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与毛泽东在月夜离别

思雨

第三个儿子出生
随着临产期的来临，没过多久，杨开慧住进了武昌医院。
1927年4月4日，这一天正是农讲所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杨开慧和毛泽东的第三个孩子毛岸龙呱呱落地了。虽然近在咫尺，可是父亲毛泽东在第四天才在百忙中抽时间来到医院，看望妻子和自己的新生儿子。
杨开慧3次生孩子，毛泽东3次都没在身边。毛泽东走进病房就说：“你3次生产，我都没来守着，真对不起！”杨开慧撑起虚弱的身子，豁达而又略带慎怪地回答说；“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
陪在医院照料的陈玉英，抱着出世才4天的岸龙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接过孩子，很疼爱地看了看，并风趣地说：“让我来看看，没有哪个把我的毛伢子斛去吧！”
开慧笑了，病房里的其他人也都发出愉快的笑声。
匆匆而来，然而，毛泽东坐在床边说了一会儿话，就把岸龙递给陈玉英，又匆匆离开了医院。
此时，正是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前夕，风声鹤唳，政治局势异常严峻，如何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成为拯救时局和解决革命出路的迫切问题。4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5人组成土地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做成乡间普遍的革命现象”。毛泽东正在全力忙于此项工作。这些天，土地委员会要在武汉召开2次委员会、5次扩大会、4次专门审查会，对土地问题进行讨论、决策。因为土地问题事关重大，每次会议都争论很大，毛泽东总是力陈己见，是会议的中心、发言人之一，因此，连妻子生产也都顾不上，现在他又赶去开会了。
这天下午，向警予来看杨开慧。
此刻，她与杨开慧故人相见，十分亲热，回忆以前在长沙的时光，叙述别后之情，一直到天黑，向警予才离开医院。临走时，她悄悄地对开慧说：“上海出事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好多同志被杀。”
“哦？！”开慧感到惊讶。
向警予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正在发动武汉工人游行，跟他们斗。形势不同呵，过去是我们的朋友、同志，有的可能变成我们的敌人。你要注意警惕！”
送走向警予，杨开慧细细回味着她说的话。
这时，毛泽东来了。杨开慧联想到这些天传说的消息，知道形势一定十分严重，再也不愿躺在病床上了。她什么也没问，当天，便出院回到了督府堤家里。
“四一二”政变后，毛泽覃奉党的指示，与妻子周文楠一道，从广州乘船到上海然后转赴武汉，恰巧在船上碰见了二哥毛泽民。船到武汉后，他们找到毛泽东，毛泽民被分配做印刷厂的工作，毛泽覃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毛泽覃的妻子周文楠身怀有孕，就和杨开慧他们住在一起。
这时，督府堤41号除了毛泽东、彭湃、夏明翰3家外，还增加了蔡和森、毛泽覃两家。而对于毛泽东和杨开慧一家来说，还多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毛岸龙。
做最坏的打算
局势越来越紧张。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停职，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持全国大局。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宣布同共产党决裂。
7月20日，刚刚改组过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
毛泽东率先响应通告的精神。
7月底，毛泽东起草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表述了下列意见：“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
8月1日，中央常委批准了毛泽东关于湘南运动的建议大纲，并寄发湖南省委。
同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人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南昌发动起义。这一次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序幕。
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其中规定组织湖南特别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夏曦、郭亮和任卓宣。
南昌起义爆发后，8月2日，武汉政府露出了狰狞面目，汪精卫发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疯狂指令，大规模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一切工会、农会和革命团体都被封闭。一时间，武汉三镇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此时，杨开慧早就做了最坏的打算，她把板仓老家的族兄杨秀生叫到了武汉，让他先把保姆和孩子带回湖南乡下。对此，陈玉英回忆说：“武汉形势越来越紧张。我们只在武昌住了四个多月，就回湖南了。七月中旬，板仓的杨秀生接了我和岸青，还有十一件行李、大都是毛主席、开慧同志看过的书和写的笔记，回到了开慧同志家乡——长沙县东乡板仓。”
为毛泽东警卫
为了挽救党和革命，营救被捕的同志，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腥风血雨之中四处奔走。而汪精卫的叛军、特务也正在四处追捕共产党“要犯”毛泽东。
一天，毛泽东送几个农讲所的学员回乡组织革命，一直送到江边，看着他们平安上船，才放心地离开码头。当他回来走到六渡桥时，遇上了两个便衣特务。他们打量着一身工人装扮的毛泽东，迟疑了一会儿问：“你，你看见毛润之他们没有？”
面对特务的盘问，毛泽东心中一震，但马上又镇定下来。他从对方的问话中判断出他们并没有认出他，灵机一动，从容地说：“毛润之是谁？我不认识。”
“你刚才看见有几个人从这里过去吗？其中有一个高高瘦瘦的，像个教书先生。”一个特务面对着眼前这位高高瘦瘦的“教书先生”却像吃了迷魂汤似的接着盘问。
“哦！看见了，他们到码头上去了。”毛泽东坦然地用手往码头的方向一指。两个特务信以为真，顺着指的方向追去。
毛泽东很快消失在大街上，平平安安地回到了武昌督府堤41号他的家里。一进屋，毛泽东便对杨开慧说：“我们得换一个地方，敌人已注意我们了。”
当晚，毛泽东一家便转移到一位同志家中。
这时，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安危十分担忧，她想让毛泽东及早离开武汉，但毛择东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一时还不能走。因此，她特别注意加强戒备。每天早晨，毛泽东外出以前，她总要先打开房门，观察动静；每天夜里，不论毛泽东回来得多么晚，她总是等他回来后才睡。平时，党内同志来找毛泽东，她总是前后照顾；有时毛泽东外出参加会议，她还亲自陪送。
此别竟成永诀
8月18日，改组后的新湖南省委在长沙近郊的沈家大屋举行会议。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多数省委委员的赞成，在土地问题上，新省委形成了共识：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要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稳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革命。
紧接着，讨论关于秋收暴动问题，毛泽东阐述了两点意见，集中起来，就是要实行枪杆子夺取政权。并且，他还提出：“我们不应该再打出国民党的旗子了，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因为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必会再失败。”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省委的同意。会议具体研究了暴动的计划。
此时，中央要求湖南发动“全省暴动”，但是，由于唐生智部队南下，湘南事实上与长沙已经隔绝。毛泽东认为暴动力量不足，主张缩小暴动的范围，只在湘中四围各县举行暴动。于是，省委决定放弃其他几个中心，进行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暴动，同时暴动的为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7个县。
8月19日，省委将上述意见报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央说明计划修改的不同意见。
沈家大屋省委会议后，秋收起义的决定使杨开慧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明朗起来。她的心情也特别激动。革命在最艰难的年头，终于拨正了航向；群众在最痛苦的日子里，终于找到了最正确的领导。
她又满怀胜利的信心，对党的事业和革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具体讨论确定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决定，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领导此次暴动，组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其中，毛泽东为前委书记，负责将修水、铜鼓、安源的武装力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并兼任师长；易礼容为行委书记。暴动的口号是：“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农民夺取土地！”“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等10条。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夺取长沙。
秋收暴动就要开始了，杨开慧期待着这场暴风雨的到来。她开始做着参加秋收起义的准备。
然而，毛泽东已意识到未来斗争的艰巨性，决定自己独自前往，而让杨开慧回板仓，去照顾母亲和孩子，并参加那里的农民运动。杨开慧多么希望跟毛泽东一起，奔向湘赣边界，去参加秋收暴动啊！但是考虑再三，她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先送杨开慧回板仓。
对于这一次毛泽东送妻子回板仓，陈玉英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正在生病；睡在床上起不来。后来，听说是毛主席送他们回来的。毛主席从屋后竹山翻过来，脚都没歇，又翻过后山走了。”毛杨此别成为永诀。毛杨最后分别的这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具体是哪一日一直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8月31日，毛泽东从长沙乘火车前往安源。
                        作者：陈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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