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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物保护六十年之古董沉浮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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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17 21:29:47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文物收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从唐朝开始,人们就将这些人类历史文化的遗存称为古董。通过收藏和鉴赏古人留下的器物与古籍、书画,人们能够穿越历史的长河,与古人对话。
  然而在中国几千年的文物收藏历史中,只有特权阶级以及少数文人墨客能进入到收藏这一特殊领域。
  自汉代开始,历代宫廷都收藏有珍贵的善本古籍和古玩字画,宋徽宗赵佶所收藏的古器物达6000多件,欧阳修、赵明诚等人都是宋代著名的收藏家。
  清朝的古董文物也大多集中在宫廷,今天故宫博物院的许多珍品,便是清朝皇室的收藏。
  近代以后,著名人士张伯驹、李盛铎、罗振玉、徐世章被世人称为近代四大收藏家。
  当历史进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中国的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变化,过去只有少数藏家关注的古玩字画,开始慢慢走入普通人的生活。
  1978年,刚刚从学校毕业的余平,被分配到了位于北京和平门琉璃厂的文物商店工作。
  余平介绍:我是70年代末,1978年进文物商店,当时是作为学生毕业直接分到文物商店参加工作,当时到文物商店经营,应该说在我就业的时候,还是非常好的一个职业选择。
  琉璃厂,是北京最著名的文化街,在这条街上云集了许多古玩字画行业中的老字号。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经营文物的店铺由私营逐步转变为公私合营或合作。1960年5月,北京市文物商店成立,而琉璃厂上一些著名的老店成为了它主要的门市。
  虽然被称为商店,但文物商店却和其它经营机构不同,根据1960年国务院的相关批示,文物商店从纯商业性质改为国家事业单位。
  从北京市文物商店成立的那天起,就有一个明确的任务,那就是收集社会流散文物,为博物馆和有关科学研究部门提供藏品和资料。这一任务完成的情况是检验文物商店工作成绩的主要标准。
  在北京市文物商店1984年,为纪念建店25周年印制的小册子上,人们能够看到它为博物馆和科研部门提供的许多重要文物,其中包括,唐代敦煌彩绘水月观音、宋代马和之《鹿鸣之什图卷》、清雍正时期的窑变石榴尊。
  在为国家收集文物的同时,文物商店也对外经营。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物商店都是我国惟一被允许经营文物这种特殊商品的合法机构。
  文物商店的主要经营对象,不是国内的收藏爱好者,文物商店的门市都专门设有外柜,只对外宾开放,外柜允许出售的文物有着严格的规定。
  余平介绍:当时规定是1795年以下,就是乾隆60年以下,一般的,重复的文物商品,都是可以作为外销,我们叫外汇销售是可以销售的。书画类里边,国家当时有明确的规定,有一个书画销售禁止出境的一个大名单,那个名单之列,都是禁止出的。在那个名单之外的,1795年以下的,一般的来说也是可以作为商品出售。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改革开放以前,琉璃厂一直不算热闹,文物商店也很少有人光顾。
  然而,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开始出现了一批收藏爱好者,而中国民间文物市场,也开始萌芽。
  北京的古玩市场有一个传统,解放前,古玩生意混杂在日用旧货买卖之中。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这种混杂在旧货市场,甚至菜市场中的古玩交易,又开始出现。较早开始文物收藏的一些藏家,都还记得那时的情景。
  马未都介绍:一开始文物有很多时候是在市场,是在当时叫自由市场,后来叫农贸市场出现,就是可能你去一个市场里头,全是卖菜的,可能偶尔有一个摊上有几件东西,那个人协调可能还兼着卖菜,不是以买古董为主的,有时候从乡下来带连东西顺手也就卖了,是这么个情况,慢慢慢慢的就开始有固定的摊位出现,都是以地摊的形式。
  作为国有文物经营单位,文物商店的工作人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文物商店带来的危机感。
  余平介绍:我们长期以来,文物部门自身,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就是国家垄断收购,垄断销售,只管专营,独家经营。这个铁饭碗,在我们文物商店多年以来这样的,但是在80年代末,我们这种优越在逐步被打破,因为当时的,包括像潘家园,还有像古玩城这样的市场,甚至像红桥,红桥市场,实际当时已经在自发的,越来越发展壮大,形成一定的市场优势,形成客观的市场。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文物商店必须改变。
  位于琉璃厂东街61号的虹光阁,从民国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922年开业至今,一直以经营历代金石陶瓷、字画碑帖为主。1960年,它和琉璃厂其它几家商店一起,成为北京市文物商店的门市之一。虹光阁见证了文物商店在1985年发生的变革。
  这一年,琉璃厂完成了翻建工作,但是,一些非文物部门生产的,大量旅游纪念品也随之进入琉璃厂。这对文物商店来说,是不小的冲击。
  大量旅游纪念品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文物商店的生意,与旅游商店的热闹相比,经营文物的店铺显得冷清了许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市文物商店在虹光阁开设了面向国内收藏爱好者的内柜。
  虹光阁的这一变化,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时中国的普通百姓,还在为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努力。当年,常去逛虹光阁内柜的人很少,马未都,就是其中一位。
  马未都介绍:就是吃穿住行的基本问题,比如当时自己也没有房子,比如大家追逐的冰箱彩电这些必备的日用品我也没去买,我只不过就是把,我只不过就是逆向走了,就是把钱先花在这上面了,因为我觉得那种精神上的快乐是别的东西不可替代的。
  在这份内销文物证明书的背后,印有北京市文物局1985年7月发布的,《关于内销文物管理的暂行规定》。按照这个规定,购买内销文物时,购买者必须持有户口薄、工作证,或是其它能证明本人身份的证件。
  马未都介绍:上面还有规定,比如说你买的这个东西不允许转卖,这些都是有规定的,我填过,我现在可能还有那种表呢,当时买完东西给你个表,等于是顺便给你个通知,这东西不许转卖,牟利,也不许赠送。
  允许在内柜出售的商品相比外柜而言,范围更广,为了防止文物外流,内销文物规定特别说明,不能赠送或转卖给外国人。
  尽管与普通商品相比,购买文物有许多特殊的规定,但虹光阁内柜的开放,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文物商品。
  余平介绍:当时确实也有一些人,是成捆的把自己家里,老辈子积攒的一些作品,就是卖到文物商店。因为当时也确实只有文物商店有收购权,所以这个渠道基本集中在这儿。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些文物价格,在现在的人看来,很难想象。
  这几页销售价格统计表,显示了1978年至1986年几年中,一些瓷器价格的变化。
  余平介绍:我印象当时买一个雍正官窑粉彩碗不过也就是300块钱,350块钱这样就能够买到,我们当时这300多块钱这官窑碗,还得是品相比较好,如果有崩有冲有毛病的,可能甚至百十块钱就可以买到,那这个不可同日而语。现在要买一个雍正粉彩官窑碗,应该说是近百万,大价钱,还不一定买到品相非常好的。
  对这一批最早接触文物收藏的人来说,文物商店刚刚开放的内柜犹如一个巨大的宝库摆在了他们面前,并且,这也是当时他们购买文物的主要渠道。
  但是在那时,即使是对这些爱好收藏的人来说,下决心花上好几百元钱买一件文物,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马未都的藏品中,有一张黄花梨百宝嵌龙纹罗汉床。虽然已经十分陈旧,这张床,却引起了马未都的注意。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床围子上的百宝嵌。
  百宝嵌工艺出现于明代,它是在螺钿镶嵌工艺的基础上,加入宝石、象牙、珊瑚以及玉石等材料形成的镶嵌工艺,用百宝嵌成的图案花纹会随着照射光线角度的变化,呈现出各种色彩。进入清代以后,百宝嵌发展成为家具制作的重要镶嵌技术之一,通常百宝嵌工艺多用在漆器上,硬木家具上也有不少,但是在珍贵的黄花梨家具上进行镶嵌,并不常见。由于黄花梨本身就十分名贵,所以黄花梨百宝嵌家具就更显得更加珍稀和贵重。
  尽管十分喜欢,但四千元的价格,却使马未都只得望床兴叹。
  直到1997年,这张黄花梨百宝嵌龙纹罗汉床才成为了马未都的藏品。
  马未都介绍:李翰祥导演当时在北京拍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那时候80年代,1984年,1985年,那时候四千块钱很多了,买不起,他买了,他买了以后,修好了以后,他用了一段时间,最后在,他买了十来年,在1997年的时候,他转卖给我了。床至少有400年的历史了,一个床经过400年的时间,能够经历了我们国家的风风雨雨能到今天,本身就是个奇迹,我们又有缘,对于我个人来说又有缘碰见它,从买不起,到买得起,到最后收藏,展示给公众又是个奇迹,所以有时候我很珍惜这种缘分。
  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对马未都等最早的一批藏家来说,是最黄金的十年,除了文物商店开放的内柜外,处于萌芽状态的民间文物市场,也是他们常去的地方。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民间的古玩市场,都处于半地下的状态。
  这些自发形成的市场,缺乏规范,在这些地下经营场所,甚至会出现法律禁止出售的出土文物。究竟应该如何对它们进行管理呢?最初,政府相关部门对它们只是进行取缔和清理,而且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地丰富,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促进了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而文物收藏的热度也伴随着人们对精神生活的不断渴求而逐渐升温,市场需求已经形成,文物商店这个惟一的收购和经营机构已经不能满足供需双方的要求。
  于是,政府开始逐渐认可民间文物市场,同时也改变了对它的管理方式。
  1992年是对民间文物市场规范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国家文物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海关总署于1992年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文物市场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1911年至1949年间制作、生产、出版的文物监管物品经批准后可以在旧货市场销售。
  就这样,在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形成了潘家园、古玩城等一批著名的文物监管品市场。
  周继海是北京古玩城的老店主,也是一个很早就进入收藏界的藏家,他对古玩城的变迁,有十分清晰的记忆。
  周继海介绍:当时咱们这个叫铁棚,劲松铁棚,这个就是古玩城的前身。那个时候工商局和这个文物局都有监管的部门在这个市场。这样的话呢让大家集中到这儿来卖,别去瞎卖。
  同样是在1992年,还发生了另一个对中国文物市场发展有巨大影响的事件。
  1992年10月11日上午10点25分,在北京21世纪饭店世纪剧场中,被称为“香港第一槌” 的胡文启敲响了拍卖槌。
  92北京国际拍卖会拉开了序幕。
  余平介绍:当时经过几方面筹措,这个商品也主要是通过文物商店的渠道,还有包括当时允许销售文物的比如说文宝斋,华夏,友谊商店等等,就是像这样有文物经营权的一些单位提供一些商品,最后我们最终经过专家审定允许上拍的是595件,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只有不到600件。
  在这不到600件的文物中,包括国家文物局特别批准的232件1795年以前的文物。
  92北京国际拍卖会上最古老的文物是一件西周青铜爵杯。爵杯是一种古代酒器,用以温酒和饮酒,盛行于商朝和西周初期。这次拍卖的青铜云纹爵杯生产年代为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这是经国家特批的232件拍卖品之一,估价为1.1万至1.3万美元。拍卖从5000美元起价,经过几轮竞价,价格扶摇直上,最后台湾商人任兆福先生以2.8万美元竞价成功。
  92北京国际拍卖会,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场公开的文物拍卖。这场拍卖会引发的争论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许多人担心,文物拍卖会引起文物价格上涨,使博物馆等国家科研机构不能再低价征集文物。最重要的是,他们担心文物拍卖会让一些人只看到文物的经济价值,而刺激引发文物盗掘这样的犯罪行为。但支持者则认为,文物拍卖会有利于提高中国文物的价位,促进海外文物回流,也会有利于抑制非法倒卖文物。
  当时,许多国内外媒体对这场拍卖会竞相报道。一些人专门购买50元一张的门票进入拍卖会场,仅仅只是为了观看拍卖的过程。
  马未都介绍:其实1992年的拍卖当时还不对中国人,买东西是要交外汇人民币的,我买过一件,当时我也买过一件,那还是专门换的外汇去买的。那么真正到中国人可以随便买的时候,实际上是1994年底的嘉德公司的成立,1995年瀚海公司也成立,那么这是真正的使文物收藏进入了大众的视野,真正的使这个市场公开化。
  92北京国际拍卖会一年之后,中国最早的拍卖企业陆续成立,文物艺术品拍卖走入人们的视野。
  1993年6月20日,国有的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举办了书画专场拍卖会。
  北京市文物商店下属的,北京瀚海艺术品公司在1994年成立,并且举办了首届拍卖会。
  1993年5月,中国嘉德,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也是第一家综合性的艺术品拍卖公司成立。可是,当举办自己的第一场拍卖时,人们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参加拍卖的文物从何而来呢?
  当时,许多家有藏品的民间收藏者,对拍卖这种形式缺乏信心。工作人员为了征集拍品四处奔波,1994年3月,嘉德的第一场拍卖在经历重重困难之后终于开拍。
  第一件拍品,是吴熙曾的《渔乐图》,被手持一号竞拍牌的香港著名收藏家张宗宪,以八万八千元拍得。接下来,齐白石的《松鹰图》以176万元成交,张大千的《石梁飞瀑》以209万元成交,创造了当时中国书画作品拍卖的奇迹。首场拍卖的成功,让参与者记忆犹新。
  此时,余平已经调到北京市文物局工作,分管的恰好也是社会文物,她参与了文物艺术品拍卖政策的制定。
  余平介绍:当时也主要分管社会文物,流散文物管理工作也和国家文物局共同研讨对文物拍卖相关的一些规定。我们对每一场的每一件标的都要进行严格的审核,同时国家文物局出台一系列文件规定,哪一类文物可以拍,哪一类不可以拍都非常明确,有八类商品是不允许进入拍卖的。我们设有一条叫国家优先购买权。
  2009年5月26日,嘉德春拍的预展正在进行。
  预展会上一些书信,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些书信是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近代名人写给胡适的。这些拍品,来自海外的胡适后人。
  在中国嘉德春拍会开始前,一份《重要声明》引起人们关注。声明上说,政府有关部门将对此场拍卖中的部分拍品按拍卖结果考虑优先购买。当天的拍卖中,第2833号拍品《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第2846号拍品《梁启超致胡适信札》和第2857号拍品《徐志摩致胡适信札》都成为藏家抢拍的对象,最后分别以554.4万元、78.4万元和112万元成交。拍卖师随后宣布,政府有关部门将根据拍卖结果,考虑对上述三件拍卖标的优先购买。
  6月5日,国家文物局发函通知嘉德拍卖公司,行使国家优先购买权,优先购藏在嘉德春拍中以554.4万元成交的第2833号拍品“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这样做既考虑了国家收藏的需求,也尊重和兼顾了委托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7月27日,13通共27页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被交由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正式收藏。
  同一天,一位人大校友也将自己拍得的第2846号拍品《梁启超致胡适信札》,捐赠给了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物市场在不断尝试中摸索和发展。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文物成交价格不断攀升。一些品类文物的价格达到甚至超过国际市场中国文物的价格水平,吸引了大量类似《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等中国文物的回流。
  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文物拍卖、文物商店和民间文物市场,三个层次的文物市场相互补充和竞争的格局已经逐渐成型。
  当时的文物价格,与上世纪80年代初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文物的价值,加入到收藏大军中来。
  然而,对那些新中国最早的收藏者来说,他们的眼光已经看到了更远处。
  观复博物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它的创办者就是马未都。
  马未都介绍:所以我很早就奔展览,奔展览的时候,就发现有些人开始对展览有兴趣,我觉得如果把展览能够固定下来,那不就是博物馆,当时就异想天开,1992年我就开始打报告,申请,跟文物局,就是希望想做一个博物馆。主要也没想做博物馆的难处,什么这些都没考虑,就是想做这件事。
  1997年1月18日,观复博物馆开馆。博物馆内主要收藏有明朝晚期的瓷器约50余件,以及明、清时期的古旧家具等
  余平介绍:博物馆,实际上它特殊的,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它的公益性,它要对社会开放,展示,实际上还要收藏保管,这些慢慢的,马未都自己就说过,他把自己的一个兴趣,慢慢慢慢的,这种性质,有意无意的转化成一种责任,这就是对社会的一种责任,那就是保护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文物,是古人流传下来的珍贵遗存。
  每一件古玩字画的背后,都有着一段历史。
  而作为商品,文物具有与其它任何商品都不一样的特性。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以及不可再生性,使人们在面对它们时必须格外慎重。从国营文物商店独家经营,到文物监管市场的逐渐成熟,拍卖市场的兴起,私人博物馆的建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文物的价值;也会有更多的人,透过这些凝炼着历史记忆的文化结晶,感怀中国几千年厚重的历史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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