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文化结构导致日本民族的变态 这是一片落后而又神奇的土地,五千年的文明发酵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其中包藏着太多的柔韧,太多的顽强、太多的玄秘…… 残缺与柔韧 南京大屠杀后,一个外国记者问一名日军:“杀人时,有什么感觉?” 日本人轻松地说,没有感觉,就像在海边剖鱼一样。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照片:手提人头微微含笑的日本士兵,正在乐于比赛杀人的军曹。还有一张照片更为恐怖:一名日军挥刀横劈,跪在地上的中国人尸首分离,飞落的人头定格在半空中,从脖腔里喷溅的血液直刺空中,飘浮的血雾弥漫在图面上,虽是黑白照片,却也清晰可见,似乎还可以闻到浓浓的血腥味。 真是难以想象,在当时的落后条件下,这张照片是如何拍摄的?
在写这一组文章的时候,我也在反复思索着那场战争背后人性深层的一些问题。 虽然战争是残酷的,但人类对生命的怜悯和同情应该是相通的。而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的冷漠、蔑视和残暴实在令人发指。 中日两国都承认是同文同种,仔细研究一下日本文化,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差距太大了,甚至超过东西方的差距。由于地处狭小,四面海啸,又由于长期饱受西欧海盗的欺凌,日本民族绝处求生,四面学习。但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日本学习世界的方法与别国不同:仅取其实用,而舍其根本。比如,对中国文化舍仁义而取其忠勇,学西方工业化而舍其民主制度,对荷兰、西班牙等国仅学习其海盗伎俩。最典型的是日本文字,病急乱投医,拾到筐中就是菜,半文半白,半中半西,各种语言符号搀杂其中…… 这是一种畸型的文化结构。 毋庸讳言,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开放给日本带来了初步工业化、城镇化,也带来了科学教育的普及。但畸型的文化结构必然带来畸型的心理结构。自卑与狂傲、文明与残暴,一面是魔鬼,一面是菩萨;一面是品清酒,赏樱花,温文尔雅,谦谦君子,一面是武士道、法西斯、军国主义,杀人取乐…… 尤其当战争来临的时候,这些狂燥的、片面的、畸型的思维共同挤上了一张狭小的温床,一夜之间便膨胀而大,使一个个表面上文质彬彬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个张牙舞爪的无情怪兽。 ……
而此时,中国还处于农业社会、封建时代,黄牛仍是大地的主角,孔孟诗书仍是灵魂的上帝,民族的思想还沉睡在传统的土壤里……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为了煸动战争,日本朝日新闻社在日本众岛进行了一次“支那人形象”的社会调查,约3000万日本人填写了答卷。 中国人在日本人眼中的“形象”概括为: “愚昧无知,科学知识等于零。” “不团结,互相攻击。” “什么也干不成,连最细小的事情,也不能让人放心。” “做事迟钝,无论干什么事都是慢腾腾的。” “又脏又臭,不懂卫生,是蠢猪。” …… 正是这种极端的长期的落后和贫穷,使日本对中国的领土蒙生了妄想,对中国民众的生命失去了应有的尊重。 说起来,这也是两个民族共同的悲哀。
抗战之前,日本本土只有6000万人,而中国人口为4.5亿;日本只有38万现役兵员,而国民党拥有正规军170万。 但日本似乎罔顾这些,他们对两国军力的估算是一比十,甚至更多。 日本关东军只有1.2万人,而驻扎东北的张学良军队达30万。但日本人视若无物,仍然鸣枪挑战。 战争初期,日本声言:三个月结束中国战事。 对华北,他们曾设想,战场推进到北平南部的保定后,国民党军队肯定会组织一场大会战,进行防御。这样,大日本皇军集中聚歼中国军队,一战解决华北。 “八一三”进攻上海时,日军司令官狂妄地宣称,只需4个小时。 结果呢,他们陷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中。 战争进行两年后,日本第63师团长野副昌德中将无可奈何地在日记中写道:“日军在冀东虽占有点和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飘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 日本军部更是哀叹:中国问题不是一年两年能解决的,需要十年。后来又说,“帝国欲征服支那,非短时间可成,需制订100年之计划。” 这是一片落后而又神奇的土地,五千年的文明发酵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其中包藏着太多的柔韧,太多的顽强、太多的玄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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