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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车马出行图。 (资料片) 车辆的拥有数量,也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繁荣与否的标志之一,古代也如此。《史记·苏秦列传》中,苏秦游说齐宣王参与抗秦联盟,为了增强信心,让齐国领导人觉得凭借自己的实力是可与秦国对抗的,苏秦大肆宣扬了齐国这个沿海国家的繁荣富强,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齐国社会的车辆拥有量很大,尤其是在首都临淄,市区的车辆拥挤到了车轴与车轴摩擦,你的车头顶着他的车尾,他的车轮扛着我的车轴的地步,“临淄之涂,车毂击。 ” 言下之意就是:就凭你们齐国手里拥有这么多车,还怕什么秦国。车多就是强国,这是外交家苏秦的逻辑,而且也被齐宣王所认同。 到了汉朝,经过伟大的诛秦革命和楚汉革命之后,大汉帝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建设,整个国家休养生息,汉文帝连建个露台都想了又想,居然放弃,在这种“萧规曹随”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下,经济居然发展起来了,内需也刺激起来了,大家有钱了,就去买车,当然买的是马车。 汉朝车型更新频繁 大汉帝国也堵车,从西汉堵到东汉,从长安堵到洛阳。 西汉的路面状况,我没有找到直接的描述,但从用车情况可见一斑,最明显的现象就是用车标准在放宽,豪华车在普及,原来首都地区就一辆悍马,如今悍马跟白菜一样多,路面的拥堵也可想而知。到东汉,更有直观的记录,当时的王符教授说:牛车和马车,塞满了道路,“牛马车舆,填塞道路”。估计王教授去上班的时候被堵得厉害,故而有此叹。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可能是因为消费者对车辆的需求花样翻新,当时的车辆产销频率相当快,车型淘汰率也很高,当时的经济学家指出“车不累期”,用车还没用够时限,就淘汰了,车主再追新的车型。 车多了,广大的有识之士却忧虑起来,提出要限制马车的使用,在汉昭帝时期举行的全国经济工作会(盐铁会)上,就有会议代表提出“节车舆”的口号,主要是针对豪华型用车。 其实在之前的前任国家元首——汉武帝,已经对车辆进行课税,提高用车成本,制定了民间车辆的课税标准。除了公用车辆和军用车辆,民间用车和商务用车时要交税的,一匹“马力”的民用车,每两千钱中交税一百二十个大钱,一匹“马力”的商务用车,每两千钱中交税二百四十个大钱,按这个比例算,车越豪华,交税越高。 当时的大法官张汤提议:谁敢偷漏车马税,罚没车主车辆和家产,还要上前线当一年兵。 然而,国家调节用车的效果不是太明显,用车标准还是往豪华型方向发展,当时的豪华型用车叫“侈车”,经济型用车叫“俭车”,“侈车”的市场空间之所以越来越大,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各家“4S店”以豪华车型为主打产品。 副丞相养车挺费劲 作为汉朝的官员,肯定是有私家车的,而且用车有严格的规定,其养车用车的费用也很贵。 司马迁说“马一匹则百金”,则是汉初的用车“油费”,到汉昭帝时候的全国经济工作会上公布的数据表明,一辆豪华车一年的费用为一千石粮食,那时候的一石相当于现在的27市斤,也就是27000市斤粮食。 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我们来看看一位苦不堪言的中央官员级别的车主——贡禹,他是汉元帝时候的御史大夫,这个官职是可以顶替丞相用的,年薪是“中二千石”,也就是比二千石稍高,大概是2160石。听起来挺吓人的,可把用车费算进去,就更吓人了:一辆车年用费一千石,可贡大人一年的工资奖金也就两千石,养车养掉年薪的一半。 那么大一辆豪华车放在家里,一年吃一千石米,人的胃口就得节省了,堂堂副丞相家里,居然吃“糟糠”,穿得也清凉,都是短衣服。而且这费用还不能节省,因为是什么级别,就得用什么级别的车。 既然养不起车,那就整点灰色收入吧?可怜贡禹先生是位清官,只能硬碰硬用年薪养车。他有一回向皇帝诉苦:皇上啊,为了养这辆破车,我卖了家里一百三十亩田呢。 正是基于养车之苦,贡禹先生对社会上的豪华用车标准极为痛恨,他甚至发出这样的狠话:全国的车辆拥有量,应该减掉三分之二:“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 ”这都是给养车逼出来的狠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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