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刘一冰 于 2014-9-13 14:29 编辑
传奇历史奇人---杨度的“强国梦” -----访杨度的后人杨友龙先生 刘一冰
背景：杨度是近代中国极富传奇性的士人，是康梁维新变法的积极支持者，是王闿运帝王之学的得意传人，是晚清留日学生的公认领袖，是孙黄相识的最早引见者，是清末宪政蓝图的主要绘制者，是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议的背后牵线人，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头号谋士，是为孙中山排难解纷的特使，是杜月笙门下的清客，是周恩来介绍的秘密共产党员，也是佛学界无我宗的创始人著名的虎陀禅师。 而在杨度的后人眼里，杨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透过叙述里又将打捞出怎样的历史沉钩？带着疑问，我走访了杨度的后人，退休的清华教授杨友龙先生！
辽南的秋天碧空如洗。营口的亲和源此时风轻云淡、清爽宜人。在一间别致的公寓房里，我和杨友龙先生面对面坐着。整洁的半袖，发白如雪，精神矍铄，非常平和。杨先生缓缓的述说着他的祖父杨度的一生。 祖父才华横溢，一生留下的诗词歌赋、书法和佛学等方面的著述很多。具有据可查的东西都被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度集》、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杨度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杨度墨迹诗文选》收录，代表作品《君宪救国论》《湖南少年歌》等。杨度 《虎禅师论佛杂文》三集； 杨友龙先生说起祖父杨度，洋溢不住激动的心情。作为他的后人，他对祖父的认识程度不仅仅来自父亲的叙述，更多的是他从社会大量的文献资料里更加全面的了解到杨度的一生。 杨度生于1875年，自幼聪颖过人，过目不忘，少小有大志，被人目为神童。杨度十三四岁时从学于湖南名儒王闿运。1902年，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1903年，发表了激情四射、气势磅礴的《湖南少年歌》。1905年7月，杨度与孙中山相会于东京，1906年，杨度与梁启超代五大臣撰写考察各国宪政文，成为清廷的“宪政专家”。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并发表14万字的《金铁主义说》弘论。1908年，张之洞、袁世凯联名保奏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清廷遂授杨度“四品京堂候补”。被袁世凯誉为“旷代逸才”。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历史奇人，在追求着国富民强的道路上却备受争议。 “恶名传天下，好事不出门。”他在清廷里以精通君主立宪著名，主张召开国会实现君主立宪以救国。在封建王朝退位后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并组建“筹安会”任理事长，鼓吹拥护袁世凯做皇帝以求实现君主立宪，因此受到全国舆论的谴责，留下恶名。袁世凯死后，他被黎元洪政府通缉为帝制祸首，家属亦被视为帝制余孽。
时局的动荡，使杨度在探索救国救民的思想发生着变化。营救爱国人士李大钊，成为上海青龙帮杜月笙的师爷，一度踲入空门，最终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游在社会各界人士之间，让杨度的一路轨迹充满传奇色彩。 可以肯定的是，祖父是个爱国者。杨友龙对这个深信不疑。在他所主编的《杨度墨迹诗文选》里，他这样描述他的祖父。 “先祖父杨度才华纵横，抱负远大。在清末明初内忧外患中寻求救国的道路，为追求实现宪政奋斗了一生。”在杨友龙先生的心里，他的祖父杨度，从始至终，都怀揣着强烈的爱国心和强国梦。
“从青年时代写出《湖南少年歌》，放言‘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临终留下自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直到人生最后一刻，他所想的仍是医民救国。” 喝了一口茶，杨先生接着讲述祖父杨度营救李大钊的鲜为人知的历史。 1927年4月4日，正是孕育希望的春天前期。 在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婚礼婚宴上，杨度在同前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汪大燮的交谈中，无意中得知张作霖已派人去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团交涉，允许张作霖派兵到苏联使馆的兵营里搜捕中国共产党人，并请求外国使团不要干预阻挡的事。杨度当即坐不住了，推说有事中途退席，回到家中即指派杨公庶速去李大钊的密友章士钊的公馆，要章速转告李大钊离开苏联使馆，另找安全地方，但是李大钊得知此消息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李大钊等人被捕后，杨度两次派儿子杨公庶前去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并卖掉自己在北京的住房“悦庐”公馆，换得4500大洋，全部用来营救李大钊出狱， 遗憾的是没能营救成功。当年的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 提起这段伤心的往事，祖父就懊悔。一致于后来多次以各种方式周济烈属，宽慰自己滴血的心情。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后，还以卖字和为人撰写碑文及墓志铭为生，多次向上海慈善机关捐款。 祖父杨度，不管是求学、出国，寻求救国真理，创办《中国新报》，拥护袁世凯、计阻吴佩孚南下，还是营救革命党人、资助烈属、秘密加入共产党、以杜月笙师爷身份做掩护，收集地下情报并掩护地下革命者。他都是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他的心里燃烧着一种强烈的富国强兵的火苗。在“君宪救国”和“共产主义”之间，走过了一段曲折的救国之路，最后饮恨上海滩，强国之梦令人唏嘘！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是杨度临终前自挽的对联。也是他对自己的救国之路无奈的感慨。其心可鉴，其情可叹。一百多年过去，当我们回过头来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惊奇的发现，杨度的闪光点，不在于他和时代的激烈冲撞，而在于他始终不一的爱国情怀！ 不管他曾经的多么招人嫉恨，他只属于那段特定的时段。杨友龙先生说。而留给后人则是彪炳千秋的强国情感，这正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应该拥有的，最宝贵的情感！
从杨先生屋里出来，我的头脑里一直想着的一个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手里杨先生亲笔签名的文集《杨度墨迹诗文选》此刻变得生动起来，看来，今天晚上，关于更多杨度的细枝末节就要折磨着我，我将要度过一个难眠的夜晚了。 现在，我主要的任务是，让我的笔和杨友龙先生的叙述一起流淌在字里行间，给更多的读者讲讲，杨老先生和我无比激动的心情！
杨友龙：湖南湘潭人，1931年出生，杨度之长孙。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留校执教二十余年。1978-1981年，北京市第一机床厂和北京市机电研究院工程师。1982-1983年，美国塔夫茨大学访问学者。1983年-1991年，北京市经济委员会总工程师，兼清华大学教授，兼中国模具工业协会理事，副主席。1991年退休。爱好摄影，在美国和中国举办过摄影展。2010年，在湘潭捐建大型花岗石杨度雕像。赠送杨度遗物给湖南大学。鼓励并资助出版关于杨度的书籍。现任湖南大学杨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 
发表于 2014-9-13 14: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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