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领导人揭秘长征时去留名单如何出炉的

火娃小议

       文章选自《湘江血泪——中央红军长征突破四道封锁线纪实》 作者：李涛 出版社：长征出版社

　　既然是战略转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于是也就存在着人员的去留问题。

　　随主力西征，前途渺茫。但留下来，更是生死未卜。谁都清楚主力转移后，留守部队将面临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疯狂反扑。而且，留守部队16000余人中多数是伤员，有好多还是重伤员，根本不能参加战斗。这些人中受过正规训练的只有六七千人，其余的都是赤卫队员，很多人连枪都没有握过。十万红军主力尚不能保卫苏区，留下的这不足两万弱旅难道就能使苏区不陷入敌手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同转移计划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一样，留守人员名单也是由“最高三人团”一手决定的。在研究留守名单时，军事方面的干部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关于高级干部去留的标准，基本上是以李德等人的个人好恶划线的。



　　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项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代理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人员总负责，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项英临危受命，表示坚决服从。以后，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也有些失误。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一个多月前，陈毅在兴国前线指挥作战时负伤，坐骨碎裂，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休养。

　　对于留下体弱多病的瞿秋白，许多同志表示了不同意见。周恩来找到博古等人，希望他们多些仁爱之心，再慎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理由很简单——瞿秋白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项英更是直言不讳：那是资产阶级的感情，在阶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只有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才是坚强的革命者的党性！

　　1943年12月，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曾回忆说：

　　“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另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毛泽覃和古柏被留下。刘伯承因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也被列入留守名单。后经周恩来力争，才允许随主力红军转移。

　　据叶剑英回忆：出发前，秘密准备，搞了登记表。对干部都审查，对出身不好的，犯过错误的，起义过来的，分成三类，一类可以随队出发，一类留在苏区，一类杀掉。还有的被视作犯过错误的红军指挥员，是被捆绑着出发的，被编在劳改队里。

许多年后，李维汉也在回忆中写道：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中央局有组织局、秘书处、宣传部。组织局还管妇女工作。中央局的秘书长是王首道，当时机要工作是邓颖超管的，李坚真也搞机要工作，他们三人都是随军长征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但我负有直接责任的有4个人，他们是毛泽覃、周以栗、陈正人、贺昌。

　　毛泽覃在组织局工作，我问过博古，是否让他走。博古不同意，我就没有带他走。以后毛泽覃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牺牲了。对毛泽覃同志的不幸牺牲，我长期感到内疚。谢唯俊也在组织局工作，我把他带走了。

　　周以栗曾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李立三领导中央工作时派去的。他是主张打长沙，攻打大城市的，后来毛泽东把他说服了，放弃了攻打长沙和大城市的计划。我在湖南时就认识他，而且很熟悉。1933年我到中央苏区时，他已在养病，没有工作。长征时，博古决定把他留下，我也同意了。

　　陈正人，原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原来我不认识他，与他没有什么工作关系。我到苏区时他在养病，长征时，也被博古留下了。

　　贺昌，我对他很熟悉。立三路线时，他是北方局书记，六届四中全会时被撤职。长征前他负了伤，曾到我那里要求随军走。我问过博古，博古不同意。后来他牺牲了。

　　上述4个同志当时都在养病，没有工作，归组织局管。他们可以留下，也可以带走，病人可以坐担架长征嘛。他们如果不应该留而被留，我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虽然博古不同意他们走，但我是组织局局长，还有一定发言权，我可以争一下，但我没有争。

　　古柏，当时是江西省委决定把他留下的。我与古柏没有打过交道，但我曾在江西反对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我也是有责任的。古柏留在苏区，后来也牺牲了。

　　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我没有参与其事。除了苏区中央局机关归我管以外，我还分管中央党校，从这儿调来的干部归我负责，我把他们都带走了。长征时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潘汉年，我把这个部的正、副部长都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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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记那些为革命事业奋斗过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