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奸臣比较：蔡京仅是帮凶，秦桧才是罪魁 晏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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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奸臣比较：蔡京仅是帮凶，秦桧才是罪魁            

            
                                                      
      

两者相较，秦桧堪称权臣，而蔡京只是一个通过不断满足皇帝欲望而获得宠幸的弄臣，秦桧是祸国殃民的罪魁，蔡京只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帮凶。

                                

        自秦始皇建立帝制，特别是他首创“焚书坑儒”手段收拾不同声音以来，历朝历代的大臣们说话便有了许多顾忌，不敢轻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前较秦汉，后较明清，宋朝大臣们说话则有其耿直与忠勇的一面，而且许多人甚至是以敢说直话而连连升官的，南宋宰相赵鼎就是如此。

        以言立朝以贤辅政

        赵鼎（1085—1147年），字元镇，解州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四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留下赵鼎孤苦伶仃。母亲樊氏，出身大家，是位才女，含辛茹苦抚养赵鼎的同时，还亲授他经史百家之书，使他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崇宁五年（1106），赵鼎登进士第，随后出任河南府洛阳县令、开封士曹等职。入仕初，他就显示出直率刚烈的性格。靖康年间，金人挥师南下，陷燕京、围开封，宋徽宗临阵脱逃，禅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宋钦宗毫无主见，满朝大臣又莫衷一是，金人围开封后，要求宋廷赔钱、割地作为议和条件，特别要求割让太原（今山西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今河北沧州）等三个重镇之地予金。当朝廷讨论割地一事时，一介末吏的赵鼎却激愤地说：“祖宗之地不可以给人，何必议！”

        开封沦陷后，金人扶持了以北宋原宰相张邦昌为傀儡皇帝的大楚政权，当那些见风使舵者忙着跪拜新主之时，赵鼎却与胡寅、张浚等人逃入太学，坚决不做贰臣。

        靖康二年（1127），那位有着“泥马渡康王”传说的赵构，在战乱中幸免于难，被一群劫后余生的朝臣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拥立为帝，建立了南宋政权，改年号建炎，是为宋高宗。赵鼎听说朝廷后继有人，立即逃离开封，赶到应天，被任命为户部员外郎。

        金国听说赵构称帝，马上又挥师南下，要把南宋消灭于萌芽之中。赵构皇位未稳、都城未定，就仓皇出逃，由应天、镇江、扬州、杭州而至江宁（今江苏南京），如同惊弓之鸟。金人又发动了名为“搜山检海”的斩首行动，赵构逃向哪儿，金军就追向哪儿。奔逃中，赵构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赵鼎上《陈防秋利害》奏折说：“在此非常时期，宜以后宫所止之地为后宫，以车驾所止之地为行宫，选精兵护卫，其他兵将安置于江淮沿线，迷惑金兵，使他们无从知晓皇上的踪迹。”赵构认为可行，听从了他的建议，金兵围追堵截，果然无法奏效。不久，赵鼎以能言被提拔为右司谏。

        “苗刘兵变”（苗傅、刘正彦发动的叛乱）被平定后，苗、刘出逃，刘光世的部将王德受命随韩世忠追击，但王德不服韩世忠的指挥，又贪功冒进，韩世忠派部将陈彦章拦截王德，陈彦章反被王德所杀，韩世忠以擅杀之罪，状告王德。赵鼎认为应该严惩王德，他说：“（王）德带兵在外，专杀无忌，如若不治，孰不可为？”赵构安排赵鼎审理此案，王德虽以军功免死罪，但也受到了严惩。同时，赵鼎又批评韩世忠对部下管教不严，对其有过失的部下依法作出处理。于是，“诸将肃然”，军风军纪大为改观。

        赵构有感于赵鼎敢说敢做的特点，曾不无感慨地对赵鼎说：“唐肃宗即位于灵武，得到李勉的辅佐后，朝廷才众望所归，获得天下尊敬，如今我得到了爱卿你，也算在古人面前无愧了。”随即重用赵鼎为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范宗尹谏阻说，以前可从没有过自司谏而提拔为殿中侍御史的先例。赵构说：“赵鼎作为言官，既称职又尽职，他提出的四十条建议，采用施行的已然达到三十六条。”是啊，建忠言、当高参如赵鼎者，又有什么不可破例的呢？

        韩世忠在黄天荡大败金兀术，给连连败北的南宋王朝注入了一剂兴奋剂，朝野欢腾。宰相吕颐浩渐生轻敌冒进思想，他建议赵构乘胜追击，督军前线，御驾亲征。而赵鼎则认为目前形势还不明朗，不宜轻举妄动。吕颐浩是资深宰相，而赵鼎是初出茅庐的后生，赵鼎不但不附和自己，还唱反调，让吕颐浩很不高兴。因此，手握士大夫任免之权的吕颐浩公报私仇，改任赵鼎为翰林学士，表面看似重用，实际是剥夺他的话语权，颇有些排除异己的味道。所以，任命一下，赵鼎不去就职。又改任吏部尚书，赵鼎还是死活不去。他对赵构说：“陛下有从谏如流的诚意，而宰相却坚持拒谏的态度；陛下重视言官，而宰相却屡屡压制。”因此，赵鼎称病在家，闲居不出，又上书批评吕颐浩的过失。结果，赵构免去了吕颐浩的宰相职务，提拔赵鼎为御史中丞。还表扬赵鼎说：“朕每闻前朝那些忠谏大臣的感人事迹，恨不能识，如今在爱卿身上看到了。”不久升任赵鼎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国家栋梁中兴贤相

        金人在张邦昌之后，又扶持了刘豫伪齐政权，以制衡南宋。金国与刘豫政权经常联合一起进攻南宋，对其构成极大威胁。绍兴三年（1133），京西招抚使李横冒进，打算以他那京西杂牌军收复开封，结果开封没能收复，重镇襄阳却为金齐联军所破，朝野震惊。

        赵鼎虽是文臣出身，但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他，也颇知军事。当时，他已经被赵构重用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参与国家重要军事行动的研究和策划。襄阳失守，如同河流上游的水闸为敌军所操控，极其被动，所以，襄阳不得不收复。在商议收复襄阳将帅人选时，赵鼎极力荐举岳飞，他说：“知上流（襄阳）利害无如飞者。”主管军事的徐俯却不以为然，认为岳飞不是最佳人选，赵鼎力争，后来岳飞果然收复襄阳，可见赵鼎不但懂军事，还知人善任。

        南宋刚刚成立的这几年，金人不断南侵，战局瞬息万变，边关警报此起彼伏。每每变局，赵鼎总是沉着应对，屡向赵构进用兵之言，赵构开始把他当成左膀右臂，视为股肱之臣了。绍兴四年（1134）秋，赵鼎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当上了宰相，兼管军机要务。他任相的消息发布后，“朝士相庆”，真是众望所归。

        赵鼎在战乱中成长为肩挑大梁的宰相，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坚定的抗金意志，投身到抗战救国的大事中去。同年，伪齐联合金军南下侵宋，金国派出兀术领兵参战，合称五十万大军（实则三十万左右），来势汹汹，南宋上下举国惊恐。在讨论战御之计的过程中，将帅们议论纷纷，大部分人认为应避其锋芒，还有人劝赵构赶快寻一逃跑之地，保命要紧。而赵鼎却认为要积极应战，坚决抵抗，不能示弱。在他的耐心劝说下，赵构决定抵抗。赵鼎又推荐赋闲多年的张浚为知枢密院事，视军江上。

        这段时间，是南宋脚跟渐稳、内乱渐平、经济复苏的一段时间，也是在抗击北方强敌人心最齐的一段时间，上至皇帝，下至士卒，可以说是同仇敌忾。形成这个好氛围，与赵鼎的努力协调是分不开的。在赵鼎的指挥下，韩世忠所部在扬州大仪镇大破金军，岳飞所部在庐州大败伪齐军，前方佳音不断，捷报频传，取得局部战争胜利。加上此时金太宗病危，金军见无利可图，只得撤军北还，联军攻势被瓦解，赵构暂时又坐稳了帝位，不禁长舒一口气，感叹道：“赵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兴，可谓宗社之幸也。”

        路线之争你死我活

        赵鼎在任相那些年，虽然内忧外患、举步维艰，但他心情是舒畅的，因为朝廷上下抗金的态度基本一致。人做事累点不要紧，要紧的是上下同心，这样的话，身累心不累。最怕人心不一，这样必然身心交瘁。赵鼎之所以成为“中兴名相”，一方面因为本身的才学与品质，另一方面与当时朝廷的氛围也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正如一个国家有兴衰之别，人的仕途也绝非青云坦途，也有背运之虞。在他的推荐下，张浚再次入朝拜相，两人共同辅佐赵构。赵鼎与张浚虽然都是主战人士，但两人性格却迥然不同，张浚激进，赵鼎淡定，张浚操切，赵鼎沉稳，一个急于求胜，一个稳扎稳打。这样两个人在一起共事，无论他们先前有多么友好，迟早也会产生矛盾。

        绍兴六年（1136），刘豫决定孤注一掷，组织伪军三十万，打着金军的旗号，分三路南下伐宋。赵鼎意欲退守江南，而张浚主张抵抗，并得到赵构支持。于是，张浚调动各部与伪齐交锋，获得了胜利。胜利后，赵鼎主张停战，而张浚却坚持乘胜而上。同时，在处置名将刘光世的问题上，赵鼎与张浚也分歧严重。张浚认为刘光世久而无功，应当罢免。赵鼎认为用人之际，轻换主帅会离散军心。而皇帝赵构希望张浚能帮他恢复中原，对张浚言听计从。两人矛盾逐步升级。在此情况下，赵构罢免了赵鼎，让他以观文殿大学士知绍兴府。

        后来，在张浚的一手操办下，朝廷夺了刘光世的军权，结果刘光世去职后，他的部下郦琼却因不服新人节制，率淮西军四万之众投降了伪齐，使南宋刚刚积攒起来的一点兵力优势丧失殆尽，史称“淮西兵变”。最后，张浚也不得不引咎辞职，赵构又重新启用赵鼎为相。

        二度任相后，赵鼎越来越感到行事艰难。艰难的关键，是因为赵构在内政外交政策上，起了显著的变化。一是要贬死张浚。张浚是有“勤王”之功的，苗刘之乱的平定，几乎是张浚一手策划的，但当他辞职后，赵构却无情地说：“浚罪当远窜。”要将其贬至岭南，而岭南在当时却是死地。为此，赵鼎偷偷扣下诏书，然后反复做赵构的工作，说张浚有“勤王”功，又说他有八十岁的老母要照顾，几乎是哀求，在苦口婆心的劝说下，赵构才勉强同意张浚贬岭南稍北的永州，其实也离死地不远。二是热衷于向金乞和。金国派人前来议和，说是议和，实际是以逼宋称臣、纳岁币等屈辱政策招降而已，所以朝臣都认为金人不可信，反对议和，而赵构却深信不疑，对反对议和者竟然一反常态地大发雷霆。三是秦桧上台。秦桧建炎元年（1127）被金人俘获，建炎四年（1130）忽然携家而还，十分吊诡。秦桧回来后，赵构曾用他为相，但不久就被朝臣论罢。然而，自从张浚离朝，秦桧就在赵构的安排下，再次进入了核心决策层。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出任尚书右仆射兼同平章事，与赵鼎并相，他那“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投降说又浮出了水面。

        综合其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关键是从张浚去国、秦桧归队开始，赵构就已经被秦桧说动，选择了投降金国、屈辱偏安的国策。而对于坚持与金势不两立的赵鼎来说，道路的选择就意味着前途与命运的选择，即便他不是激进派，但只要他坚持抗金，反对屈辱议和，就必须接受贬官的现实。于是，这年十月，赵鼎被罢去宰相职务，以忠武军节度使出知绍兴府，再也没能回来。从此，秦桧独相，全权处理南宋对金乞和事宜，前后专权十八年之久。

        谪贬多处绝食而逝

        宋高宗赵构执政初期的政策有其摇摆的一面，有时主战，有时乞和。但自从秦桧任相以来，朝廷政策基本就是一味乞和、苟且偷安了。秦桧是坚定的投降派，赵鼎是坚定的抗战派，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注定了二人水火不容的死敌关系。

        如若要细察和掂量一下秦桧在高宗朝的地位，可把他与北宋徽宗朝的宰相蔡京进行一番比较。秦桧与蔡京的最大不同就是，秦桧能主导宋高宗的朝政，而蔡京却无法左右宋徽宗的大政方针。也就是说，秦桧任相时，宋高宗在外交内政上，大都听命于宰相，而在宋徽宗眼里，蔡京不过是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钱袋子。蔡京创设“应奉局”，大兴“花石纲”，改革盐法和茶法，为宋徽宗在享乐和金钱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任相期间，陈东等几个太学生就可直接上书骂他国贼，宋徽宗甚至三次让他退休，拿掉他就像拿掉桌上一个杯盘那么容易。两者相较，秦桧堪称权臣，而蔡京只是一个通过不断满足皇帝欲望而获得宠幸的弄臣，秦桧是祸国殃民的罪魁，蔡京只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帮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秦桧能够轻轻松松裹挟着皇帝，以皇帝的指挥棒实现自己巩固权位、排除异己的目的。

        所以，秦桧要打击异己、收拾起赵鼎来，简直是易如反掌。赵鼎作为秦桧的对头，注定无处可逃。

        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曾载一事，说不主和议的赵鼎罢知绍兴府，临行之际，秦桧假惺惺在渡口小亭设宴为他饯行，然而，赵鼎并没打算领他的情，打个拱手就要登船。秦桧忙说：“我已请示皇上为君饯行，何不稍作停留呢？”赵鼎冷冷地答道：“主张不同，何留之有？”随即上船，扬帆而去，留下秦桧在岸边半天没回过神来。从此，二人矛盾更深了，秦桧将其视为“眼中钉”，甚至萌生了杀赵之心。

        赵鼎后来一系列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

        从绍兴八年开始，赵鼎先后贬谪绍兴、泉州、潮州等地，辗转多处，颠沛流离，人越贬越远，最后竟贬至吉阳军（今海南三亚），备尝人间辛酸和痛苦。他在潮州五年，闭门谢客，清心寡欲，绝口不提政治。在吉阳军三年，依然噤口卷舌，深居简出。但他爱国报国之心始终没变，他在贬至吉阳军的谢辞中写道：“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体现了他忠贞不渝的男儿本色。秦桧观后，恨恨地说：“此老倔强犹昔！”

        当时，因担心亲朋好友受到牵连，赵鼎几乎断绝了一切联系。门人故吏更是害怕惹火烧身，皆不敢通问，只有广西经略使张宗元出于敬仰与同情，不时派人渡海，馈赠米食以接济，秦桧听说后，立马将张宗元调离广西。

        赵鼎明显感到山雨欲来，秦桧开始要对他下毒手了。于是，他萌生了自杀的打算，他请人转告儿子赵汾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了，你们则无后患，我若迟死，必将祸及全家。”死前，赵鼎自书铭旌（竖在灵柩前的旗幡）曰：“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即将弃世，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江山社稷。

        绍兴十七年（1147），赵鼎在吉阳军贬所绝食而死，享年六十三岁。

        赵鼎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悲壮的一生，更是为南宋偏安小朝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故《宋史》评价他说：“论中兴贤相，以鼎为称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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