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美女的非凡日常 2017-02-06 17:35

清梦

  　　看一个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可知文明的最高程度；看一个社会里女性的自身表现，可晓国民的基本素质。民国时期，中与西交锋，传统与现代杂处，男人女人，内心一样的激荡。尤其是女性，身负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寻找与确认自我，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

阮玲玉：没有“人言可畏”这回事

　　阮玲玉的一生是个大悲剧，戏里戏外一般凄苦被动，甚至连最后饮药的死法，都和她所饰演的角色相同。
　　关于阮玲玉的死，最著名的说法是“人言可畏”，其锋芒直指社会。诚然，社会历来是怪兽，尤其在男女平权远未实现的民国时期，黑暗是见怪不怪的常态，因此怎么批判都不过分。但我们在批判社会的同时，有两条原则不应无视。其一，不可用虚言和假语为武器，冲无物之阵施放冷箭。其二，不可全然抛开个人在其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里，虚言和假语指的是，阮玲玉的遗言“人言可畏”，是绯闻男主角唐季珊伪造的。连鲁迅他老人家当时也被蒙在了鼓里，因此他愤而发表的文字，就不可能与事实合辙。而且，据学者张耀杰考证，面对大富豪唐季珊，“阮玲玉同样表现出喜新厌旧、嫌贫爱富”。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们没有权利指责。但是，我们却有权利了解真相。真相就是，阮玲玉抛开曾相濡以沫共同走过困境的爱人张达民，投入了茶叶商人唐季珊的怀抱。因此，他们之间发生法律诉讼，是自有来由的。随后，报道铺天盖地，就像今天的八卦新闻。你用一句伪造的“人言可畏”来为阮玲玉的死开脱，就把水搅浑了，好像是记者的笔戮死了她。事实并非如此。
　　据张耀杰称，1935年4月1日《联华画报》发表的“人言可畏”遗书出于唐季珊之手，目的是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而真正的遗书有两通，发表在《思明商学报》上，但因学报发行量甚小，没有引起足够关注，以致多年来假遗书流行，成为许多人臧否人事的立论基础。
　　两通遗书，一通写给张达民，一通写给唐季珊。阮对张说：“不应该成为你们两人的争夺品。”对唐说：“没有你迷恋某某，没有那晚你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指自杀）。”某某，指唐季珊逢场作戏的性伴舞星梁赛珍。
　　因此，张耀杰指出：“阮自杀的根本原因，在于她自己没有依照法律程序，妥善处理与两个男人的事实婚姻，反而极其盲目地把全部情感和人生赌注，抵押在根本不可能与她正式结婚的已婚富商唐季珊身上。”然后，面对法律诉讼，理亏心虚的她，无力直面难堪的局面，悲惨地选择了以死逃避。
　　那么，张达民起诉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告唐季珊与阮玲玉通奸重婚。法律怎么宣判是法律的问题，但有一个事实不容无视：当年，是张达民不惜与家庭决裂带阮私奔。如今，阮傍上大款又来了个不辞而别，张达民内心委屈愤怒，诉诸法律，也算是正常反应。
　　社会就是这么个追腥逐臭的社会，历来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这永远都是康健者一厢情愿的梦。红尘滚滚，古往今来，多少像阮玲玉一样的人都这样掉队了。这时，不问个人原因，只一味批判社会，如鲁迅捕风捉影写就的《论“人言可畏”》，貌似义愤填膺，实则剑指虚空，反而把真相可能具备的启示意义消弭于无形了。就是说，你动辄批判社会，可社会在哪里呢？没有人肯出头为这个“社会”来认账的，批判的声浪一旦涌起，人人都会用目光默默地指认他人是凶手。
　　从真遗书中可以发现，阮玲玉的直接死因，是唐季珊移情别恋和家庭暴力。人言固然有压力，审判固然不好面对，但对阮玲玉及绝大部分女性来说，若有一个坚实的臂膀可以依靠，她们的韧性足以助她们挺过难关。但唐“那天打我，今天又打我”，阮玲玉的心已经冷了，斯世何世，趣味全无，死，就成了她的必然选择。
　　也许是因为阮玲玉实在漂亮，也许是因为她的演技实在好，我们很容易就天然认定她是无辜的受害者。同情，理解，支持，一股脑地献给她。因此，她死，就一定是别人的错。实在找不出哪个具体的人来顶包，那就是社会的错。
　　杨秀琼：走，去看大姑娘洗澡

　　就在1907年，澳大利亚一女子安妮特在美国旅游，着露肩露大腿的泳衣出现在沙滩上，还被法庭控为“公共场合猥亵暴露罪”。那么，1933年，少女杨秀琼参加全国运动会，着标准泳衣出赛，引得南京市民争相呼朋唤友：“走啊，看大姑娘洗澡去！”这就没什么可怪的了。安妮特的罪名可疑，她猥亵了谁？是男人的目光吗？而民国时期，洗澡与游泳在大众眼里被严格区分开来，倒真是自杨秀琼始。
　　杨秀琼在那次运动会上一人包揽了女子游泳5项金牌。一夜成名，“美人鱼”雅号红透大江南北。一时间，大姑娘游泳蔚然成风。在北京，有3名时髦女子酷爱在公共游泳场模仿杨秀琼，因其中一人微驼，被称为“美人虾”；又一人口阔，被呼为“美人蛙”；再一人肤略黑，众人遂称之为“美人龟”——这都是民间笑谈，摆不上台面的。
　　能摆上台面，被当成报纸娱乐头条的，还是那些围绕着杨秀琼的大人物。其时民国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负责主持运动会事宜，所以在杨秀琼再从广东东莞老家来南京作游泳示范表演时，他楼台近水，竟亲自驾马车到下关车站去迎接。照片登在报纸上，轰动非常。据传，褚还有意巴结行政院长汪精卫，要把杨撮合为汪的小妾。此说未必可信，因为汪夫人陈璧君是有名的母老虎，褚民谊如果有那么大的胆子，也不至于后来投靠日本人做了落水的汉奸。当时的漫画家张光宇据此传言曾做一画，愁眉不展的汪精卫眼望玻璃缸里的美人鱼，徒唤奈何——这倒可能是汪精卫的真实心态吧。
　　遥想当年，有关杨秀琼的新闻足足热闹了个把月，报章杂志连篇累牍，连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在庐山接见了她们一家。连鲁迅也被惊动了，在给徐懋庸的《打杂集》写序时忍不住说了一嘴：“简直捧得令观者发生肉麻之感，连看见（杨秀琼）姓名也会觉得有些滑稽。”要知道，他老人家一向是不喜欢谈风月的，可一旦谈起来，也是十分入骨，因为他又说：“契诃夫说过：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
　　而真正在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是一位当时名扬上海滩的相学大师韦千里，他在报纸上公开为杨秀琼批八字。这按理说女子的八字应是最高机密，看今天的明星们哪个不对此讳莫如深？可见，那会儿，明星的经验还不太足。大师说的，也不过是些两可的话。他说杨十九年华春心动，这不用他说，那时节女子尚早婚，19岁再不嫁，就老家里了。大师又说，杨晚年“危如累卵”，凭什么呢？就因为杨属羊！这一点，大师也从俗了。是的，杨晚年，在风光的意义上没能再上层楼，混个第一夫人第二夫人当当，可是，一个女孩子，15岁即已登顶人生，夫复何求？多少属马的女人在厨房里劳碌了一生，多少属牛的女人在田间挥汗了一生——说到底，活人，就是一口心气的事儿，你若一门心思沉溺于不良的自我暗示，就算你属凤凰，也会在梦里被人拔掉羽毛变成一只鸡！
　　杨秀琼与阮玲玉、周璇是同代人，她们往往挤在同一块娱乐版上。阮与周，倒真是晚年危如累卵，一个自杀，一个疯掉了。而当时的舆论也曾不怀好意地指出过杨秀琼“擅交际”，想来，杨是有着体育人士的直接了当和愣头愣脑的精神，而没有文艺界人士那么多的弯弯绕肠子，因而面对同样的流言蜚语，她却活得相对平静。树不动，风吹得再猛，也不过是洒扫灰尘吧。擅交际，不是罪名。爱体育，在当时也是得到过一些健康媒体的大力褒扬的，甚至都提高到了改变“东亚病夫”形象的高度，如《玲珑》杂志就这样说：“林黛玉式的女子是我们的耻辱，现代人如果没有刚强的体格，便不会有远大的目光和伟大的希望。”
　　周璇：被污辱与被损害的

　　在一般人看来，刘晓庆只有摆布男人的份儿，却从未受过男人的伤害。与她有过纠葛的男人先后有陈国军、姜文、亚丁、伍卫国等等，分分合合间，刘从来没有透露过她因之而情感受伤的半点消息。刘的境遇中有波澜的部分，看起来似乎只与钱有关，包括坐牢。而同为明星，同为女人，周璇却要忍受金钱与情感的双重打击，因而显得更软弱，更无能。
　　《花样年华》是1946年10月香港华联出品的电影《长相思》中的一首插曲，《长相思》讲的是抗战期间游击队员家属在上海的经历，因而周璇原版的《花样年华》当年吟唱的是抗日主题，如今却在张曼玉与梁朝伟的情欲纠缠中作为背景数度出现。“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冰雪样的聪明，美丽的生活，多情的眷属，圆满的家庭。”这里的花样月样与冰雪样，说穿了都不是人样，与仙子们相去不远，所以泥做的男人哪个能配得上周璇？那么，周璇想如愿得到后三种“生活、眷属、家庭”，基本上就难于上青天了。
　　关于周璇，最常见的说法是：“三四十年代女人的时髦表情是典雅而妖媚的，既有周璇那样传统可爱的小女儿态，也有秦怡般雍容华美的丰姿。”小女儿态应该是最容易获得幸福的，可周璇的遭遇却不折不扣验证着“红颜薄命”的古话。
　　周的第一个男人叫严华，坊间舆论都认为，他是周璇的最爱。在他身上，周璇寄托了少女最美好的憧憬。他魁梧，方正，感情丰富，周璇始终把他当作大哥、老师和保护者。周璇的生活中，太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了。周璇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叫作周文鼎，母亲花旦出身，是父亲的二房。直到有一天，智力有问题的二哥哥来她这里要零用钱时，无意间吐出了一句话：“阿爸不喜欢你！你不是阿爸养的！”
　　周璇如坠冰窑，从此，她开始花费一生的时间来找寻自己的亲生父母。不知自己的出处，非亲身经历者，无以体会其中的苦楚。这种寻找，是周璇至死不醒的噩梦。但周璇和严华婚后的快乐并不持久。绯闻，今天令很多小星星求之不得的绯闻，却使当时的周璇以为严华有了外遇，也令严华误会她另结新欢。冷战之后吵闹，吵闹过后周璇出走，两个人的婚姻终于走上不归路。
　　明星毕竟是明星，后世人容易看到她的苦，她的悲，可她自己该知道，她也是独享过无数荣华与风光的。因此，有时候，她也容易太把自己当回事，这可能是直到今天很多明星婚姻不幸福的因由。周璇与石挥的失之交臂，恰可用这种心态来解说。
　　周璇早就看过石挥的戏，他维妙维肖地塑造各种人物，成为周璇心目中崇拜的偶像，但两人见面时，谈话虚虚实实，感情真真假假，在生活中也像在演戏。直到1946年周璇去港前，两人依依惜别中才互吐衷情。在香港，周璇不断听到身边的人告诉她石挥对她的爱情日渐淡薄，甚至还有上海版的小报为证，并不断怂恿她与石挥分手。这一切如一股冷气，使周璇复燃的爱情火苗渐渐熄灭。周璇回沪后，与石挥的见面是客气的寒暄，周还没来得及责问石的负心，石就以刊物上周“决不与圈内人配成佳偶”的话来反问了。一阵难堪的沉默，一对艺术家的恋史，就这么匆促地结束了。
　　这样，一个名叫朱怀德的年轻商人捞到机会了，他不但四处奔走为周璇介绍医生治病，还时时关心周的积蓄，为她经营，使她得到三倍盈利。朱怀德表现得既体贴又有能力，周不能不动心。1949年春，周璇与朱怀德同居了，并将全部积蓄交给朱。朱带着钱回到上海，却如黄鹤般杳无音讯。
　　1950年，周璇带着朱怀德走后产下的孩子回到上海，谁知朱怀德已经与一名舞女混在一起，见了周璇怀里的孩子竟说：“这孩子，恐怕和你自己一样，是领来的吧?”这出人意外而又刻毒无比的否认，破灭了周璇对他的信任和幻想。彻骨的寒冷浸透了周璇，当她拍摄她一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和平鸽》时，“验血”两个字，像突然的闪电刺破她脆弱的神经，她假戏真做，绝望而痛苦地哭起来，在惨楚的哭声中不断哀诉：“是你的骨肉，就是你的骨肉！验血！验血！”
　　周璇疯了，从此，整整5年，周璇一直被困在另一个世界里。今天谁要提起一句“金嗓子”，没准大多数人都会不自觉地接一句“喉宝”。商业时代，怀旧已是如此不合时宜，空留慨叹，是落寞文人在角落里的哀鸣。阮玲玉早早地死了，周璇却晚晚地疯了，谁的结局更好？这样的问题不能想，一想起来，顿时心生怅惘，兀自心痛无人知。1957年，周璇的病情才得以好转，在此期间，她与一直热诚而殷勤地照顾她的唐棣先生，相处日久，发生感情，两人结合，生下一子。但是同年9月22日，她就去世了。
　　29年之后，周璇的两个儿子周民与周伟，因为遗产问题，把他们的养母黄宗英告上了法庭。依当时的社会风气，黄宗英还颇以当被告为耻，不像今天，有些人会用先当被告后当原告来为自己赚名赚钱。
　　胡蝶：当美女遭遇赖或无赖

　　1977年春，我读小学，任少先队大队干部，在很多个星期三的下午，要到学校去，和老师们一起听校长宣读批判“四人帮”的内部材料。那是些沉闷的昏昏欲睡的午后，只有听到“江青向蒋介石献媚”时，大家的精神才会为之一振。我并不知晓献媚的具体意思，但凭少年的直觉，知道那应该是发生在男女之间的一种不好的行为。一个女人，居然向反动派的头子献媚，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除了阶级仇之外，对江青的痛恨又有了更深一层的动机。
　　多年以后，看胡蝶的传记，又一次体会到了这种震惊的感觉。胡蝶，中国第一代电影皇后，堪称佳人如玉，岁月似梦，她的弯弯笑眼和湿湿眼神有着谜一样的魅力，浸透着既人间又天堂的芬芳。可她，却曾委身戴笠，那个在历史课本中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那个在影视剧里阴险狡诈，整天与辣椒水、老虎凳为伍的人！如果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表达的毕竟还是一种惋惜，那么胡蝶与戴笠的勾连，简直会让我们在不自觉间对她也鄙夷起来。
　　那么，这种鄙夷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鄙夷一旦发生，我们就对一些基本事实也视而不见了呢？今天，越来越多的史料披露，戴笠并不是那样一个歪戴帽子三角眼的恶人，况且，退一万步讲，就算真是一个从地狱里偷跑出来的恶魔，也会有一个人该有的正常情感欲求吧，因此他对胡蝶一见钟情，很真实，很可理解。但我们还是会觉得，一个电影巨星，一个特务头子，两个人的生活层面相差太远了！有史家披露，为把胡蝶追求到手，戴笠使用了特务手段，以求速成。最糟糕的是，当时正值抗战，胡蝶本来藏在香港，想过小户人家的日子，不想却被日本人发现了，日本军方逼她去日本，要拍一部观光旅游纪录片《胡蝶游东京》，借中国大明星给大日本皇军及“中日亲善”歌功，胡蝶只好与丈夫潘有声一起逃往内地。
　　逃难途中，兵荒马乱，胡蝶托人运送的三十大箱物品被劫走。消息传来，胡蝶当场晕倒，那是她半生的积蓄，以后可怎么活？此事被胡蝶在上海的朋友杨虎知晓，马上通知了戴笠。戴老板大喜过望，这真是一只天鹅拴着红线从天而降。他马上给他的军统特务们下了死命令：找不到东西提头来见！整个机构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迅速运转起来，黑道白道，多管齐下。可是几个月后，还是没有头绪。戴笠坐不住了，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高招，他先把胡蝶委托的转运人抓到监狱，给了个侵吐他人财物的罪名，以造成人赃俱获的假象，然后，他手掐胡蝶开列的失物清单，派大小特务们四处购买，到底凑满了三十大箱，封好，送到了胡蝶的面前。
　　即使胡蝶是个傻子，也该能看出来此箱非彼箱吧，但胡蝶却领了戴笠的情，照单全收了。此后，戴笠有事没事就往潘家跑，尤其盼着胡蝶时不时地病上一场，他好借机问医送药，在病床前嘘寒问暖。要知道，抗战的艰难时期，医药奇缺，往往是一支金鸡纳霜就能救人一命。值得说明的是，戴笠在胡蝶面前，一直表现得像一个合格的情人。柔情蜜意，风情万种，小心呵护。老牌特务沈醉说过：“戴笠得到胡蝶后，行为稍好一点。”然后，戴笠利用手中权力，给赋闲在家的潘有声找了份工作，送他到了昆明。潘有声一走，戴笠趁虚而入，与胡蝶秘密同居就水到渠成了。
　　据野史载，胡蝶也是以此为耻的，还曾从戴公馆偷跑一次，被戴的副官劝了回去。直到1946年，戴笠乘飞机失事于戴山，胡蝶才重获自由。
　　当美女遭遇无赖，当场受害的是美女，被旁观者和后世诟骂的还是美女。这是我们的传统里代代相因的成例。我们不去清剿罪恶的渊薮，却对浮在死潭表面的泡沫痛心疾首。而那些被我们称为无赖的人，恰恰都是有“赖”的。如果真是“无赖”，走私贩毒行贿受贿欺男霸女一类的事会少很多，世界也会太平很多。
　　我并不想天然就把女性看作受害者，无原则地为她们辩护，我只想说，无视罪恶之源，放纵那种病态的打探和偷窥欲，并添油加醋渲染细节，对这种无良行径，我们自己要有足够的警省。
　　林徽因：良家妇女

　　几乎所有传奇与传记，都津津乐道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故事。而在徐失事后，林徽因写过一篇《悼志摩》，自称是比徐“年轻许多的一个小朋友”。这“年轻许多”不只是说在年龄上她比徐小8岁，更强调徐志摩与她父亲是好朋友。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声明，直接把徐奉到父执辈分上，同时暗示了自己当年的不谙于世事。徐志摩可以沉迷爱河，她却并不随之深陷。
　　梁从诫说过：“母亲（林徽因）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也就是说，对徐志摩，林徽因说喜爱也好，敬佩也好，却不能说恋情。人家没爱上你，你就是天大的才子又如何？后世戏文硬编出的缠绵悱恻情爱，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而我一直更感兴趣的是另一个影子一样的主角，梁思成，他守着这样一个惹人的妻子，是如何克服嫉妒与危机感，从而达成内心平衡的？史家一般认为，徐志摩与张幼仪因性格及思想差异离异是必然的，但林徽因的出现大大加速了这种必然。梁思成与徐志摩，居然还是朋友，从未听过两人为林闹过恶言恶语，甚至徐死后，梁还飞赴济南为其操办后事。
　　梁思成的肚子里，到底有几条船？这还不算，据说，林徽因还拥有着一个为了她终生不娶的爱慕者，哲学家金岳霖，就住在梁家小院的旁边。梁氏夫妇的起居室有一扇小门，通向金岳霖的房子。通过这扇门，金常常被喊来参加梁家的聚会。梁思成如此自信，凭的又是什么？
　　梁思成是一名建筑学家，他身上有许多引人注目的东西，例如他在建筑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建筑保护方面付出的努力以及在历史传承主张上招致的批判……此外，拥有声名显赫的父亲也加深了人们对他的注目程度。像老舍与鲁迅的儿子后来没有成为大作家一样，梁启超竭力用父亲和学者的双重权威影响着梁思成，使得在清华就读时即显露出政治头脑的梁思成最终选择了潜心于建筑的道路。这些都是“公众注意度”，那么，曾牢牢吸引了林徽因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林徽因的美丽与梁思成的才华珠联璧合，他们一个活泼，一个沉稳，在性格上属于超稳定的互补结构。他们不仅有相似的成长背景、同样深厚的东西方文化修养，还有共同的研究领域和钻研方向。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他们克服安全的威胁、交通的不便、物质的匮乏、健康的障碍，像两只猴子，携手攀爬了无数的亭台楼阁，勘测了一座又一座的古代建筑。
　　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建筑毁于后来的天灾人祸，是他们绘制的图谱为那些消逝了的建筑留下了永恒的身影——试想此种生活，与徐志摩可能提供的吟花弄月诗词曲赋不夜天相比，是不是要扎实许多？
　　未能娶到林徽因，实在是徐志摩的遗憾。就在徐志摩为维持陆小曼原有的生活水准而四处奔波的时候，林徽因正在以一个良家妇女的角色全心为梁操持家务。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如同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妈妈。中国的传统要求她照顾妈妈、丈夫和孩子们，监管六七个仆人，还得看清楚外边来承办伙食的人和器物，总之，她是被要求担任法律上家庭经理的角色。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有一件趣事可以反映她那一段时间的典型生活。有一天一群名流正在梁家饮酒作乐，仆人陈妈惊慌地跑进来报告说，在梁家高墙的西边紧邻，房顶上裂开了一个大洞。她说那里的房客穷得修不起房顶，求林徽因向房东说说。就像平时一样，林徽因马上放下一切去调查这件事。她同房东一说，发现房客住3间房，每月只付50个铜板的房租。房东说，现在房客的祖先二百年前就租用这房子了，每月付固定的租金。由于是同一个家庭一直住在那里，房东不能提高房租，也就不愿意掏钱修理。林徽因没有办法，只好自掏腰包，给房东一笔修理房顶的捐款。
　　一种选择就代表了一个方向和一条道路。林徽因可以写出这样曼妙的诗句：“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音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又能安闲地过着风清云淡的良家妇女生活，如果想赞美她，可以用这样一些词：刚强、克制、明朗、大气。总之，是健康。
　　毛彦文：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毛彦文的情爱故事，最适合琼瑶阿姨来讲。不止三角，超过四角，男主演们与毛彦文的距离远近不等，由此产生的不规则矢量犹如乱箭飞蟥，纵横交错；又若流星化雨，说不定，就伤了谁的心。
　　毛彦文生于大户人家，父母相对开明，因此有机会成为民国第一批知识女性，读中学，读大学，还远赴重洋读硕士。毛彦文9岁定亲，19岁时夫家抬着花轿来迎娶，她却从后门逃了。这是那个时代的典型故事，后门的锈锁，总是在呜咽的唢呐声已逼近花厅时才訇然弹开。守在门外的，是她的表哥。这一点，也未能逃出窠臼。
　　表哥朱君毅，清华高材生，留美博士。二人两小无猜，亲密无间——那年月，尽管风气渐开，但毕竟有男女不亲之防，而最具方便条件可以名正言顺在一起厮混的，就是表兄妹了——这也就是《红楼梦》里贾宝玉青梅表姐竹马表妹的根本情由。
　　朱表哥去美国留学前，与毛海誓山盟，锦书缠绕，家长们也乐得成全，一桩好事眼见得要花开蒂落，水到渠成。
　　朱君毅的清华同学吴宓，后世的国学大师，却被毛彦文写给朱的情书深深打动，一颗爱的种籽，就此埋下。朱与吴又有同学陈烈勋，把妹妹陈心一介绍给了吴宓。陈心一与毛彦文是同学，吴曾托毛彦文了解陈心一的情况，算起来，毛彦文该是吴宓的媒人。其后，朱君毅学成归国，突然变了心，要与毛彦文解除婚约。能说出口的原因是他接受了现代观念，认识到了近亲结婚的害处。但在毛彦文看来，此是借口，6年苦候，青丝白发，一朝成空，她无法接受。毛泪眼婆娑求吴宓劝朱回心转意，未果。这样，吴又成了毛的媒人。原来，朋友妻，有顾忌；现在，媒人要往花轿里跳了。吴宓与陈心一离婚，决绝地抛妻别子，苦追毛彦文不休。这一段情丝缠绕，怎么一个乱字了得。
　　吴追毛时，每次写信，总念念不忘说某年从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生爱慕和幻想。毛彦文心口哪块疼，难道吴宓不知道？他这么往伤疤上捅，好像是在故意胡来，毛彦文的反感一日深似一日。难怪活到一百余岁的毛彦文，耋耄之年对吴宓的评价依然是：“书呆子！”
　　毛缠朱，吴追毛，一场三人马拉松，漫漫无穷期。等到毛彦文心灰意冷时，抽身而退，一场游戏戛然而止。毛彦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疗伤法子，只不过是暗下决心，要干一番大事业。可是干什么好呢？此时，恰金陵大学的同学熊芷请毛去北平散心，毛就离开了南京这个伤情之地，只身北上。
　　这个熊芷，有位大大有名的父亲，熊希龄，前清翰林，曾任奉天盐运使；民国后，又做过财政总长、国务总理，领导着梁启超、孙宝琦等，是所谓的“名流内阁”。其后他脱身宦海，全力创办香山慈幼院，聘李大钊、蒋梦麟、胡适等组成评议会，摸索出一套科学而实用的现代教育方法，把个孤儿院办得无比红火，人数最多时，达一千六百余人。毛彦文到北平后，在熊芷的陪同下，参观了熊希龄主办的香山慈幼院。恍然间，毛觉得，这就是自己该干的事业啊。
　　而当时，熊希龄已丧妻4年，依然悼痛不已，因之意气消沉，甚至已无心打理慈幼院业务。也许是大家从毛彦文的眼里发现了火花，也许是熊芷爱父心切，于是推举熊希龄的内侄女朱曦出面，极力鼓动熊希龄向毛彦文求婚。熊听说过毛，对毛的评价是“民国奇女子”。毛也犹豫，毕竟年龄差得太大了。只是，转念一想到“事业”两个字，心一动而不可收拾了。
　　1935年2月，熊与毛，在上海办婚礼，《申报》有这样的报道：“前国务总理熊希龄氏，现年66岁，悼亡四载，昨日下午三时，借慕尔堂与毛彦文女士行婚礼。毛女士为留美女学生，任大学教授，芳龄三十有八，红颜白发，韵事流传，沪上闻人咸往道贺，汽车塞途，极一时之盛。”
　　毛彦文对熊希龄只提了一个要求，必须剃去他蓄留了20年的胡须，熊希龄欣然听命。一场风花雪月事，就此有了一个喜剧的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