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化专制时代士人生态有违现代人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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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文自序：美化专制时代士人生态有违现代人理智   

        2016年02月25日 11:53
           作者：李裕民,林嘉文

林嘉文（资料图）

【编者按】
2月24日，17岁的少年、被誉为“史学奇才”的西安中学高三学生林嘉文跳楼身亡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发无数扼腕叹息声。随后，一篇标为“史学天才少年林嘉文自杀遗书全文”在微博微信圈中迅速扩散。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尽管这封“遗书”将生死问题、现实思考以及个体生命价值的理解表述得比较冷静，甚至以悲悯之心劝告亲友及所有关心他的人“请给予我基本的尊重，不要拿我借题发挥”，然而，无论对其父母，还是关注并欣赏他的人而言，这一结果所带来的悲痛和震撼，无疑难以释怀。
青春少年出版书籍，在今天并非新闻，但以十六七岁的花样年华出版两部学术著作，林嘉文确实堪称传奇。2014年6月，他研究汉朝建国与道家关系的著作《当道家统治中国：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迅速崛起》一书出版，令著名宋史学家李裕民“着实吃了一惊”；2015年年底，林嘉文又出版了新书《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原书名为“救斯文之薄：北宋庆历年间的新政、党议和新儒学运动”），更显示出远迈同龄人甚至超出许多成年人的史学功底与现实关怀。
一颗早熟的流星划过中国夜空，痛哉林生，惜哉林生。特辑李裕民先生为《忧乐为天下》撰写的序言及林嘉文自序于兹，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林嘉文在家里书房（资料图片） 记者尚洪涛摄

《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序
作者：李裕民
半年前，我老伴张平生上网，跟我说：网上传一个中学生研究历史，很火。我不以为然地说：哪有这事，历史是积累型的。过了不久，7月22日，北师大研究生张闶等来访，一位小年轻跟随其后，他自我介绍：林嘉文，高二学生，西安人。送我两本书。我接过来，看了一眼，着实吃了一惊，那不是儿童读物，而是有学术含量的著作。一本是已经出版的《当道家统治中国：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迅速掘起》，写的是汉朝建国与道家的关系。和一本待出的书稿《救斯文之薄：北宋庆历年间的新政、党议和新儒学运动》，写的是范仲淹领导的北宋第一次改革运动。两本书均有30多万字。我很纳闷，现在中学生应付作业和考试，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看书写作？还写得那么厚重。我在五六十年前上中学时，看一些课外书，读《纲鉴易知录》，知道一些课外的历史，写点心得笔记，就算不错了，写书的事压根儿不曾想过，更不必说付诸实践了，真不可思议。临别，小林拿出予在2009年出版的《宋史考论》，请我题词，我写了一句：“考据是治学的基本功。”
10月17日，嘉文来电话，说山西人民出版社将出版他的书，书名改为《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请我写个序。我说：写序可以，只是现在忙于准备下月去武汉讲学、赴杭州参加国际宋史学术讨论会，11月20日后才有时间。小林与编辑商量，可以。
11月11日自杭返西安，用了几天时间对即将发表的论文做些修改寄出，这才有时间坐下来，读一读林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完全符合学术规范，言必有据，注文长达6万多字，占全书五分之一以上。博览群书，引证古籍127种，今人论著311种，其中外国著作四十余种。充分吸收了国内外有关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的成果，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取舍意见。其治学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其水准放诸当今有关范仲淹庆历新政较为优秀的论著之列，也是当之无愧的。
说实在的，我对当今史学界存在的粗制滥造成风、学术垃圾成堆的现象十分担忧，颇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当我看到年轻中学生林嘉文的新作，令我确信，不可小看年轻一代，他们中间是有好苗苗的，衷心希望好苗苗茁壮成长，成为学术界的新星。我一向不愿为年轻人的书作序，我的硕士生、博士生修改论文后出书，请我写序，都拒绝了，而今自破其例，为了鼓励这位年轻人，我欣然答应作序。此书的优点，读者自会鉴别，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说，现在仅是良好的开端，千万不可以此为满足，从研究角度讲，还没有真正上路，要更上一层楼，必须知道自己的缺陷，只有不断克服缺陷，才能不断前进，前进的过程就是克服缺陷的过程。
治史大致可分写史和研史两类。写史是描述历史，如人物传、历史事件等。历史转瞬即逝，又不断翻新，它不可能重复出现，纷繁复杂的历史过后，只留下一些残片碎末，后人只能根据有限的材料去复原历史，这就需要一定的想像去拼接，所以胡适认为这是文学家的任务。研史是研究历史问题，材料有真有伪，需要辨别，许多疑难问题，需要解决，表像背后隐藏的奥秘，需要去探索。胡适认为，这一切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当然两者之间，并没有鸿沟，现在搞历史的往往二者兼顾。
写史可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搜集有关材料，连缀成文，不看他人有关的研究成果，不做考证。这类论著比较浅薄，缺乏学术含量。第二个层次，是尽量吸收他人成果，这类论著能反映当前已达到的学术水准，但缺乏新的突破。第三个层次，则是在作者自己做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能表现最新最好的水准。本书属第二个层次。这一层次的局限性在于，对有分歧的见解，可以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尚无不同看法的见解往往会照单全收，如有人说宋代是“文不换武”，本书就说“文臣们铁了心‘文不换武’”（页42）。事实上，宋代武换文、文换武两种现象一直同时并存。王应麟（1223-1296）《玉海》卷127：“宋朝文武无轻重之偏，有武臣以文学授文资者，若兴国三年王操，淳化二年和，咸平三年钱惟演（977-1034）。有文臣以智略易右职当边寄者，若雍熙四年柳开（947-1000），祥符九年高志宁，天圣元年刘平、四年刘牧，庆历七年杨畋（1007-1062），皇右四年苏缄（？-1076），治平二年种诊、谔（1027-1083），三年种古及张亢（999-1061）、刘几（1008-1088）、李丕谅之属，熙宁五年三月戊戌，立文武换官法。”除上举各例外，文官主动要求换武者尚有景泰（《长编》卷128康定元年九月己未）、吕渭（《长编》卷167皇右元年冬十月壬戌）、李时亮（《长编》卷275熙宁九年五月己卯）、苏子元（《长编》卷378元右元年五月壬午）、赵叔盎（《长编》卷492绍圣四年冬十月壬辰）等，后者还是宋皇室成员。
摆在林嘉文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提高至第三个层次，这绝不是做一些修改所能达到的，必须从写史走进研史之路，向历史学家迈进。即不能满足于看他人的论著，而必须从阅读原始资料著手，切记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带著问题去读，才能发现新问题，然后设法解决新问题，写出有独到见解的论文来。
对于一些热门话题，要想走出自己的路，一定不要轻易相信已有的结论，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范仲淹庆历新政而言，论著多得不胜枚举，似乎已无文章可作，但是，如果深入思考一下，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如范仲淹凭藉什么取得仁宗和大臣信任，支持他实行变法？为什么后来仁宗又改变主意，不再支持？为什么范仲淹静观变法终止，没有採取任何挽救措施？为什么新政的积极支持者，才过二十来年，到王安石变法时统统成为反对派？他们为什么那么一致地变成保守派？为什么王安石从来没有正面赞扬范仲淹的新政？……
下面，就多数人视为定论并被林书所接受的一些问题，如认为祖宗之法是保守的，范仲淹新政的矛头指向祖宗之法等，谈一下我的不同看法，供作者参考。
我认为，祖宗之法是先进的，而不是保守的。它的宗旨是“防弊”，防止一切可能危害政权的弊端，为此，创造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完善了用以限制皇权和相权的台谏制度。应该说，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好的体制和制度。它的实施，使唐末五代军阀专政的混乱局面得以终止，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皇室内乱（如八王之乱）、太后篡权（如武则天建大周）、宰相篡权（如曹操）、外戚（如王莽）、宦官篡权乱政，不再重演。它使宋文化达到了中国数千年来文化的顶峰。
任何改革都需要寻找一个权威力量作支撑，在古代，权威力量有两种，一是祖宗之法，二是儒家经典。范仲淹依托的是前者，王安石依托的是后者。当社会出现种种问题，但尚未达到政权覆亡的程度，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会站出来变法，对一些直接背离祖宗之法的，可以变回去，对新产生的问题，则用祖宗之法的精神去解决。在研究庆历新政时，不可局限于范仲淹（989-1052）个人，这是一批精英共同的行动，特别不应忽视新政的第二号人物富弼（1004-1083）的作用。
2011年，我在第二届岭南宋史会上提交了《“祖宗之法”是实施庆历新政的武器——富弼〈三朝政要〉研究》的论文，并作主题发言，指出新政是范仲淹与富弼共同策划的，在范实施变法的同时，富弼组织欧阳修（1007-1072）等人编写《三朝政要》二十卷，此书虽佚，但仍散见于宋代各书中，我辑得佚文近80条。从佚文中可以看出，富弼等人把太祖、太宗、真宗三皇帝言行分门别类彙编成书，所选事例，全是为纠正时弊、实行庆历新政提供史实依据，其内容多与范仲淹的变法主张相对应（除了军事之外）。富弼在《政要序》中明确地说出编写此书目的，要用盛美的祖宗之法，去扭转近来法制不立的现状。书中所采用的史料，主要是反映祖宗之法的《圣政》和《宝训》。
正因为扛着祖宗之法的大旗，才得到皇帝和大臣的支持，使变法得以实施。然而当变法触及太多官员利益时，必然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在失去多数士大夫支持后，按照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仁宗只能下令终止新政，而范仲淹从维护共治天下体制的大局出发，也只能接受这一事实。新政虽然失败，但并不妨碍仍然出现庆历之治、嘉右之治的繁荣局面。
法的新解释，以此否定祖宗之法中的重要内容，这当然要遭到维护祖宗之法的庆历新政派的强烈反对。王安石为了推动变法的进行，一再鼓动神宗加强君主独断，使台谏官沦为宰相的附庸，破坏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新法推行几十年，其后遗症非常严重，北宋之亡，他是难辞其咎的。
                                                                李裕民
  

2015年11月22日夜于西安

林嘉文著《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书照

《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自序
作者：林嘉文
北宋的庆历之际是宋代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学、思想等领域都发生著变动，因而是一段迷人的历史。
我写庆历新政，一开始还是考虑到选题和现实的关联，但实际写在书里的现实关怀却显得气力微薄。诚然，在今天的中国，知识份子在公共话题上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这样的形势像极了北宋仁宗朝时士大夫自觉意识高涨的局面，舆论会推动改革，今天的中国确实也有着多方面的改革诉求。所以在很多人看来，近千年前发生的庆历新政或许对今天中国政治的发展能够有一定借鉴作用。
但是站在单纯的历史学写作的立场而言，我本想在行文中极力克制这种现实关怀的流露，我并不认同市面上一些近代史书籍中那种目的性过于明确的“影射史学”，因为我觉得那种过分的现实关怀让史学少了几分纯粹。在我看来，一味致用的史学无疑丧失了史学本身的魅力，落入影射史学的窠臼，至少于我而言，是不能接受这样不够纯粹的史学的。“以古鉴今”这一史学的社会性功能，尽管始终为那些惯用春秋笔法的史家所认可，但我有时候又觉得这可能是个伪命题，至少谁都不能否认，史学研究的社会功能基本可以被另外一些学科的社会功能所替代，史学研究者非要把自己的志业说得太过崇高，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有功利的意味。至于那些希望通过历史来预见未来的人，其功利性更是明显。
余英时先生在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一书的代序中讲到，他自己也曾几经思量，最终还是放弃了“历史规律”这一概念。因为他发现，任何的逻辑实证论派的学者都不能否认史学家从未找出普适性历史规律的客观事实，且“历史演进一元论”与实证方法的史学研究在研究对象和可操作领域上都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余先生的发现给予我启发，我以为，历史并不像陈寅恪文章里讲的学术前景，学术可以“预流”，但历史却不能。由于历史所给予今人的一切所谓的“经验”总是有著多样的局限，因而人们并不能通过掌握“经验”来获得足以预未来现实之潮流的“规律”。历史的发展与前进至多会是像欧立德教授所比拟的那样，这位美国“新清史”学派的代表学者曾在接受《晶报》访谈时说，历史作为整体不会再重複，却可以“押韵”，时空转换并不意味著不会再出现相似甚至重複的问题，这时用历史与现实做出的比较往往是有一定价值的。
然而历史也仅仅只是可能有着相似的问题而已吧，它绝不会完全周而复始，所以它的资鉴性注定是有限的、相对的。现代社会远远比古代社会复杂，历史的经验真不见得能帮今人多少，至多是给人们提供点自以为看透一切的心理安慰——这便是为什么我这本小书的现实关怀会是“气力微薄”的了。
庆历之际在唐宋历史上地位重要，论及这一段历史，很难避开“唐宋变革”论这一史学范式。我自认对之算是批判地接受。从最根本的想法上讲，我很质疑“唐宋变革”论。尽管我无意也无能力在本书中专门讨论这一理论说法，但常识告诉我，社会是複杂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存在普适于每个方面的特性，所谓的唐宋变革、两宋变革、宋元变革、宋元明变革、元明变革，其实可能有点牵强，毕竟没有一种通论能够解释所有的历史。另外，我之所以尽量少地直接用到“唐宋变革”这一表述，还因为在我看来，在今天中国的宋史学界，对“唐宋变革”的研究和表述已经被严重泛化。诚然“唐宋变革”论的目的论背景尚有待商榷，但将“唐宋‘变革’”泛化成一般意义的变化，显然并不合乎这一学说的本意。
“唐宋变革”论在今天的日本汉学界仍然是一种十分主流的学说，甚至还影响了日本通俗史学。我近来就看到一部从日本引进的通俗史学畅销书，这本书主要就是拿宋代和日本的近现代史类比来说明日本的发展需要借鉴中国近世的部分历史经验，这本书完全套用并继承了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对宋代的历史地位过度拔高，导致了作者把宋朝制度等同于政治集权、经济自由化的制度。在该书作者看来，“中国化”即是废除了身份制度、流动限制的普遍主义社会制度；而“日本化”是特殊主义的。因而近代日本并不是“西洋化”了，而是“中国化”了。这种说法或许是典型的，对宋朝所谓的“民主”萌芽过度诠释，然后借题发挥，可能本身对日本现代化历程的认识没错，但对宋代显然有著过于偏激的认识。
现代中国学界里那些坚定的“唐宋变革”论者，或多或少都有著一点通论癖，他们大约对历史分期有着偏执的喜好，人们对历史分期的志趣，已经从上世纪史学论战的热潮中保持至今。然而深究其理，这应当还是由于人们存在欲寻找历史规律而不能的焦虑，可惜我以为历史真的没有、也不会有规律。“唐宋变革”论留下的中古贵族政治、宋代君主独裁等话题近来都不断被学人挑战，美国学界又以两宋变革和宋元明变革企图替代日本汉学的解释范式。相关的争论有很多，我自己作为晚辈后学，丝毫不敢对这种问题下手，但内藤氏论说的种种缺陷早已不乏人指出。变革大多是不同时且限于某一或某几个领域的，牵强地关联起每一个领域里在时间上存在一定差距的变革，无疑带著一种把历史解释简单化的嫌疑。现在似乎每个断代都有各种各样的变革说，这隐约算得上是种坏苗头。
在北宋仁宗朝初期，范仲淹及其领导的革新士人群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影响重大，他们引领起了一股高昂的士风，掀起了北宋士大夫政治的一个高潮。谈到这段历史的人，大多会对这一时期士人的生活状态有所钦慕。翻检史料，今人是很容易被一些对这一时期士风的溢美所感染的，我自己大约也难以做到时时都能克制那种情不自禁。但科学主义的精神告诉我，沉溺于对专制时代士人生态美化了的想像，是有违一个现代人的基本理智的。史学家田馀庆先生作为研究东晋门阀政治的大家，曾强调门阀贵族政治仍是皇权政治的变种，这种认识是非常清醒的。我在写作中也反覆温习田先生这种清醒，希望自己不要把宋代士大夫政治抬得过高。我有时读到一些论及北宋士大夫政治的文章，甚至会想，若干年后会不会有学人从学术史的角度，专门撰文讨论现代学人对宋代士人生态的想像。
然而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的确是一个很值得一说的话题，我很想尝试把这个话题以及与之有关的诸方面作以清楚的梳理和分析，并在这种过程中融入我对宋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的一些理解、思路、看法，虽然我很怀疑自己能否最终做到自己想要做的那些。
最后，我要提前感谢那些将有可能耐著性子看完全书的读者。因为就凭这本书中令我不满之处的数量之多，如果没有读者的同情和支持，我的小书或许并不足以享受被人认真读完的殊荣。还望各位方家读过本书后对文中的愚见能多多指正，对我书里的谬误和冒失的断语能多多包涵。
                                                             林嘉文

2014年7月23日初稿北师大图书馆

2015年5月14日定稿于西安

著名西夏学家李范文为林嘉文新书题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