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大屠杀之蜀祸：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的历史真相

兰天

                                                                                                                                                满清大屠杀之蜀祸：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的历史真相                                                                (2016-01-18 09:09:11
作者高会民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古人以神话传说、愚昧及大义，造就了今天的传统节日，如清明，端午，除夕，这些被人们铭刻到骨子里的传统佳节，也蕴含了古人浪漫主义的情怀。如今又到了年末，除夕之后，就是春节——又是一年弹指过。

不过大概人们很快就会沉浸在喜庆的节日气氛里而忘了感时伤怀吧。春节是个很庄严的节日，要祭祖的。西南大地上，人口众多，不知道大家看到族谱上来自“湖广填四川”，有没有疑惑。

小时候听老人们说过，四川人已经没了。那时候就很得意的反驳，四川人不少的，有绵竹，有成都。接触了史料才知道，老人们说的实在不错——真正传下来的、土生土长的四川人，这个世界上就算还有，恐怕也是不多的。

南明兵部职方司郎中欧阳直在其著作《欧阳氏遗书》中曾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大旱、大饥、大疫等等众多原因，川地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史载“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是为“屠蜀”，又称入川屠蜀、屠川或是蜀祸等。

让我们来翻阅清朝初年人们的记载，看看当年那惨绝人寰的屠杀发生的经过。

张献忠塑像

十七世纪中叶，张献忠入蜀，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实现割据。在大西政权前期，虽手段强硬，但军纪尚可。后因四川各地明朝势力反抗强烈，张献忠于是决定杀戮报复。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七月，张献忠手下大臣汪兆麟献策屠蜀。明遗民顾山贞所著《蜀记》记载张献忠本无屠蜀之意，后经汪兆龄建议，决定采取焦土政策，屠尽成都地区居民。汪兆麟称“蜀民剽悍，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也。”“依臣愚见，莫若将城内百姓，无分良贱老幼，尽行剿杀。”汪兆麟接着献策：“立定赏格：凡剁男子手二百余双者，兵加把总，官进一级。剁女子手四百余双者，亦照前列升赏；幼小子女不算功。不如数者，以背叛、怀二心之罪加之。如房屋、榖米烧毁不尽者，其罚如前。如此，将全川成一赤地，土著不能啸聚。即别有觊觎此地者，目击荒烟蔓草，不能久驻。皇上舍之而去，臣等各将兵俱无留恋矣’。”《蜀记》上说：“献忠大喜曰：‘卿真忠臣也。此计甚善’。”

张献忠同意了这一策略。第二天，成都城遭张献忠部屠城，先杀男子，后逼妇女投江，死都难以尽数。据《纪事略》记载，此次屠城，死者“不下四五百万”，但并无更多的可信的史料支持这一观点。而后，张献忠手下又有人建议以“特科”之名，将乡绅、士子、医卜、僧道及各杂流吸引到成都，“聚而歼之”，此次被屠杀者亦达上万人。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年正月，张献忠下令屠杀军中的川籍士兵，十四岁以下得以幸免。该年上半年，张献忠派兵分剿成都府属三十二州县。定下规矩：每杀一人，剁两手掌、割两耳及一鼻解验，准一功；妇女四双手准一功，小孩六双准一功。直至五月，各地剿杀部队才全部回成都，剿杀部队为了赏赐，往往在上功疏时宣称屠杀了数千万人。《蜀记》记载：“剿杀百姓，限三月尽复命。可望等星夜前往，每日屠戮四、五城，或七、八城；不过旬日，三十六州县俱己屠完，每一城户口多者千百万、少者亦数百万。”《纪事略》记载：“正月十六日剿杀起，至五月尽回成都，查验功数，男妇不下千余万。”

同年春天，张献忠在彭山江口吃了败仗，龟缩到了成都。同年五月，明总兵曾英大军压境，张献忠被迫放弃成都，再次转移，并在转移之前将成都城洗劫一空。当时的目击者沈荀蔚所著《蜀难叙略》记载，由于受到进剿追击，张献忠乃毁成都：“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

《客滇述》：“献忠既陷成都,尽伐梨树,做宫室驰道，练兵于此。贼兵之樵采者，尽入城中，拆毁房屋以为薪。又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男女老幼，逢人便杀；如是半载。八月，献忠毁成都城，焚蜀王宫殿，并焚未尽之民房。…..献忠又令其大家遍收川兵杀之，及其妻子男异性，惟十时以下者仅留一、二。”

明末清初史学家计六奇于《明季南略》记载：“献忠遂屠重庆，砍手三十余万人，流血有声。”

《永历实录》：“献忠之在蜀也，杀掠尤惨，城邑村野，至数百里无人迹。民逃入深山，不得食而死者委填岸谷；或采草木叶食之，得生者久乃化为野人，裸处林栖，体生白毛，遇人则搏杀之而吮其血。”

《续编绥寇纪略》和《明史》记载张献忠在四川共杀了六万万人，《蜀碧》和《绥寇纪略》都一致认定张献忠是屠川的罪魁祸首。

张献忠杀戮图

清代学者魏源在著名的《湖广水利论》中有一段话：“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这，就是“湖广填四川”的由来了。

据外国传教士的著作《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这个人，嗜杀成性，齐家治国的九百官员，被他杀了九成九，只剩下了二十余人——这杀机，也算得上是不拘一格了。我们都知道，皇权时代，百姓是国之本，而官员则是一个朝廷的“本”，张献忠敢把自己安身立命的“本”给杀个精光，不败那是没有天理。不过，从这一点来看，这家伙杀神附体，杀官员如屠狗，那再杀几个四川土著，那实在算是鸡毛蒜皮，这样一来，倒也不算是辱没了他“杀人魔”的名头。

当然，我在文章开头就说了，这是我们翻阅清人所编写的史书得来的东西，其中的内容虽然不见得全是假的；但可信度有多少，想必大家有个衡量。这些文献记载的杀人数据令人怀疑，一方面，成都地区当时有那么多人口吗？另一方面，冷兵器时代，张献忠的军队有那么高的杀人效率吗？

现在，我们从多方面来看看，这张献忠，是不是真就是个杀神。

《蜀碧》一书，算是张献忠滥杀无辜的证据，只是我们们仔细来看，却发现这证据，实在有些站不住脚。这第一条，大家应该知道，《蜀碧》非是正史，它正史的地位，不过是清人强加的。其作者彭遵泗官拜翰林院编修，说白了就是给皇帝写小说的，司马迁那种真男人，这两千年也就一个而已。清帝默许的屠城，那彭遵泗有几个脑袋敢写出来？再说这伪证做出来，客观上也算是维持了民心的稳定，于国家安定有功。所以，屠川的，非张献忠，而是满清，理由有如下几点：

首先，张献忠不是张果老；他要造反，总要民心支持，才能服众，才能聚众，否则他老哥一个，怎么打天下？跟皇帝单挑倒是有可能赢，可这当然是不现实的，无论是满清还是南明，动辄数十万军队，声势滔天，他不拉人入伙，又如何能挡？既如此，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根据地四川下黑手？四川来了个鸡犬不留，他又怎么去拉人入伙？

第二，四川的战略位置，决定了它在争夺天下的进程之路，极为重要。对古人来讲，天下大势，有如棋局。四川处于中腹，又有天险，进可攻退可守。军阀出手当不了皇帝，也可以退一步，割据一方，做个土皇帝也是极好——可就算要当土皇帝，那也还是“以人为本”，没人了还当什么皇帝？

第三，清人才是屠杀的制造者，目的当然是杀一儆百，灭四川人威风，震慑天下锐意反叛之人，以求巩固政权的统治。这一点，想必用不着太多的证明，朔州之屠、南京之屠、苏州之屠、无锡之屠、昆山之屠、常熟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等等。数十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的前科，实在是不少。

后来雍正帝自己都承认清军屠杀平民对整个人口损失的巨大影响，。《清世宗实录》雍正七年九月癸未：“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人民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

明朝遗民张烺所撰《烬余录》记载：“今统以十分而论之，其死于献贼（张献忠）之屠戮者三，其死于摇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及二，其一则死于病也。”，指出四川人口被大规模灭绝是流贼军、清军、和张献忠等外来势力混战的最终恶果。

第四，满清栽赃早有前科，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据说张献忠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着：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然而清朝翰林彭遵泗所著《蜀碧》里记载张献忠的“圣谕碑”却有出入。碑文上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找到了一块张献忠立下的“圣谕碑”，碑文与《蜀碧》记载一致，其意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是劝人畏天行善的，根本就没有一点杀气。而某些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其污蔑、泼粪之意，不言自明。

张献忠头上被扣上“杀人魔”这个帽子，其实不仅仅是有史料记载，就连坊间传言，也多是这么认为的，其间自然也有可信的成份在，但若说他真的在四川杀了几千万甚至是六亿人，那显然是无稽之谈。当时的中国总人口还不到一亿，也有历史学家推测中国的人口在明万历年间达到了一亿二千万至两亿。

当代学者曹树基在他的《中国人口史》里说从崇祯初年开始，四川全省陷入无休止的战乱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大约有685万人口死亡，残存的居民仅50万左右。

所以，无论说张献忠杀人是几千万还是七亿，显然都只是有心人的夸大其词罢了。

但屠杀已经发生，当此时，又是各方势力争夺天下的关键时期，也就没有人再来理会四川。直至天下平定，清廷发动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湖广移民，后世称之为“湖广填四川”。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奏折中说：“查川省现在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移外省人民填实地方。”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颁布《入籍四川例》和《垦荒令》；“凡流寓情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移民垦荒三、五年内免交赋税”。清光绪《大邑乡土志．户口》载；清初“全资两湖、江西、两广、山陕之人来邑垦荒生聚，麻城人较多，江西、山陕次之，两广又次之”。

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