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悲慨心态与诗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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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的悲慨心态与诗美追求　

李商隐以其诗境迷离、诗势缥缈、诗语艳丽、诗旨沉博而在晚唐诗坛独树一帜。他不仅开拓了以抒写心灵为主的寄情身世，灵性寓诗的感伤诗歌创作境界，而且在诗歌的造语、架构、取象、诗旨生发及灵性点染等创作手法上卓尔不群，对后世的诗、词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就李商隐的悲慨心态以及诗歌创作的诗美追求作一些粗浅分析。

　　        在研究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感时伤世的无题诗创作时，许多研究者都把创作的动因归之于李商隐的“郁结”或“情意之结”。笔者认为，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固然有泄愤的一面，然而就其创作的整体性来看，简单地把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归之于解“结”或泄愤是不够的。李商隐的诗总给人一种解不开的感觉。他的诗意境迷离朦胧，诗脉起伏宛转，意象高低错落，诗情缠绵悱恻，格调感慨悲怨，诗语光艳绮美，内蕴太多的人生感慨、无以聊赖的情感归向和无以诉说的感情幽怨。如此复杂的意蕴，如此深远的意绪以及貌似艳丽实则深沉的表达，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研究空间。笔者认为，李商隐的诗体现了一个深受杜诗影响的末代知识分子的无望追求，散发出具有切肤之感的落泊者的情思意绪，笼罩着丝丝缥缈的悲剧迷雾，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而这一切主要缘于他的悲慨心态以及在这一心态熏染下的诗美追求。



　　        李商隐的诗不受一人、一事、一景、一物之限，而是处处浸染着诗人无端的悲思慨绪，隐含着一颗寥落、幽怨、缠绵悱恻，然而又似有某种追求的心灵，他的诗是在艳丽上抹上一层愁绪，于朦胧深处透出一丝光亮，感情的影子徘徊在诗行之中如烟似云，扑朔迷离。这也正是李商隐在政治和人生追求上的失意和执意的矛盾心理反映，这一矛盾心理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则成为一种既悲叹又感慨的悲慨心态，那么李商隐的悲慨心态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李商隐的诗美创作产生了何种影响？其诗美表现形式有哪些？


　　        　　一
　　        李商隐身处唐王朝濒于衰颓和没落的时代，尽管唐室已是江河日下，呈土崩瓦解之势，然而诗人却以其“安危须共主君忧”的政治抱负实现他“欲回天地”的中兴壮志。但是现实是残酷的，“贤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赋深刑，天下愁苦。”（注：《新唐书》卷225）衰败的唐室使得李商隐感叹“人间桑海朝朝变，莫遣佳期值后期”。进身之路受挫使得他最终不得不发出“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的悲叹。不仅如此，李商隐的一生大体与晚唐四十年的牛、李党争相始终。他身不由己地陷入到朋党倾轧的漩涡之中，屡遭排抑，不仅在政治上受到猜忌和歧视，而且人格也受到极大诬毁。巨大的精神压抑和心灵创伤使他获得了刻骨铭心的悲剧体验，积郁了浓浓的一腔悲愤。李商隐作为悲剧主人公因身陷政治漩涡不能自辩而悲，因心灵倍受创痛，精神极其苦闷而生感慨，这是不言自喻的。理想幻灭，党争牵累固然不幸，然而更为不幸的是身世之苦。诗人出身为“内无强近，外乏因依”的寒素之家，早年丧父，在沦贱艰虞的处境中挣扎。在大半生的作幕生涯中，诗人一方面饱受孤寂、漂零之苦，一方面倍受感情的煎熬，继幕主、幕僚先后离世后，中年又遭受丧妻的打击，至此漂零落泊，情无所归的孤寂生活使他积郁的悲愤之中更添一份悲情哀怨。诗人性格内向，情感细腻、丰富、深刻，这与他极其冷寂的情感世界形成强烈的落差，因而情感世界留有太多的缺憾，其中既有早年丧父的“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的亲情缺憾，又有师去、友亡、妻丧的恩情、友情、爱情缺憾。情感世界深处的冷寂是诗人悲寂、感慨心态形成的重要原因。情感因素往往是心态的核心因素，而诗人情感郁积得既深又广，这就必然导致诗人悲慨心态的情感内聚力增强，进而对他的创作产生持续不断的作用力。



　　        综上所述，李商隐的悲慨心态既有个人之悲所发的人生感慨，也有世情之悲所发的社会感慨，它所包蕴的内涵，其中既有人处衰世“才命两妨”命运之悲所发的命运感慨，也有因朋党之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所引发的世情之悲和社会动荡志不能达的政治感慨，更有因情无所归、孤寂迟暮之悲而生的身世感慨。这些个人的、社会的、时代的、人生的不幸和悲哀共同构成了李商隐具有复杂内蕴的悲慨心态。



　　        　　二
　　        李商隐的悲慨心态既蕴含着深深的悲剧命运意识，又融入诗人“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的无力回天的悲凉和迷惘。历史和个人的悲剧体验充盈诗人的诗弦，同时诗人敏感而脆弱的情感，并以其富有女性色彩的细腻、柔弱和极富伤感的气质低沉、悲怨、婉转的弹拔，以及不甘沉沦的曲终一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对燃烧着的美好理想的不懈追求，把诗人的悲慨心态通过诗歌艺术形象地展现出来。诗人的悲慨心态首先为其诗歌创作染上了一层悲美色彩。李商隐的诗无论是咏史、咏物还是抒写个人身世，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是以情为主线。虽然诗中之情充满感伤，然而诗人的感伤情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伤春悲秋，泄一己怨，而是生发一种人生感慨，表达一种对美好事物消逝衰减的哀挽。无论是“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还是“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都可以看出，表现伤感情绪在他不只是叹息和艾怨，而是一种寓悲于美的感情流向。他的诗如枯荷落花、夕阳黄昏，寒蝉孤鸿，冷灰残烛，秋池黄叶等一系列蕴涵伤感的意象传达出一种衰飒之慨，其中既包含了对美好事物衰减的深深挽惜，也是诗人对生命、光阴的无限珍惜和依恋，表达了诗人对时代、社会、人生的思考。因而在他的伤感情绪之中给人一份孤寂中的执着，一股一往深情的无奈，一种对美好事物的哀挽。正如他所说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其次诗人的悲慨心态，为他的诗美创作注入了一股永无竭止的悲慨之气。李商隐的诗在悲之中同时也传达一种理想，一种诗志。这也即是李商隐诗于悲之中而生感慨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在诗人咏史感怀诗中表现得更为特别。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重有感》
　　        诗人继承了杜甫“不忘君”的思想，在诗中一方面欲敦促刘从谏进军长安，平定宦官之乱，以改变皇帝失权，京城危机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表达诗人对置朝廷危难于不顾的藩镇的不满，全诗在沉郁悲壮之中寄寓了深沉的感慨，并在充满悲感的语言氛围中显示出一种悲壮美。不仅如此，诗人悲慨心态所折谢的悲壮美，在抒怀诗中则表现出高洁俊拔而悲壮的人格美。如：
　　        “嫩笋香苞初出林，于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初食笋呈座中》
　　        诗人以小见大，借物思人，透过自然之物而发掘其社会内涵，在赋于嫩笋“凌云寸心”之时，也寄寓了诗人的“凌云”壮志。然而少年壮志终难酬，只留壮美成追忆。诗人面对黑暗社会的摧残，仍然志存高远、表现出一种悲壮的人格美。
　　        其三，诗人的悲慨心态为他的诗美创作营造了一种凄幻、朦胧的氛围。李商隐的悲慨心态体现在他的一部分悲壮美诗中虽然“哀上浮壮能感人”（注：李商隐《樊南甲集序》），然而在悲壮之后则又陷入迷惘，悲慨心态转化为惘然，孤凄与自怜。至此，由悲与慨两端进入到心态中的胶着和矛盾状态。一方面是“且呤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一方面却是“凤巢西隔九重门”。在进不如意，退不罢休的两难之中，诗人创作的矛盾折射成两种诗美形态：一种是进不如意而体现出来的孤凄和朦胧美。
　　        “帐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烛自归。远路应悲春晼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玉珰缄扎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



　　        　　　　　　　　——《春雨》
　　        诗中通过飘洒迷朦的春雨烘托出寻访不遇的寥落，以寄托自己政治上的失意，通过“怅卧”、“寥落”、“冷望”、“独归”、“悲春”、“残梦依稀”和“锦书难托”等营造了一种孤凄冷寞、凄幻迷离的氛围，传达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凉意绪。再如：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无题四首》
　　        诗人借虚幻的梦境和梦醒后的追思，表达了一种思慕至深而“更隔蓬山一万重”的杳远难寻的怅落感。于朦胧之中更见渺茫、孤凄。
　　        另一种是退不罢休而引发的悲怜和悲凄美。这一类美主要体现在以“蜂”“蝶”为语象的诗之中。它是诗人在现实与理想尖锐的矛盾冲突和精神遭受巨大内压下自我物化之心路，是于理智和情感的荒路中寻找的一条感情溢泄之道。它或以梦的形式为心灵寻找远离尘世的避难场所，如“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或以艳词为其盾，把脆弱伤感的情感龟缩在春情绮思之中，如：“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袍一得知”，诗人悲悯、凄恸之情，人生如梦来去一空的幻灭感以及对身世的由悲而怜，由怜己到迷物化蝶的意识流向，为人们展示出诗人忧悲伤感、感慨悲壮、情迷心惘、一腔深沉的心灵世界。
　　        诗人这一悲慨心态正是在政治理想幻灭、党争漩涡挤逼、情感世界冷寂的浸渍下，呈弥漫状集聚在他的创作中枢，进而左右着他的诗美创作取向。



　　        　　三
　　        李商隐的诗美追求可以说是晚唐特定时代与诗人独特审美感受的产物。在大厦将倾，士人废弃的晚唐，许多才智之士没有盛唐诗人的洒脱、豪放、乐观和慷慨，而是在感情上由外部世界的舒展逐渐转入内心世界的反省和独白。李商隐也不例外，一方面他有丰富、深刻、细腻、独特的悲剧体验和政治上的多重积怨；另一方面他屡寄戎幕，远离家室，在独居异乡的漫漫长夜里，在“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的作幕生涯中，诗人有非常充裕的时间来细细品味人生，有太多的景、事来触发他的诗弦，因此，诗人的创作把品味人生和感触现实作为向内心倾吐的主要内容，于是诗人的诗笔就带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艺术的翅膀在诗人的理想与现实、梦思与醒想中腾挪盘旋，形成了诗人对崇高美追求过程中的两种诗美追求形式：一种是关于人生理想的追求以及追求中的阻隔而形成的悲幻美。李商隐在政治上、爱情上和精神生活的其他方面有高远而执着的追求。“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体现了诗人对崇高美的追求。然而这些追求都遇到重重间阻。想于君前事国却是“凤巢西隔九重门”；想追求深挚的友谊，却“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想追求美好的爱情，却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诗人对待这些阻隔或愤切、或大惑不解，感到迷茫和抑郁，因而在诗中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伤感情绪和幻灭色彩。悲慨心态下的崇高美的追求变幻为悲幻美的诗美形式，恰恰是时代、社会和人生悲剧的折射，是诗人对悲剧世界的真实感受。另一种诗美追求是诗人在追求崇高美的过程中由于主观上的理想虚缈和追求的信心不足，所透露出来的虚幻美。它更多的是由诗人的主观感受和虚幻想象所构成。这就使他的诗显现朦胧隐幻的特点。“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在着意渲染圣女祠幽缈迷蒙的环境气氛，如梦似幻的细雨悄然飘洒在屋瓦上，境界既幽寂虚缈，又透露出一种若有若无的朦胧期待。诗人渺茫的期待和追求的失落往往通过高远仙境一类的意象如“瑶台”、“蓬山”来触发诗思，在虚幻飘忽、朦胧迷离、邈不可攀的境界中表现诗人人生追求虚缈难即的感受。这一类诗境界朦胧迷离，情思空灵惘然，感情内涵虚括，是最易引起人们联想的佳作。



        李商隐的诗美追求除了受他追求崇高美的思想影响外，其生成过程还受两个因素影响。其一是诗人外柔内刚的性格。诗人出身寒素并以文显，这就使他的性格形成由于出身卑微而具有软弱的一面。尤其是在党争夹缝的生态状态中，不参与任何一方甚至向令狐陶陈情哀告充分说明李商隐由于软弱对权贵存有一种既依附又回避的矛盾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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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旧《唐书》所说中的“无行”、“放利偷合”。尽管这一说法失之偏颇，但也未免不可看出诗人性格具有软弱的一面。同时诗人内心又有崇高而美好的追求，而且面对险阻仍然锲志不渝，性格具有刚毅的一面。诗人外柔内刚的性格影响到他的审美取向，在诗歌创作中使他不自觉地选择那些体态弱小和情调衰飒的事件来加以抒写。如“弱柳千万条，衰荷一向风”就是由所咏之物的纤弱而睹物思人，勾起诗人的自怜。诗人对柔弱和纤小如此钟情既是出于对婉约美中所包含的柔韧不屈的赞美，也是诗人在偃蹇的命运前所显露出的不屈灵魂。

　　        “石小虚填海，芦铦末破缯”
　　        　　　　　　　　——《北禽》
　　        精卫鸟和芦雁都是弱小的，一个填海失败，一个避猎未成，两者都是因弱小而败北。就诗的审美感受而言，精卫鸟和芦雁尽管因弱小而败北，然而却显露出一种坚韧的意志。精卫衔来的石头诚然很“小”，却表达了她企图填平大海的愿望；秋雁衔芦而飞，虽然比不上虎啸龙吟，但却体现了它敢于抱着冲破强敌的缯缴的斗志。因此说诗人追求的婉约美体现在诗上则是以小见大，以柔克刚，体现在诗人身上则是文弱的外表和坚韧的意志、不屈的灵魂的统一。其二是诗人处境险恶使他“不得不纡曲其指，诞谩其词”。（注：钱谦益《有学集》卷十五）在创作过程中诗人一方面需要抒写自身最真切的情感，一方面又要尽量避免伤害，表达隐蔽难言的心事，因此在诗美追求上就形成了“寄托深而措辞婉”的含蓄美的特点。同时诗人深受晚唐绮艳审美风尚的影响，这为他用爱情和柔媚来包装自己的真实感情提供了五彩缤纷的色彩，于是在香草美人的诗境中构思出一串串充满迷幻色彩的爱情奇葩。


　　        “相思树上合欢枝，紫凤青鸾并羽仪”
　　        　　　　　　　　——《相思》
　　        象征爱情的相思树、恩爱如初的紫凤青鸾、载歌载舞和美妙的“合欢”。这些是抒写相思团聚或反衬凄凉孤独？还是暗求政治遇合，可谓匪夷所思。


　　        诗人所追求的含蓄美主要是通过比兴寄托和绮艳寓慨的方式来表示。而比兴寄托由于融入了诗人人生感慨，因而往往是因事、因物、因情而起，寄托往往带有为情所驱的即景式的不随意特点。而这种自然触发，自然流露的纯感性寄托又具有“令人知其意而不敢指其事以实之”（注：冯浩《玉谿生诗笺注》卷五《楚吟》笺语）的寄兴深微的特点。这于含蓄美中又增添了一份朦胧与飘逸之美。他的无题诗以及《嫦娥》、《霜月》、《重过圣女祠》、《楚吟》等都充满着朦胧，甚至有些不免晦涩，尤其是千古诗迷的《锦瑟》更是如此。


　　        不管是悲幻美、虚幻美还是婉约美、含蓄美，诗人在诗美追求中都与其悲慨心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诗人情感世界的真实反映。


　　        李商隐的悲慨心态对其诗美追求在诗歌境界、诗歌氛围、诗歌形式和一部分内容上产生直接影响，而对诗旨、造语、架构等艺术手法的影响更为间接一点。因此，诗人的诗美追求除受其悲慨心态影响外，同时还要受审美理想、艺术造诣、审美个性和时代风尚的影响，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