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一卖兰花豆的小贩从长沙带来的故事，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

华忠

1910年，一卖兰花豆的小贩从长沙带来的故事，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                          2021-07-09 00:14                    
                          

1910年4月，长沙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从逃离长沙的兰花豆小贩传出变成“故事”，传播到长沙周边的乡村城镇。而这个故事同样来到韶山，通过大家愤慨不满的议论纷纷，传到一个正是爱思考的年纪——17岁少年耳中。数十年后回首望去，他对一位美国记者敞开心扉提起，不禁感慨：湖南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当年那位17岁少年正是毛泽东毛主席，而美国记者则是《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

韶山，中国古代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因5千年前舜帝南下巡视，在一座山上奏响“韶乐”，吸引凤凰来舞而得名。韶山真正被中国人所铭记、永不能忘，是在近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清光绪19年11月19日（1893年12月26日），韶山冲一户农民家出生的孩子，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

这户农民的男主人名叫毛贻昌，生下的孩子是个男孩，取名毛泽东，字咏芝（后又改润之）。毛泽东的出生给毛家带去生机与希望，在他之前，毛家有两胎婴儿在襁褓中夭折。母亲说什么也不愿意再看见自己的孩子在自己怀抱中离世，她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健健康康、平安长大成人。

毛母抱着毛泽东，回到娘家旁边的一座石观音庙——供奉的是一块巨石，叩拜起来。毛母“自作主张”，未经毛泽东的“同意”，给他认了个干娘，为此还取了个小名：石三伢子。没有文化、地道农村妇女出身的毛母，实在不知道除了这个办法，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够挽留住自己的这个孩子。

韶山毛氏，是个“大家族”，族谱追溯原籍可到江西，时间可以到明朝开国年间。韶山毛氏的始祖是毛太华，跟随明太祖朱元璋南征北战，随军至南澜沧（今云南一县内）娶妻生子。大明洪武13年，年老半百的毛太华不知何原因，移居湖南湘乡县；10年后，他的两个儿子又在湘潭县韶山冲落户。

绍山，群山环绕之地，位于湘江中游地段西岸四十里处，是湘潭、宁乡、湘乡三县交界之处。韶山人，以农业生产为生活根本。毛氏也不例外，务农为生，传到毛泽东父亲毛贻昌这代，已成小有余财的富农，距毛氏先祖来到韶山此地，大概有20代人、500年时间了。

韶山跟同时期中国其他地方的乡村一样，都是封闭且贫穷，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模式。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是地道的庄稼汉，没什么大本事，十分老实敦厚，因生活困难将一部分祖产土地典当给了同村的别人。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长大后，因家中负债在湘军当了几年兵，增长了不少见识，也攒下了一点钱。回乡后，毛贻昌用当兵挣来的钱赎回当年父亲毛恩普典当出去的土地，还多买进了几亩，家中也有22亩地，每年起码能收80担稻谷。

毛贻昌颇有经营手段，自制过一种流通纸票，资本滚到数千元，这在当地也算是个小财主了。旧时代的中国，农民艰苦奋斗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只要做到勤俭节约、精明自律。毛贻昌便是典型例子，毛家由贫转富，离不开毛贻昌。毛贻昌的性格，造就了他的成功，也让他产生了用自己人生经历摸索出来的生活模式去培养儿子毛泽东。

毛泽东目睹了自己家中的一切变化，也看到了父亲脾性的积极处。他从6岁开始从事力所能及的农活家务，识字后给父亲记账。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有两年时间成天跟着家中的长工一起下地干活。少年心性的毛泽东怎会乖乖听话，产生逆反和不情愿的心理也是正常，父亲毛贻昌没有采用怀柔的手段释怀这一切，而是用强力手段镇压，不过这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帐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子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毛泽东还回忆道：“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帐，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毛贻昌教育出的孩子，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去，起码什么农活都会干，有着吃苦耐劳、勤劳朴实、不畏艰苦等品质。

毛贻昌希望毛泽东能跟自己一样，变成一个生财有道的俗人，继续壮大毛家产业。毛泽东一做出不符合毛贻昌认知“范围”之内的事，就会被施以高压手段管教，父子矛盾随之逐渐显现。1906年的冬天，毛贻昌设席宴请生意上的那些伙伴，特意吩咐13岁的毛泽东好好招待客人，不要怠慢了。毛贻昌的本意是想毛泽东认识这些人，留个印象结一份香火情，方便以后继承自己的事业。

可毛泽东并不喜欢这样的来往和招待，表现出一副极不情愿的态度。毛贻昌生气，骂毛泽东懒惰惫懒、为子不孝；毛泽东一反常态，没有再默默忍受，而是当着宾客的面反驳，“父慈子孝”是只有“父慈”之后才会有“子孝”。毛贻昌听后更加愤怒，举手要追过来打，旁人连忙去拦着劝着不要打。

毛泽东直接跑到家门口的那口池塘，大声说：“你再逼过来，我就跳下去。”其实呢，毛泽东是会游泳的。经过邻居、宾客和母亲的调解，父子首次正面交锋和平解决。经过此事后，毛泽东也悟出了一个当时很多中国人不能明白的道理：顺从示弱，只会带来更多的打骂，唯有反抗，才能保护好自己。

毛泽东14岁的时候，毛贻昌给他找了一个18岁的媳妇罗氏，包办婚姻，也是为了让家里添加个劳动力。毛泽东选择了反抗，不承认这门婚事，不跟她同居。毛贻昌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罗氏作为长子毛泽东的原配妻子，写进毛氏族谱。这默默的抗婚，应该是毛泽东对父亲最大的“不孝”，除此之外别无其它。

相比较父亲毛贻昌，毛泽东更喜欢的是母亲文七妹；文七妹与毛贻昌结婚生5子2女，夭折了4个，仅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3兄弟。文七妹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默默干着活，默默抚养儿辈，默默做善事。母亲淳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性格，在言传身教下让毛泽东从小乐于助人，诞生善良为人、同情贫弱的品德。

灾荒年月，文七妹常常背着丈夫毛贻昌给那些实在活不下去的人送米；有时逃荒的人上门，文七妹也会送米。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母亲的影响下是信佛的，对“积德行善”、“因果报应”等理念颇为相信。

有农户卖猪毛家，毛贻昌叫毛泽东去收猪，当时猪肉价格涨起来了；农民知道后连连叹气，对毛泽东说自己运气不好，富人家少了几块钱不要紧，穷人家少了几块钱却不知道从哪里补。毛泽东听后，自作主张把这桩买卖搅黄了；事后被父亲毛贻昌臭骂一顿。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和母亲文七妹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给同学的信中写到一句：“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文七妹给毛泽东带去的影响，是绵延全中国的。

毛泽东从小不喜欢枯燥难懂的经书，儒家传统读物四书五经虽有读过，但志不在此。可他凭借着超强的记忆力天赋和理解天赋，学得相当可以。后来行军打仗、执政发展等所用到的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的观念，也是从这里来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老师口中不可多读的闲书，是毛泽东最爱读的；学堂里，他用课本藏着读；在家里，他用布遮住窗户读（害怕父亲发现有灯光）。

毛泽东读完故事，还会跟小伙伴和村里闲坐着的老人们讲述闲书中的故事。从这些没有种田的农民，都是文臣武将、书生皇帝等“大人物”的闲书里，毛泽东进行了思考，为什么小说的主人公们都是不用种田，却是饿不到的？毛泽东认为这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是与生俱来的吗？好像是，好像又不是，毛泽东猜不透、想不明白，只能多读多看多想。

《水浒传》是毛泽东长期捧在手上阅读的书，里面“反对不平等的农民们”是他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们是敢于反抗、无畏付出的勇者，他们的造反源自社会的逼迫，他们不是真正想造反。看完小说里的故事，毛泽东经常会想，现实世界里也是这样吗？也是这么黑暗、无助吗？直到有一天，从当时长沙口口相传来的一个“故事”，解开了他心中的疑惑。

卖兰花豆的湘乡小贩从长沙城逃出，一脸恐慌和震惊地把“饥民暴动”的故事娓娓道来。那是在1910年的4月，因灾荒年粮价飞涨，有人全家跳塘自尽，有人沦为乞丐露宿街头，还有一部分人到巡抚衙门请愿，请求官府出粮赈灾。巡抚衙门没有选择赈灾，而是用暴力进行驱逐——枪击赶人，当场有14个人被打死，中枪打伤者难以统计。

既然平和的手段解决不了，忍无可忍的饥民们聚在一起，把一无用处的巡抚衙门给烧光，捣毁外国商会、轮船公司、税关、粮店等地方。声势越闹越大，清政府注意到，不分青红皂白，采取血腥暴力的手段，直接派兵镇压，长沙浏阳门外的十字岭（20年后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也会在这里牺牲）血流成河，土被染成红色，被杀饥民的头颅被挂在南门外示众警告。

长沙的故事传来，刚开始大家群情激愤、热烈讨论了数日；可过了几天，大家好像忘记了这件事，该干嘛干嘛。毛泽东因为这件事久久不能平静。那些饥民有什么错，他们只是想活下去，为什么一条活路都不给？毛泽东觉得，参与此次饥民暴动的，大都是淳朴善良的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坏心思，单纯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去造反，想给自己和家人找出一条可以“活”的路。

毛泽东认为，他们是无辜被杀的，他们和自己一样，面对这一事情都无能为力，这既让他痛心愤怒，又让他无奈沉默。大概是在26年后的1936年，毛泽东接受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实地考察记录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说起自己的童年，提到这件事：“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我们学生看到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闹了大乱子。”

毛泽东口述的此次饥民暴动，更加细节和符合常理。当时饥民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巡抚衙门请求救济，巡抚没露面，只是找来一个趾高气昂、官面人物告诉他们：“城里的饭多的是，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还不是因为你们懒。你看我，就吃得饱饱的。散了吧散了吧，别来这骗吃骗喝，小心把你们关进去。”

此话一经传出，大家都很愤怒，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开会，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攻进衙门，砍断官府旗杆，赶走高高在上的巡抚大人。眼看闹得不成样子，一位姓庄的布政使骑着大马出来，说着有诚意的话，表示官府会采取赈灾救济的措施。没曾想，上级官府根本不买账，直接以“与暴民勾结”的罪名将其革职下狱。接着来了个新巡抚，调来官兵逮捕“饥民”领袖，抓到后立即斩首示众。

毛泽东的同学单纯地视作距自己遥远、耸人听闻的危险故事，根本不认为这与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则不然，他想到自己的家人也是那样的老百姓，若是自己家人遇到那样的事，自己该怎么办呢？毛泽东把自己带入到那些饥民的角度看问题，感到冤屈和不平。

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很有同理心，用孔子《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话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不过，毛泽东境界已上升到极高的一个高度。第二年，又是青黄不接的年月，又开始闹饥荒了，毛家运往县城的一批大米给有组织的饥民给抢了。毛贻昌气得上蹿下跳，毛泽东却不同情父亲，因为那批大米对他家来说无关紧要，对饥民却是救命的东西，但是他又对饥民的强盗做法不认同。

残酷的世事，让毛泽东生出离开“封闭”的韶山想法，他想走到更广阔的世界，寻找那些悲剧的解决之道。离开韶山之前，毛泽东在父亲每日必看的账簿里夹了张纸条，写着：“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毛贻昌看得懂吗？一点点吧，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毛泽东想向父亲毛贻昌、想向即将离开的韶山、想向即将迎来的大世界说的一句话。

从生活中来，从生活中去，这就是毛泽东处世的态度。那些常人无法真正理解的艰难困苦，本是旁观者的毛主席都有切身体会的感受，从而寻求解决办法。也许，这就是伟人的伟大之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