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是怎么讲故事的？ 南方周末 2017-09-20 16:57

甲丁

花鸟瓷瓶陈列在展台之上，它的过去被概括在小小纸片里（资料图/图）
“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瓷器之美曾被万千诗人歌颂，缘于高温窑制的绝妙产物集合了先人的超高智慧与巧匠心思，伴随着大西北沙漠的驼铃声响，海上船只也开始抛锚起舵，瓷器一路漂流远航。
16世纪，瓷器引进欧洲一度引发轰动，成为只有富人才用得起的时髦器具，知识分子和贵族阶层将瓷器陈列在他们的珍宝柜里。当瓷器热传染至中产阶级，“人们为瓷器疯狂，不惜四处借债，甚至破产，倾尽家财也要购入瓷器”，英国小说开创者丹尼尔·笛福形容道：“你得把瓷器放在餐桌上，书桌上，放在橱柜里，一直摞到天花板顶上。”
自白书数千年来，薄如纸、声如磬的瓷器留给后人无限的美学研究价值。然而人们欣赏瓷器时，多围绕着胎质、瓷身、纹饰、釉色、花纹等品鉴一二，而它的底部鲜少被暴露。瓷器底足多为裸瓷，即露出瓷胎之处。这胎土看似不起眼，从中却可知材质，圈足周边的旋切痕迹，体现制作工艺。最有价值的瓷器自白书也在底部：款识，一种书写或刻画的文字、图案，往往在珍品的真伪鉴定过程中能起到关键作用。

虎子，储水用，因口部或柄处塑类似虎头得名（资料图/图）
现存最早带有铭文款识的瓷器出土于南京中华门外赵士岗一座三国时期的吴墓中，这件闻名中外、造型独特的东汉越窑青瓷虎子上刻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集制作纪年、烧制地点和窑工姓名为一体。赤乌是东吴君主孙权的第四个年号。据记载，公元251年，曹娥江中游一带瓷土和燃料充足，交通便利，上虞的瓷窑体系已颇具规模。与历史记录的吻合，使款识成为该瓷器鉴定的第一手真实信源。
尽管早期有迹可循，直至唐代才出现极少量款识，如越窑瓷罂所刻的墓志铭，长沙窑所书写的作坊名款识“卞家小口天下第一”。这一情况在宋代并未得到改善，款识仍较少见，磁州窑瓷有部分写有“张家造”等款识，闻名的景德镇青白瓷中用墨汁题写的姓氏和作坊款识，如“吴家合子记”、“段家合子记”等，是在烧制后题上的，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底款。
在元朝鼎盛燃烧，堪称文明奇迹的元青花除了极少量出现在瓶身的至正年款外，均没有底款，增加了遗世稀少的元青花堪实验真的难度，最著名的标准元代器物，是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两只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颈部青花所书楷体“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就是至正年款，与其他没有款识的元朝断代器物比对后，确认是真迹无疑。
可以说年款款识是侦查存世稀品的一大利器，明太祖朱元璋年号为洪武，虽然史料对当时的制窑情况有所记录：早在洪武二年就已设立御窑厂烧造，但现今并没有发现洪武官窑款识传世瓷器，反而在江西玉山先出土了一件年款民窑青白釉瓷罐，刻有“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造此”，尽管款字不是十分工整，依然是辨别产出朝代的有力佐证。
“经典款”的帝王年号不能随意使用。康熙十六年，浮梁县令曾下令：“禁镇户于瓷器上书写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在此之前，康熙年间民窑皆书有年款。不识字的匠人们随意在底部涂抹挥洒，草草几笔，别具缭乱的艺术感。
历史学家们曾对元朝皇帝是否喜爱瓷器颇有争议，忽必烈在开朝的第七年就设立浮梁磁局，出品的“枢府”瓷器更是宫廷意志的集中体现，元朝新创的卵白釉和历代最高的元青花印证了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将信仰的蓝天、白云、青草等元素移情到了瓷器上，它们的灵魂就这样镌刻在了与草原文明千丝万缕的联结之中。
时代的美与伤痕历经几个朝代的流变，款识近乎止步于单一的纪年款，百花齐放式的灿烂发展始于明朝，明宣德时迎来题写款识的第一个高峰。款式多样丰富，有楷书、隶书，六字或四字，单双行不限，草书的“福、寿”样式，可书写于器身任何位置，无怪乎有“宣德款识遍器身”的说法了。
宣德朝官窑器有相当一部分大件瓷器底部并不施釉，烧成后有火石红，略显斑驳，如果再往上题字根本无法清晰辨识。客观条件限制下，不必一味在瓶底注写年号，这反而促成了自由创作款识的热潮。但这一特权仅限于官窑，民窑并不被准许在器身题款，两种窑厂在制作生产上的不平等已渐渐拉开帷幕。

开元寺藏黄地绿龙纹彩瓷碗的底部写有天启年制，是纪年款款识（资料图/图）
之后的28年里，三朝帝王的政策高压令瓷器生产陷入了最混沌的时代，在传世作品和非景德镇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一件可以确认为这三朝的官窑瓷器。《明史》记载，英宗于宣德十年正月即位，曾一度减免征役、造作，御窑厂亦曾停烧。
减免瓷器的生产还仅仅是危机来临的开端，正统三年，“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几年后，官府勒令生产彩瓷者处以死刑，瓷器生产转入地下，瓷器贸易以走私方式进行，要冒极大的生命危险，因此，这段瓷器史上的“空白期”，绝少有题款者。
明末，款识由文字款到动植物款、花押款等，富有文人气息的斋名和堂名款亦大量出现。康熙年间发展更甚，创作类型达到历代之极致，并且文人特色愈发浓厚了。此时的款识更多的发挥艺术价值，成为瓷器的附属装饰，可以大大增强其艺术性。
从款识发展的缩影中，可以窥见不同历史阶段的审美情趣演化规律，由上及下的主流文化也赋予瓷器款识鲜明的特色烙印，它不仅是一种鉴定手段，而是从属于瓷器艺术创造本身的一部分，无法被割裂或是忽视。
自上而下的文明工匠们用高超的上釉技术将高岭土和松香杂糅在一起，要烧制出质地坚硬，光滑洁白的胚体。没有温度计的古代，手艺人仅凭经验来断定窑内的高温点，瓷器出窑，浑然天成。
瓷器从初创、发展到成熟，已深深融入历史发展的起承转合。它不单单是一件物什，窑制加工背后是交织在一起的权力、艺术、文明与商业贸易。而款识就是除却瓷器样式外，这种种因素的最直观的体现。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发展程度、文明程度各不相同，瓷器的款识也在不停变化。这和官窑仅供上贡和宫廷御制的工作特性分不开。它出品的瓷器“千中选十、百中选一”，色调如美玉淡雅光润，装饰精美绝伦，纹样秀丽典雅，除了顶级的精致以外符合宫廷兴趣是硬性要求。
受宗教影响显著的明朝，代表道教吉祥语和祈福语的句式颇多，如万福攸同、富贵佳器等。帝王的喜好在一定程度上也主导了当时的文化偏向，明宪宗朱见深认为题款随意布局在瓷器瓶身会影响整体的美感，因此出土的宣德款瓷器胎体轻盈小巧，绝大多数款识只题在底部。
宋朝文学教育昌盛，推崇理学，从宫廷到民间都流行讲经，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瓷器手工业的创作思想会或多或少其影响。服务于宫廷的官窑瓷器尤为明显，北宋官窑青瓷不论是生活用具还是艺术陈设，讲究理性美，仅用简洁的线条，不追随胎壁的轻薄和设计花俏，色彩和图案纹饰也不过多讲究，反而显得蓬勃大气。
分庭抗礼的民窑与官窑不同，它代表着另一种主流形态，民窑非官方出品，多以商业性生产为主，为满足国内外市场普遍需要的日用瓷和陈设瓷所设。民间制瓷技术成熟度无法与官窑相较，比如款识类型受限，在釉彩的使用上也不能随意挥洒，但不影响民窑的发展程度。《陶记》称，宋朝的景德镇有窑300余座，形成全镇"村村陶埏，处处窑火"的胜景，南宋文学家洪迈在他的《斋隋笔》中就有"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的记载。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亚贸易往来频繁，东印度公司将大量的瓷器通过海上运输输送到红火的欧洲市场，民窑的发展亦代表了该朝代的开放性与商品经济发展、对外贸易状况。闭关锁国的清末，瓷器生产日趋艰难，连款识设计都多数模仿前朝旧款，仿古之风流行民间，少有创新精神，这与清代国力江河日下，国内外瓷器市场大幅度衰退缩水，匠人们的创造积极性日益消退有关。

G20峰会国宴所用瓷具，古典意境的水墨画完美呈现在现代餐桌（资料图/图）
中国古代瓷器是领先全球的先进行业，尽管拥有富裕的高岭土，16世纪的英国科学家们依旧对瓷器的制造绞尽脑汁，他们对制瓷技术一无所知。《葡萄牙王国记述》里赞美中国瓷器：“这种瓷瓶是人们发明的美丽的东西，看起来比所有的金、银或水晶都更为可爱。”日本在奈良时代引入唐朝的烧窑技术，奈良三彩釉陶由此诞生。
后来，工业化的进程推进了各国瓷器技术的快速进步，英国的骨瓷，德国的麦森瓷器都在销量上遥遥领先。与之对比，中国传统制窑坊一间间关闭，当盛极一时的瓷器被当作填充铺路的碎片，古代花鸟鱼虫的单调复制已然毫无意义。技术与文化的保存看似寸步难行，聪慧的先人早已为人们指了一条明路：继承与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