也是一部身处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史。从现代国家的建构、政权与意识形态的争夺，到社会秩序的重整、道德精神的重构，这些宏大的问题无不相互牵连，甚至于血迹斑驳。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伤痕累累。今天，当我们试图抱持同情理解之心，再次潜入这段历史，探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遭遇，不仅需要刺破时间的积水膜，拆开意识形态的乱篱笆，还必须在宏大视野与微观镜像之间来回切换，以求获得独立理性的研判。

伴随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坎坷经历，百年来传统文化的命运，时至今日，仍只能算是大落小起。殊为难得的是，今日官方与民间罕见地同向并行，共推传统文化回暖，那么，它的未来走向能否如你我所期盼的那样，既润养每一位现代公民的日常，又助推中华文化重建自信呢？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经张以文先生授权，凤凰国学特刊载其书稿《袁世凯时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回顾》之局部，以俟网友同道共同探讨。

以下选自该书稿第五章“后袁世凯时代”第三节：中国传统文化的炼狱。标题均为编者加注。

一石千浪：民国初孔子躺枪的背景

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始源于民国初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论争。

首届国会制宪期间，有感于道德风尚的日益败坏，社会秩序的严重腐化，以陈焕章为首的一百多名国会议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由此引发议会内外乃至全社会不同意见的激烈冲突。这场以批判和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为内容的政治运动历时数年，震撼强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陈焕章（资料图）

由于帝制的迅速崩溃，使存在于中国社会数千年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失去了现实的承载。在社会经济形态整体上尚未有质的突破的状态下，传统的社会现实与革命产生的共和理想被截然分离。这种急剧变化造成社会精神的巨大落差，使国人的存在意义失去了依托，从而导致了人生价值的迷茫。加上持续不断的战祸，更使社会陷入了混乱。

面对无秩的现状，改革派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在当时状态下的中国，法律的约束与道德的教化需要双管齐下。特别是，国家政治权威薄弱、法律制度尚属草创，加上传统的因素，道德教化彰显的社会意义甚至远过于法律的作用。同时，知识阶层也开始意识到精神家园的构筑与社会信仰对于初创的民族国家的意义，主张用民族文化精神统一国民思想。国会内部的改革派在动荡结束之后，积极要求恢复国家秩序，重建道德规范，守卫文化传统，以维系民族的生存。

提案的产生，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不容忽视的是，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宗教派别在中国的澎湃发展，更使中国传统社会与知识精英感到震惊。

从明代中期到辛亥革命前夕，大约4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基督教徒虽然逐年增长，但还只拥有16万多徒众。而革命前后不到10年，基督徒飞跃发展到37万多人（有资料表明，天主教徒当时已达280万人之多）。革命中，大量的基督徒参与高层政治，如外交总长王宠惠、参议院议长王正廷以及张之江、冯玉祥等拥有军事实力的人物。在国民党的发祥地广东省政府中，65%以上的公职人员都是基督教徒（王忠欣：《孙中山与基督教》，“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2006年11月）。

这与孙中山的个人经历和国民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孙中山13岁开始在檀香山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开办的意奥兰尼书院读习圣经，17岁正式接受洗礼，从此开始了他的基督教徒生涯。他在鼓动革命的演讲中，多次表示，自己的革命道理与理想是来自教会与传教士。他创办兴中会，规定入会的仪式上，宣誓人必须手压圣经，颂读誓词。民国建立，他也一再说过：“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至晚年他还总结说：“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者实多。”他甚至把辛亥革命成功的功劳归之“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功，乃教会之功。”为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以获得欧美方面的支持，奠定其在中国的地位，他还以临时大总统的资格，反复向社会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他说：“予始终是基督教信徒。不但予为基督教信徒，予之儿、予之媳、予之女、予之婿、予之家庭、予之岳父、岳母、予妻、予妻之姊、之弟、之妹、甚至连襟至戚，固无一而非基督信徒也。予有家庭礼拜，予常就有道之牧师闻道讲学，孰为予非基督徒乎？”“我是一个耶稣教徒，受上帝使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孙中山在去世前一天，在病榻上对基督教友表白：“我是基督教徒，上帝派我为我国人民去同罪恶奋斗，耶稣是革命家，我也一样。”“他来解救穷人、不幸的人和被奴役的人。我也如此努力。”“他反对犹太立法者维持的传统，宣传博爱精神。由于同样的枷锁也束缚中国，我也从事我的十字军运动。我信仰基督和他的教诲，并一直努力身体力行。”（王忠欣：《孙中山与基督教》，“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2006年11月）

孙中山作为国家领袖如此推祟基督教，当然是“耶稣征服中国”的天赐良机，这令教皇十分欣慰，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信徒们更是欢呼雀跃。1912年10月，上海《基督徒月报》发表评论：

“吾谓中华民国之成立，基督教成立也。何也？不见夫基督教首先传至地为广东乎？故首先倡革命者，亦广东也。不见夫牺牲己身，以救众人之耶稣基督乎？故以身许国，首先发难者，亦基督徒也。然此特就民国成立之初言之也。若欲民国久而不敝，尤非基督教不为功。盖基督教所施之主义，即自由平等博爱是也。果能人人皆明白自由平等博爱之理，行自由平等博爱之事，则民国之巩固，自可操券而获矣！此吾所谓基督教与中华民国，有密切之关系也。”（王忠欣：《孙中山与基督教》，“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2006年11月）

《基督徒月报》的评论信心满满，无异于基督教全面进驻中国的宣言书。

挺孔还是批孔：要么神化，要么打倒

蒋梦麟曾经说：“如来佛祖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而耶稣基督却是骑着炮弹来到中国的。”当此时刻，怀抱着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精神的中国学人，面对社会的腐败、道德风尚的糜烂，试图以传统对抗外来文化的入侵，以此保存自己民族文化的根本。应该说，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捍卫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觉醒，与封建复辟和狭隘排外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值得指出的是，孔教会并不排斥当时国内的基督教会、天主教会、佛教会、道教会、伊斯兰教会。他们主张信教自由，各教派在相互尊重的条件下和衷共济，这与当年的基督教两次发动十字军东征，试图剿灭伊斯兰教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孔教教规》封面

早在1912年10月，陈焕章与麦孟华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尊崇孔孟道德。孔教会提出“昌明孔教，救济社会”的主张，获得社会普遍的认可，各界人士都纷起响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都成立了不同层次的孔教会，山东成立“孔道会”、山西成立“崇圣会”、长沙成立“经学会”、扬州成立“尊孔崇道会”、北京成立“孔社”、上海成立“环球尊孔总教会”等等，国外也都出现了大小不同的分支机构。孔教会的发起人希望将孔教列入宪法，构建为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主流宗教，并用宗教的方式神化孔子来重建民族价值体系，从而应对信仰危机，达到“拯救人心”的目的。这一提案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同情，提案内容公布后，浙江、山东、广西、云南、福建等14个省区军政首脑先后发表通电，表示赞同并敦促参、众两院尽速通过陈焕章等议员的提案。

陈焕章等议员的提案遭到以张继、谷钟秀为首的国民党议员的反对，反对派议员认为，孔子思想是维护封建政权的，与共和国的民主自由观念相违背。对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冲突，矛盾迅速扩大到全社会。

谷钟秀（资料图）

平心而论，在文化传统、道德原则上，国会中大部分国民党议员是崇仰孔子思想的。这从1912年9月24日教育部颁布、经国会通过的“定10月17日为孔子诞生日，全国学校举行纪念会”的文告可以看到，这些士大夫、地方士绅出身的知识分子，尽管政治上接受了自由民主的共和思想，但他们在整体上，尤其是其文化心理上，仍然是在儒家思想的浸染中。他们的反孔和反传统，并非出于文化的理念，完全是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这从当时大量的言词激烈的文章中就可以获得明确的印象。换言之，激进知识分子在党派力量的促进下，宣称尊孔就是复辟帝制，把反对传统、反对儒学，作为一种斗争方式，向袁世凯发动政治攻击。

孔教运动的产生，从其发生与发展的客观过程来看，是一场社会性的自发行动，本质上是基于文化的民族主义立场。但是，组织发动者陈焕章等人急功近利，用类似“造神”的举措，试图把孔子抬到神坛上，违背了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且在根本上缺乏传统文化资源的支撑，虽有一时功效，却无法与现实达成契合，相反，给激进政治派别提供了攻击的靶标。

在改造中国社会，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客观和理性地对待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文化渊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本不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难题。但由于政治派别的严重对立，孔子变成了双方政治斗争的武器，一切都走向了极端：要么神化，要么打倒。

袁世凯（资料图）

孔子是社会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同时，他也是革新求变的思想家，他主张和平渐进，方法上倾向于稳健。毋庸置疑，无论是从文化的民族主义立场还是从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出发，袁世凯都是支持尊孔的。他深悉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显然十分需要运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权的稳定。但他并不赞同儒学国教化的极端主张，他十分理性地认为：“孔子初非宗教家，而浅人不察，必欲以形式尊崇，强侪诸释、道、回、耶各教之列，既失尊孔本意，反使人得执约法以相绳。”（船山2）1913年6月在社会各界推动下，袁世凯颁布了“尊孔令”，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孔孟儒家学说为“圣学”。他批准了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宗旨，明确：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等七项原则，作为培养学生的目标。国会也以多数表决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的议案。从当时的现实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向上看，这些举措并非＂复辟封建主义的大倒退＂，而是从维护和巩固民族利益出发的一种切近务实的教育原则。但激进政治派别本着凡是袁世凯支持的、凡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措置，都要加以反对的原则，在政治上釆取了坚决反孔的立场。

大V很生气：意见领袖梁启超为何将矛头转向孔子

与此同时，为加快拯救民族危亡的步伐，一场以批判传统、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也在知识精英的推动下日渐兴起。

自晚清以来，数十年间，人们尝试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平改革、暴力改革，志士仁人经年奔忙在救亡的道路上，不断更新自己的救国之方。然而，这一系列虎头蛇尾的改革措施，都是仓促而起，匆忙结束，社会效果难尽人意。

作为时代的舆论领袖，梁启超也陷入了迷惘之中。面对日益崩溃的国家，他曾充满着愤怒而又沮丧的心情写道：“今日我国民全陷落于失望时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疆吏，疆吏失望。希望民党，民党失望。希望渐进，渐进失望。希望暴动，暴动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忧国之士，湓其热血，绞其脑浆，于彼乎，于此乎，皇皇求索于有年，而无一路之可通，而心血为之倒行，而脑筋为之瞀乱，今日青年界中多少连犿俶诡之现象，其起因殆皆在失望。”（梁启超著《理想与气力》）他对此感到莫名痛苦。

他失望地指出：“中国社会汙如死海，国人缺乏爱国心、公共心、缺乏独立性、缺乏自治力，如泥中斗兽”，“庚子事变，国破家亡”，“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

庚子事变 八国联军影像（资料图）

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在一浪又一浪地追求社会进步，而下层人民却无动于衷。这激起了梁启超的愤怒：麻木！愚昧！他开始寻找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从而溯源翻出中国的文化根源，并把矛头指向了孔子。

思想新锐的梁启超此刻又提出了更新的主张，他以西方文化精神为依托，一反其一贯肯定中国传统的观念，发起了向中国传统文化进攻的动员令。梁启超连续发表文章认为：改造中国“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域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藉，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淸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如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

梁启超（资料图）

他开始抛弃一切改革的主张，背离自己对传统文化肯定性的评价，倡导对传统文化实行彻底的“破坏主义”。特别是从段政府的财政总长位置上下来后，他言辞日趋激进，提出要改变中国社会，必得更新中国文化。要更新中国文化，必得疗治中国人的劣根性，改变中国人的人生观。

梁启超新锐的文化观，符合了激进党人的政治主张。曾经的政治对手章太炎、戴季陶等，在反孔反传统的思想上与之达成契合。章太炎声称：“我们今日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他斥责孔教是“中国之祸本”，称孔子是“巧伪人”，主张扫荡儒家学说。

手握时代思想先锋的大旗，梁启超、章太炎言论的号召力是不可低量的，一大批追求自由的青年学子和知识分子站在他们的身后，为他们的主张呐喊。一浪接一浪的热潮，直接引导了新文化运动的到来。

将传统文化推上审判台梁启超不惜“信口开河”

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经历着二千年来最为严厉的拷问。

从创办《新民丛报》开始，梁启超就隔空喊话，在日本发表文章，倡导“新民说”。丛报发刊词说：“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他施治的药方是，“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他将中国社会落后的历史罪恶归之于孔子的儒学，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鞭笞，获得青年知识分子极为广泛的响应。

《新民丛报》（资料图）

梁说：“今日之思想，犹数千年前之思想；今日之风俗，犹数千年前之风俗；今日之文字，犹数千年前之文字；今日之器物，犹数千年前之器物”他主张彻底抛弃和更改。他以数十万字的时论，尖锐地批驳中国文化的劣质性，努力探寻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他详尽地罗列出愚昧、苟且、贪鄙、固执、怯懦、迂陋、阴狠、保守、虚伪，眼光短浅、屈从强权、苟安现状、同室操戈以至于“如木偶、如槁木”之类的劣根性。他在《新民说》一文中说“吾观我国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 一言以蔽之，中国就是一个酱缸，一个粪坑，种种劣根性无不加诸国人，从而予以无情的鞭笞。
他认为中国人最缺乏“公德”。公德是什么？他说：“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他为此疾呼有志青年要大谈公德利群的作用，“不为顽躯浊壳所困”，自强自立，不做奴隶。梁启超还认为中国人不仅缺乏“政治思想”，更缺乏的是“政治能力”。英美日德之所以强大，是由于其国民政治能力强，政治能力是振兴国家民族的根本，其他文化学术思想（包括政治思想）都是不足恃的。中国数千年来“不能组织一合式有机完全秩序，顺理发达之政府者”，根本原因是“无政治能力”。（《论政治能力》）
梁启超每责国人一恶德，则以欧美人之美德加以比较。
他从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入手，批判孔子的治学思想，反对中国传统的“明道”、“经世”的史学观，认为孔子作《春秋》，“淆乱历史事实以惑后人”，“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中国历史研究法• 史之改造》）他的这一见解，也促成了近代中国疑古派史学的发展，并导致顾颉刚将大禹论定为一条虫。
他的《新民说》仿照《培根论人生》的散论方式，分列主题，畅谈国家思想、进取冒险、自尊合群、毅力尚武、民气私德等。系统地用“西学”的观念对中国文化进行普及性的纠正和批判，总而言之，他希望按照西方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锻造中国国民精神。
他在《新民说》中也触及到了社会生产与分配等经济问题，他说，社会“生利者少，分利者多”造成的贫困，是社会落后和道德沦丧的原因。但梁氏的整体观论，都是从人伦文化、道德角度着眼，进入文化传统中来寻究落后之因，却没有进一步深入中国的社会现实实践，去探究深层的经济原因。他直观地看到了西方成功的现实成果，而没有探究西方成功的根源，倒果为因，盲目仿效，“袭西方之皮毛而遗其根本”。
显然，他对社会改革认识的深度，滞后于袁世凯及一些北洋精英人物的眼光。这当然与他长期缩身在文人的象牙塔里，侈谈文化与人性是密切相关的。他为了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信口开河，说中国人自古就是君主的奴仆，而西方人自古就是以君主为奴仆。
为了改造国民性，他甚至还标新立异，提出对外战争是提高“民性民德”的措施，也是西方社会道德水平高的原因。因为中国对外战争少，因此道德衰落，日久难振。（《新民说》第45页）

《新民说》（资料图）

在盲目颂扬西人美德的时候，他可能忽略了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旧事。当初基督教动员整个欧洲的人力、物力与伊斯兰教国家展开持续二百年战争的十字军东征（1096〜1291），甚至残酷地诱迫未成年儿童组成“儿童十字军”参战。使近四百万无辜的教徒死伤在地中海东岸的伊斯兰国家，给中亚地区和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西方煽动了各种宗教仇恨，至今仍然影响着中东地区。难道是这些对外战争成就了西方人的高尚道德？他指责儒学导致了专制理论，却忽视了耶稣基督也造就了马基雅维里的阴谋政治与霍布斯的绝对君主专制理论。
国家在政权崩塌之际，社会长时期处于无秩状态，涌现出种种丑行罪恶，在激情中的他看来，都是由于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形成的结果。
新文化运动现场：四大前锋的投枪匕首
在反孔浪潮的冲击下，新文化运动日渐在全国兴起。青年知识分子接过梁启超言论最为激烈的部分，并进一步把它推向了极端。
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吴虞，本是四川一位充满叛逆精神的经学家，由于纳妾太多糜费钱财，受兄弟们指责而与家庭破裂，后被父亲赶出家门。他仇视防碍人性自由的孔子，力主批判儒家礼教，反对孔子谈孝。他认为：“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他明确指出，打倒孔子，是改造社会需要攻克的第一堡垒。吴虞决绝地写道：“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了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他的这段著名的言论，在追求自由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震撼的作用，成为后起自由主义思潮批判孔子思想的主旋律，并为鲁迅演绎新小说留下了思想稿本。

鲁迅（资料图）

鲁迅在他的小说《狂人日记》里形象地深掘了中国历史的丑恶，他逐章逐句地翻看了全部史书，竟发现“中国二千年历史全部是吃人史”。由此，他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救救孩子！”鲁迅和当时代青年知识分子接过了章太炎、梁启超、吳虞等人的思想，痛斥孔孟思想的虚妄与丑恶，甚至用阿Q的丑陋来挖苦民众的迷信、愚昧、落后、狭隘和麻木不仁。留学生们主张改革政治、改革文化、取缔中国文字、中医中药、不读中国书、还动员青年学生把四书五经“付之一炬”。主张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吴稚晖也在报上痛斥国人为“支那病夫”、“好睡之豕”，他断言“以四万万人，而居奴隶之地位，只有消灭之理，断无发达之期。”（《吴稚晖全集》，第九卷，《其余也善》）这让反传统走向了更高峰。
在冲决封建罗网、毁灭传统文化的斗争里，言辞最为激烈的，莫过于少年易白沙。这位气血方刚的长沙青年，在上海《青年杂志》上发文评论孔子，指出：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是导致政治专制之源；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是导致思想专制之源；孔子主张师古，墨守陈规，是社会保守之源；孔子重视做官，不重谋食，易为民贼牢笼。他还在《帝王春秋》一书的自序中，尽情发挥，把历史写到了最暗处：“帝王宰制天下，不独攘夺人民之子女玉帛，并圣智仁义之号，亦盗而取之。观诸蚩尤畔父，黄帝涉江，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父子兄弟至亲，操戈同室，所谓' 型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者，果何说乎？吾读四千年史乘，见夫为祸民生至深且久者，莫非圣祖仁宗，而桀纣幽厉之流毒，其时促，其祸显，优于仁政远矣。”
陈独秀从日本留学回来，也“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发起了对传统社会的旧礼教、旧政治、旧制度、旧思想，特别是对儒家文化的总攻击。他宣称：“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他在《基督教与中国人》 一文中说，中国文化没有美的情感、没有宗教的情感。主张把耶稣的伟大人格和崇高感情培植到中国人的血液里去。
陈独秀强调“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故其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亦犹如之信仰共和必排孔教。”他自信地宣称：“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全都改观”。“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陈独秀：《新青年》，1917年5月1日）陈独秀以更为激进的立场，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把中国文化和专制政治进一步绑定，作为腐朽过时的垃圾抛弃。

《新青年》杂志书影（资料图）

陈独秀反对任何调和与妥协的态度，指斥孔子思想的顽固与落后，“唯以其根本的伦理，适以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陈独秀的论断，十分明确地表达了革命家对传统文化非此即彼的决绝态度，与改革家对变革社会的斟酌取舍是大不相同的。
老房子陈旧过时了，必得建新屋才能安居。改革家的意见是：筹备材料，建个临时工棚以为过渡之用，冬季寒衣、早晚饮食、棚破漏雨、进出安全，全在筹划考虑之中；而革命家的态度则鲜明得多，一个字：拆。因为革命的任务是破坏。
批孔阵营曾这样自黑：中国有六大“不行”
梁启超、章太炎开创了系统地彻底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路，一时为人们崇仰与追随。批孔发展成为一种浪潮，之后，近现代史上我们熟知的大部分的文化名人，几乎都参与了对孔孟的讨伐，锋芒日益激进。

章太炎（资料图）

从这一时期开始，否定孔孟儒学，否定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逐步达到了全面否定中国传统直至否定中国人自身的的程度。在这种时代潮流的冲刷下，人们把传统的一切乃至家庭教育，都视为“政治不正确”（注）。知识精英以能够批判中国传统和嘲弄国人的丑恶为时尚，自由主义派文化精英概括了中国社会的弊端，他们认为：
第一、中国文化不行：知识精英指出，自孔子以来，中国政治、道德、风俗、教育、礼仪都已腐朽，其中种种的窳败与衰落，前面已有简述，不赘。
第二、中国文字不行：在批判中国文化落后的同时，人们还发现，中国文字也不行。方块字难学难写，造成多种学习阻碍，从而妨碍了人们的思想交流和科学技术的传播。由此，国内又掀起了一场文字改革的高潮，从日本回来的青年钱玄同等一批留学生主张干脆废除汉字，废除汉文书籍，仿照西方，将中国文字拉丁化，这一主张反响热烈，获得知识分子广泛的支持，激进的钱玄同还宣称：“汉字不死，中国必亡”。20世纪以来，中国官方和民间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创制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大力推动中国文字拉丁化，但收效甚微。北大某名教授为身体力行提倡拉丁化，用注音字母写日记，结果一周后再看，自己也弄不明白写了什么。
第三、中国人种不行：19世纪开始, 西方人依据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血型理论，按血质把人分为四类：胆汁质、血汁质、肝汁质、神经质。中国人的血自然被列入了最下等，由此而促进了吴稚晖自咒为东亚病夫的言论；陈独秀等人则称中国人血液里缺少耶稣的崇高的情感。很多有学问的人，都以中国人没有拿到诺贝尔奖为题，来论证中国人的智力先天不足、品种不行。据说，还有医学家为证实这一理论，很科学地指出中国人鼻梁不高，吸氧不夠，因此比欧美人种矮小、智力低下。
第四、中国人思维方式不行：很多文章批评中国人缺乏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黑格尔式的抽象思辨能力，线性思维，简单粗糙，表达模糊，其本质是缺乏宗教情怀。
第五、中国土地不行：长期以来，一些在纸上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发表文章，郑重其事地宣称，中国由于有五千年的农耕史，土地长期使用，到现在地力已经“筋疲力尽”。土地产出已经无法上升，粮食的短缺将成为中国社会的死结而无法改变，这曾经给予了国人以巨大的心理打击。由此，谁来养活中国的话题，数十年来一直严重地威胁着中国人，这种论调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科学界依然如故，足见其影响之深。
第六、中国没有宗教信仰，精神状态不行：知识精英拜倒在耶稣基督的神坛下，把西方宗教的终极关怀视为圭臬，鄙视中国文化的传统和孔子思想的人文精神。许多有学识的中国人都肯定这一点，甚至很惭愧地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指出西方宗教对人的意义，倡导“培养宗教感情”，自视中国社会为人类异途。
激进派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的一切，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连为中国治过洪水的“禹”也被批成了一条虫，这也许要算是人类历史上最空前的文化暴力。它几乎滌荡了中国人残存的自信与最后的尊严，不但是普通的民众，中国的知识精英也大多失去信心。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和富有人士大举外迁或纷纷将子女送出国门，与此关系莫大。
文化激进主义的尴尬：中国传统文化陷入百年困顿
有感于梁启超、章太炎推动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后世有学者评论道：“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造社会的思想路径上，总是过分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对改革的影响，希望用各种超前的意识来支配改革的实践进程，而不満足事物自身发展的逻辑力量。这种意识尽管能推动改革的发展，但也注定了他们的愿望在实践中必然破产。因为，人们的社会意识中可以有许多超前思维的成分，它可以与社会现状形成某种游离关系，但人们的社会实践都常常是不能夠超前的，它必然受各种现存的客观条件的制约，超前思维可以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值，形成一种可值追求的理想与目标。然而，把超前思维演变成超前实践，则欲速而不达，反而会因实践的失败而把超前思维的合理性一起葬送掉”。
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想动力，从历史背景上看，也是有着中国社会自身思想发展渊源的。就其思想脉络而言，可以追溯到宋明理学的遗存。事实上，到明清时期，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仍然是宋明以来的性理之学。经过朱熹与陆九渊的阐释与传承，王阳明拓展了心学理论，提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的命题（《答李明德书》），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与王纯甫书二》）。以心传为上，重视主观。因袭传统的“道器观”，知识分子普遍轻视“形而下之器”，把“道”的地位放在一切之上。近代以来，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在国势颓危之际，都推崇阳明心学，追求“以心挽劫”，倡导振作精神力量，救国救世。

阳明授学图（资料图）

严重脱离社会实践的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普遍都能接受这种理念，尤其是辛亥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把批判中国文化和改造国民性理解为“由学习西方物质文明转变到学习西方精神文明”的重要突破，是中国改革事业“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飞跃”。强调以改造人为改造社会的前提，从而倾注社会的全力，以改造国民、改造思想、改造意识形态。致使中国近代以来，政治风潮此起彼伏，文化观念不断变幻，社会在近百年的岁月中动荡，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的空洞追求中苦闷傍徨。人们为每次新政权的更替欢呼，却始终不能把国家发展的轨道引向转变生产方式以促进増长社会财富的方向，以至踯躅彳亍，甚至几度走上倒退的道路。
在革命家的队伍中，同样充溢着这种思想倾向，倡导“心即理”、“万物皆自我”的心学，把精神的力量放在首位。孙中山的宗教情怀使他的革命更具浪漫色彩，他创立的“知难行易”哲学思想，也最能体现这种理念；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冯自由以及后来的蒋委员长，更是心学大师王阳明的忠实门徒。蒋介石每日必读《传习录》，熟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他的政治实践和思想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掌权后，一手摧毁中国巿场经济，一手提倡新生活运动，更加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传习录》（资料图）

新文化运动以来，延绵三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文化陷入了的百年困顿。竹帛烟销之后，神州茫茫，麦田的守望者仅留下寥寥可数的人群：熊十力、梁漱溟、钱穆、金岳霖、冯友兰、贺麟、张岱年等，在书斋冷寂地伴守着残烛孤灯。人们以儒学的“政治不正确”而将其弃之门外，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已奄奄一息。

何去何从：文化“大佬”们在激进与保守中徘徊

从政治舞台上退出，灰心失意的梁启超于1918年底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前往欧洲游历了一年多，切身比较了东、西方社会的种种现状与差异。梁在考察中反思中国现状，深感“民主共和徒具形式”，民主自由的口号，只是士大夫、知识分子们“济私助焰之具”。于是思想“幡然醒悟”，又一改全力倡言欧化西学的态度，批评中国社会盲目学习西方带来的诸多弊端，并开始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对儒学思想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他看到反传统的来势凶猛，暗暗担忧，极力否认自己先前批孔言论与运动有关。他又开始肯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原则，主张对东方文化进行“刮垢磨光”，使之成为挽救世界文明危机的良方。他又明确指出孔子思想是“世界主义理想”，指出儒家“中庸妥协性”有益于“国民思想之统一”。他甚至又跳到另一个极端，声称：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磨炼了几千年的“民族精神”和“民主精神”的“自觉”反映。他说：“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二千年来的公共信条。事实上能做到甚么程度，虽然各时代各有不同，至于这种信条，在国民心目中，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不再诅咒中国民众的丑恶转而撰文说：“大多数地位低微之人民，什九皆其善良者也”。“中国将来一线之希望”维系在这些贫困而朴实的老百姓身上。（《痛定罪言》）他还想当然地把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演绎成现代民主观。（参见：易新鼎未刊稿梁启超《论中国文化的形成和特点》，P44）

他一会痛诋儒家文化的腐朽，败坏国家，导致人民困顿；一会又竭力论证传统的优越，创造了汉唐盛世，成就了宋明辉煌。他这些自相矛盾的推断，此一时彼一时的政论，不能不让人觉得，他完全是在以文化当政治武器，做如何“赢得当下”的政治宣传而已。

思想更为激进的章太炎也在文化批判浪潮平静后，悄然回归书斋。晚年的章太炎“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鲁迅：《太炎先生二三亊》）重弹孔孟之道，教诲青年“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专意向学，从此一心钻研孔孟儒家经典。

以反对孝义著名的吴虞，先在四川教书，去职后，专心在家编辑儒学经典《骈文选读》丛书，晚年生活潦倒，经常抱怨儿女对自己不孝。钱玄同平息下来，不再谈文字改革，也埋头整理“经学史略”、“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一个个纷纷回到传统文化的屋檐下。连“对儒家文化决不妥协”的陈独秀，也在心灰意懒之后，避退四川江津，躲入鹤山坪旧友杨庆余家中，潜心研究、考订杨庆余的祖父、晚清进士杨鲁承的儒学遗著《读皇清经典》，晚年陈独秀还整理出版了杨鲁承著作六种。

吴虞和《吴虞文录》（资料图）

以青年导师自居的胡适先生，找了一个很有力的籍口，把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他说：“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道这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种怀疑的反动，因此，民国四、五年间的时候，孔教会的活动最大，反对孔教的人也最多”。（船2010•2）胡适把这场掀动民族根基的文化动乱解释为一场“因怀疑产生的情绪激动”。面对民族和人民，历史上还有比这更不负责任的遁词吗？

从时代背景的视角观察，这一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最大特点是，知识界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专制主义政治混为一炉，试图以革新思想文化来推动社会进步，始终没有把握住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

在新的经济基础尚未能初步确立的条件下，摧毁现实社会赖以维系的一切秩序，瓦解与民众生活习俗相关的传统，使得一切现存秩序纷乱或崩溃。犹如一栋古老陈旧的大厦被突然揭开屋顶，生活在旧屋中的一切生灵，毫无准备，彻底暴露在狂风暴雨之下。一切丑的、美的，一切恶的、善的，一切假的、真的，都遭到了无情的打击。

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文化是社会的产物，而社会的进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立足发展经济，改变中国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使民众握有社会财富的支配权而真正富足起来，那么，他们不可能真正地享有民主与自由。而把改造中国文化、改造国民性作为改造中国的木铎，只能是知识分子的一首浪漫情歌。

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在理论上否定传统文化，视传统文化为“政治不正确”（梁漱溟语）；另一方面在文化心理、人格尊严和精神追求层面上，又依赖传统文化的这种精神割裂的状态，正是这些原因造成的。

改造中国社会，铲除专制之根，无疑是需要知识精英的启蒙、呼吁、传播，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改造民众生存的土壤即经济环境。中国政治专制主义从根本上考察，不是文化传统而是经济形态造成的，因而，改造中国社会必须首先从改造经济形态入手。

【注】陈焕章（1880〜1933）民国初期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改革派知识分子。早年曾求学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留意社会改革研究，旧学与新学造诣皆极深，24岁高中进士。隨后又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以一部英文撰写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论著（译名《孔门理财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其论著受到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赞赏。辛亥革命前夕，陈焕章毕业归国，在上海办杂志，不久首届国会成立，被推选为国会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