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蔡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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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是一个治国天才？没错。这确实是那个一向被视为大奸臣的蔡京。在一个道德意义上的“坏蛋”背后，他精明强干的行政能力和目光超前的经济制度设计都放射出掩藏不住的光彩。治世之才和奸佞权臣两重形象在他身上怪异的重合起来。这让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一个人才变成了祸国殃民的权奸？中国历史上这样“有才能的坏蛋”层出不穷，是什么导致的？仅仅用道德能够解释么？答案自然是不能。蔡京的背后隐隐浮现出亡国之君宋徽宗的影子。我们正可以从中窥出，皇权专制的独裁统治结构，才是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蔡京这样把才能用在为害上的“奸臣”的罪魁祸首。【网友评论】 分享到 867

        

千年奸相骂名的背后：走上歧途的治国奇才    提起蔡京，世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臭名昭著的著名奸相。这一点自北宋末年太学生陈东上书将蔡京列为“六贼”之首就已经形成了基调。《宋史》将蔡京列入《奸臣传》后，对蔡京的评价一直是徽宗朝六贼之首，世人不齿的机会主义分子。阴险狡诈；惑乱人主，结党营私；倡导“丰亨豫大”，致使民不聊生。是北宋灭亡的千古罪人，一代巨奸。但是，当我们开阔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他不仅是个奸臣，还是个能臣。他的行政才能早在当时就为世人所公认。他的具体政策也常见超越时人的政治经济见识和制度设计。因此，不能不承认蔡京也是一个治国之才。这个治国之才又为何走上歧途将北宋送上亡国之路？【详细】                  新旧两党同认可的治国人才                                                     王夫之：蔡京无能 实为弄臣 当时人眼中的蔡京：新旧两党公认的宰相之才 对于蔡京的才能，同时代的记载中就已经揭示出对他极高的评价。被王安石列为天下仅有的三个宰相之才之一，蔡京的才能可见一斑。如果说王安石是变法的首领，对同属变法派的蔡京青眼有加的话，那么旧党一方的首脑人物同样对蔡京称赏不已。旧党元老吕公著曾评价他是所见过的最好的人才，并将子孙托付给蔡京。司马光也对蔡京在元祐更化时废除心法中体现出的行政能力大加赞赏。司马光和吕公著是元祐更化中旧党的两根顶梁柱，他们都对蔡京的治国才能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就说明蔡京的能力已经超越党争，成为新旧两党公认的治国之才。【详细】 王夫之：蔡京是无能的奸臣 实质只是弄臣 王夫之在《宋论》中专门有一节讨论蔡京，结论却颇不高。他认为，只有李林甫、秦桧这样的奸臣，才算是有才能的奸臣。必须是权倾天下，上有能力代君主做出各种决断，又有能力满足君主的意图，下能压制百官，终至“胁持人主”。而蔡京明显不是这样。在王夫之看来，蔡京不过是皇帝的弄臣罢了。宋徽宗以弄臣看待蔡京，蔡京也以弄臣自居，根本是无法做到“胁持人主而终不敢轻”的。王夫之所说的政治权谋能力，发扬和展开与君主本人和当时大势环境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讨论的更多是治国之才。但王夫之点出蔡京实为弄臣是别有眼光的。 【详细】

一代奸相蔡京 一代奸相蔡京          蔡京为六贼之首（王黼、朱勔、梁师成、童贯、李彦），掌握了行政、军事、财政大权。对内横征暴敛，贪财纳贿，对外兴兵黩武，轻起边衅。在朝排除异己，最终导致北宋亡国。刘子翚诗：“空嗟履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消。”【详细】 民愤极大百姓切齿         蔡京在京师（开封）扩建府第，毁民房数百间，他被贬后，即被群众放火烧成灰烬。宋史本传说：“虽谴死道路，天下尤以不正典刑为恨。”方腊到杭州，尽掘蔡氏祖坟。     蔡京在流放途中，连小贩都不肯卖食品给他，还群起攻之，若不是州县官吏卫护，恐怕也会像其他各贼一样，被殴死了（只有童贯是被刑杀的）。“元长轿内独叹曰‘京失人心，以至于此’。数日死。”【详细】 培养党羽制造舆论         蔡京为六贼之首，却处分最轻，并得善终，是因有一个多年构筑的关系网，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吏，旁及文人学者，实虚并举，既培养党羽，又制造舆论。一方面由其子蔡涤，召集一些元祐旧党学者，编写《西清诗话》和《铁围山丛谈》。人称“为他日张本”，也就是预留后手。     蔡氏还援引一些名人做官，如以“程门立雪”著名的大儒杨时（龟山），即被王黼援引为学士，成为蔡京的“门下士”。蔡氏父子既败，杨时虽也有揭发，仍不免为其开脱。如给钦宗奏议说：“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即把蔡京的罪恶，一股脑地转嫁到王安石身上了。【详细】

大才与无能之间：蔡京在宋徽宗皇权重压下带着镣铐的舞蹈    一方面称蔡京是治国之才，另一方面却又视之为无能的奸臣。看似矛盾的背后却是蔡京悲剧的根本。蔡京的种种努力，其根本目的并非为国为民考虑，而是为了邀宠固位，投上所好。在宋徽宗无穷的欲望和挥霍之下，蔡京的才能一再成为满足皇帝难填欲壑的得力工具。最终，过人的能力，精巧的构思，缜密的制度，都成为无度敛财的苛政。只顾眼前敛财不顾长远的经济改革，过早地消耗了民力，激化了社会矛盾。蔡京以自身的才能奉迎邀宠得到的，是宋徽宗将蔡京掌控欲股掌之间的政治手腕和骨子里的不信任。蔡京聪明才智都变成了皇权下的提线木偶，在宋徽宗无边欲望操控中将北宋送上断头台。【详细】

蔡京的经济改革：适应现实垂范后世的经济财政创制    蔡京主政时期的种种经济财政政策屡屡被后人诟病为“聚敛”，“苛政”，但同时，徽宗朝的社会经济成就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华丽的表面背后，蔡京采取的一系列适应现实的经济财政政策起了很大作用。蔡京的主持的对茶、盐、酒等专卖领域的经济改革，在中国古代专卖制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推动了民营经济。成为经南宋直至元明清沿用的专卖制度的范本。货币改革也适应了社会各阶层对货币的需求。社会救助制度的推行力度之大，在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详细】                     蔡京改革专卖制度： 激活民营经济保证国家财政 蔡京专卖改革转变了官府在专卖上的管理机制，使官府从繁重、复杂的专卖经营中走出来，并实现了专卖利益的最大化。主要有三个层面，第一，政府的专卖收益通过商人来实现；第二，政府规避了生产和销售中的经营风险，获得了“净利”；第三，中央政府垄断专卖收入，避免了地方机构的分利。这种专卖的制度理念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不断尝试和累积的成果。它的确立，奠定了中国古代专卖制度的发展方向，北宋以后盐、酒等专卖制度也相继沿着这一专卖模式演进。【详细】 蔡京的钱法改革： 聚敛背后满足商品经济需要 宋徽宗时代，北宋货币政策发生剧烈的变化。在铜钱的铸行上，首次在全国推行当十钱；在铁钱的铸行上，把夹锡钱推向四川、陕西、河东以外的广大地区。这就是蔡京的货币改革。引起社会不满，物价上涨的钱法改革却给政府带来了巨额财源，也满足了徽宗君臣的奢侈腐化生活需要。但在此背后，蔡京货币改革还有解决钱荒目的。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不论政府还是团体个人，对货币的需求量是很大的。蔡京的货币改革，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也适应了社会各阶层对货币的需求。【详细】 蔡京建社会救助体系： 社会慈善事业独步帝制时代 北宋时期社会救济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专门收养“鳏寡孤独者”。叫居养院。一类是负责免费收治无钱治病的病人，叫“安济坊”。还有一类机构，埋葬居养院与安济坊中故去的人，以及社会上死后“暴露沟堑者”，叫“漏泽园”，其用地专门由官家花钱购买。宋代社会救济机构设置是自上而下，遍布全国各地，构成一个网络。更难能可贵的是，宋代社会救济机构还有一整套以成文法形式规定的制度。宋代社会救济机构之设置是蔡京力推。在帝制时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详细】 先进的经济手段为何危害国家：满足皇帝奢求 激化社会矛盾    北宋的财政状况从真宗朝开始就一直不好，到徽宗时期，国家财政己非常困难。根据有关记载，在哲宗时期，由于边防费用的开支，已把元丰以来的国库积蓄耗尽。正因如此，蔡京上台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财政危机。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立竿见影的措施，如：发行大额虛币，取民财于无形；扩大国家专利制度，与商贾争利等。正是有了蔡京的敛财之策，激宗才有机会大肆的挥霍，蔡京曾几度罢相，但不久又能官复原职，可见，宋徽宗离不开他，需要他来为自己敛财。但也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商人破产，百姓也困苦不堪。积累起的巨大财富刺激了统治集团的腐败，加速了帝国的衰败。【详细】

宋徽宗时代救济制度的发展 宋徽宗时代救济制度 独步帝制时代          北宋成立后，统治者较为重视社会的济贫救困，“水旱、蝗螟、饥疫之灾，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是也。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     北宋初沿袭唐制，在东京开封设立了东西福田院，用以收容老疾孤穷丐者。虽然设立了福田院这种慈善机构，但只是在京师才有，并未在全国各地推行。蔡京执政后对慈善事业很热衷，在他的推动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社会救济体系。【详细】 收容无家可归者的居养院 崇宁初居养院仅设于外州，京师开封不设，崇宁四年方依外州法增设。崇宁五年，又诏：“城寨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俱仿州县例置居养院”从诏书中可以看出，不仅州县设有居养院。一些规模较大的城泰镇市也要求设立居养院。后规定，凡不可自存者都可收养居养制在徽宗朝发展到顶峰。【详细】 治疗患病贫民的安济坊 安济坊设立于崇宁元年（1102），主要是对患病的贫民给以救治的机构。同居养院一样，安济坊的设立也是先诸路而后京师。宋徽宗下诏曰：“今京师虽有福田院，所养之数未广，隆寒盛暑，穷而无告及疾病者或失其所，联甚悯焉。可令开封府依外州法居养鳏寡孤独，及置安济坊以称朕意。”同时还规定，户数上千的城镇都要设安济坊，凡所属境内卧病无依者，都可送至安济坊医治。【详细】 安葬死而无葬者的漏泽园 漏泽园实为一种官办公墓制，即政府将死而无葬的贫者和战死士兵加以安葬。崇宁三年，蔡京上书，宋徽宗同意设立漏泽园。关于漏泽园的管理，宋政府也做了详备的规定。宋代政府的助葬措施在徽宗时期形成定制。漏泽园制度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死者入土为安”的思想，对生者也是一大安慰。【详细】

蔡京四度为相的根本：掌握皇帝意图后迎合取悦    蔡京深知，宋徽宗是大宋最高领导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摆平”宋徽宗，就能够摆平一切。徽宗即位不久，也想有所作为，有意恢复其父神宗的改革举措，于是蔡京打出辅佐徽宗“上述父兄之志”、恢复“新法”的旗号。蔡京身为宰相，不仅不劝谏徽宗以国事为重，而是投其所好，听任他沉湎于各种爱好。在宫内，蔡京一直有固定的内线。蔡京可以随时获知宫中信息，把握徽宗心思，积极迎合；及时知晓政敌在徽宗面前低毁自己的内容，以便尽早找到对策。【详细】                     蔡京上台如何揽权： 假借皇权侵夺政府职权 徽宗开始亲政的崇宁元年，就以“绍述父志，崇尚熙宁”为口号，决定“宜如熙宁置条例司体例，于都省置讲议司”。为其“绍述父兄之志”服务。而其选取的负责臣僚，正是蔡京。表面上是效法熙宁“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兴利除弊为名，讲议的对象是“熙丰已行法度及神宗欲为而未暇者”实则是蔡京借以侵夺三省、枢密院之权的工具。他凭借讲议司，将忠实自己、能按照其旨意行事的人员组成一个集团，以便施行其政策。蔡京因而独相，并安置心腹于各重要部门，以达集权目的。【详细】 将皇帝绑上自己战车： 蔡京钳制天子和事君以利 徽宗与蔡京绍述熙宁的政治趋向是统一的。徽宗举起“孝”的旗帜，蔡京则用以维护自己的变法活动，“挟绍述之说为自便之计，稍违其意，则以不忠不孝之名加之”在绍述等于忠孝的口号下，徽宗废蔡京之政就只能借助“天”的力量。蔡京还“专用丰亨豫大之说，谈悦帝意”宫中费用和国家财政都与蔡京改革绑在一起。利孔大开的财政只有以蔡京条法支撑，所以最终不能彻底罢黜蔡京。蔡京能手持权柄近二十年，是其“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和“事君以利”结果。【详细】 逃不脱的皇权控制： 蔡京违逆徽宗意志即遭抛弃 由于和童贯的矛盾，政和年间蔡京参预了收复燕云的倡议和谋划，但他的态度比之童贯却不是很积极。当童贯对收复燕云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时，蔡京便往往从中作梗。蔡京起初也是主张伐燕的，后来和童贯争权，才摆出对此事不热心的一副姿态，而正是这不热心，导致了他的第三次罢相和王黼的上台。宣和二年蔡京辞职的真实情形是：徽宗迫使蔡京退休。蔡京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自始至终坚持收复燕云，联金灭辽的正是宋徽宗本人。童贯被重用，蔡京的第三次罢相都证明了这一点。【详细】              蔡京悲剧的结构性分析：北宋后期宰相是依附于皇权的附庸    从宋神宗时代直到宋徽宗时代，北宋的皇权是在原有基础上一步步走向强化的。在宋神宗学会了“许多伎俩”后，皇权的独断专行便无须再有其他人的牵制。此后宋哲宗、宋徽宗走得更远。表面看蔡京集团权势熏天，为所欲为，但实际上“莫不是备左右趋承的一等庸人”。无论是蔡京还是王黼，徽宗始终将他们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始终对皇权没有造成任何的威胁，相反，他们只有仰仗皇帝的鼻息才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王安石变法的最后走向，对于怀抱理想的北宋士大夫们来说是一种失败，他们不仅没有通过变法建构起理想的社会秩序，反而成就了专制主义皇权，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也从与皇权‘共治天下’的参与者而沦为皇权的附庸”。 【详细】

蔡京权力斗争的一生 特定时期与特定皇帝，加上蔡京个人能力，才产生了宋代唯一四起四落的宰相。作为帝王，徽宗毕竟还是想有所作为，这便是继父神宗兄哲宗之志，进行变法。蔡京又牢牢抓住徽宗这一心理，自始至终以“绍述”说徽宗。这只是蔡京能任相的一个因素，而非主要原因。深谙从政之道，极会玩弄权术才是蔡京得以四次任相的主要原因。【详细】 拉拢宦官设内线 在宫内，蔡京一直有固定的内线，也是其宦海生涯的一大优势。任相前就与深受徽宗宠信的大宦官童贯一直保持良好私交。任相后，蔡京也以种种手法保持并加固和童贯的这种关系。作为宦官，童贯也需要拥有实力的蔡京的支持。由此，蔡京与童贯的关系得以长期保持。通过童贯，蔡京可以随时获知宫中信息，把握徽宗心思，积极迎合，讨其欢欣：及时知晓政敌在徽宗面前低毁自己的内容，以便尽早作出反应，找到对策，减少和消除这些语言对徽宗产生的影响。【详细】 培植党羽形成集团 蔡京从进入仕途始，便注意结交各色人等，尤其是权力中枢的官员，培养一批心腹党羽。每次任相，都尽力援引同党，加强其势力。这些党羽包括道士、地方官僚、台谏官、执政官、甚至宰相。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依附蔡京的人都会自始至终忠于他，但蔡京总能在打击叛己之人的同时加固原有集团、补充新的力量。这些党羽助其巩固相位，排挤政敌。蔡京在激烈的权争中，虽罢相四次，但前三次都能罢而复起，党羽之功不可没。【详细】 清除政敌斩草除根 蔡京深知党羽势力之重要，因此在清除政敌的同时亦不忘尽力扫除其党羽，以防斩草不除根而使政敌如同自己一般有同党的坚固后盾而复起。至于像赵挺之、刘正夫这类老弱多病的政敌，蔡京当然不用多浪费精力。排挤政敌有方，罢相不及一年，蔡京第一次复相；罢相近三年，第二次复相。蔡京第三次复相花了四年多时间，因遇到了对其最具威胁的政敌。【详细】

奸臣蔡京是如何养成的：处徽宗朝则巨奸 在仁宗朝则能臣    自其步入官场之始，他耳濡目染的就是神宗如何运用权术独大皇权，以及原本只是少数的变法派借助皇权的威力掌控权力，以权谋私从而形成北宋晚期的“权门”。再经历元祐、绍符以来的的政治纷争，对于权力欲极强的蔡京来说，给他留下的深刻经验和教训就是依赖皇权的重要性。蔡京的觉悟就是，竭力服务的对象是手握皇权的皇帝本人，而不是国家，更不是广大百姓。徽宗朝以蔡京为代表的一干大臣的升迁贬退，本质上都是徽宗个人意志操纵。而这一点正是养成蔡京类“奸臣”的土壤。相比之下，宋仁宗朝皇权、相权、谏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个格局下，行政和财政方面的才能的发挥反而更容易受到各方青睐。假如蔡京身处仁宗朝，成为奸臣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张方平式的能臣恐怕是最大的可能。【详细】 蔡京悲剧的原因：君主专制制度使个人才能只能服务于皇权    蔡京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之人，但他的聪明却用于投机、聚敛。而正是因为他的才具、他的聪明、他的投机、逢迎和聚敛，才博取了徽宗对他的信任和宠幸。但不管蔡京任相时间如何长，其权势如何薰天，在徽宗面前，蔡京只是一名奴才而己，他的权力都从属并服务于皇权。当时已经形成的局面就是官僚完全依附于君主，毫无任何独立性可言。正是宋神宗开始形成，至宋徽宗朝完全推至巅峰的皇权独大，控制一切的政治制度，才是产生蔡京这类“奸臣”的根本原因。 【详细】 徽宗朝制度逼出的奸臣：皇权专制下控制一切的大政府使其无路可选    美国学者包弼德指出。王安石变法时期，新旧两党设计的国家结构是不同的。王安石构想了一个国家，不存在政府与社会、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差别。国家制度能够满足所有人共同的渴望和需求。王安石相信公共权力应该能对私人利益发号施令。新党设计了一个全能的政府，试图从上到下地以政府之力推动社会改造。宋徽宗按照新党的思路将这种全能的大政府发扬到极致。无所不包的政府公权已经对私人利益乃至思想领域进行了控制。如此之大的权力又有效的掌握在皇帝宋徽宗自己的手上，这就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官员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走上讨好奉迎皇帝这一条路。无法迎合皇帝的下场就是连侧身而去的退路也没有。蔡京等一帮佞幸奸臣的出现，实际是宋徽宗朝皇权专制控制下肆意弥漫的政府公权力逼出来的。【详细】

北宋亡国与皇权膨胀 北宋绝非落后挨打，实因腐败亡国。问题在于：北宋晚期为何腐败？如以皇帝集权专制势必滋长腐败作答，不免失之笼统。本文认为，北宋晚期朝政的极度腐败是北宋开国以来所形成的权力制约体系全面崩溃，皇权以及内朝、外朝权力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详细】 如何看待“祖宗家法” 对于祖宗家法，应作具体分析。其权力制约体系，有防止权力恶性膨胀、减缓腐败蔓延速度的积极意义。研究者们对于前者议论较多，对于后者则注意不够。从总体上说，北宋亡国并非死守，反倒是放弃作为祖宗家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权力制约体系所致。【详细】 内朝：宦官典机密 徽宗时期无疑是北宋历史上宦官权势最为显赫的时期。在所谓“六贼”当中，童贯、梁师成、李彦三人系宦官，即是其明证。其实，杨戬也应名列六贼。六贼之外，还有“十恶”宦官。正如当时人所说，徽宗时期宦官干政是“祖宗之制坠废殆尽”的结果。此前不少限制宦官权势的法规，这时名存实废或名实俱废。【详细】 皇权：恣意滥用 徽宗时期首创御笔行事、首创门下不封驳、首创台谏不言事、首创宦官典机密……一概表明北宋王朝的权力制约体系全面崩溃，徽宗手中的皇权以及以蔡京为代表的外朝和以宦官为代表的内朝权力恶性膨胀。【详细】

独裁体制谄媚逢迎者大行其道     不好的制度逼人走邪路     宪政民主下政府权力与职责对应 传统专制独裁体制下 只有逢迎谄媚者能大行其道 官场中的官员，为奔一个好前程者，显然不能把“为民干实事”作为当官的宗旨，而是要把“为上级服务”作为其核心任务。历代官场中最成功的官员，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会做人”，而不是会做事。所谓“会做人”，并非是指人品高尚，而是在上级面前“值得信赖”，上级的嘉许高于一切口碑。在官官相争以及一个别人成功就是自已失败的零和博弈社会中，恶性竞争不可避免地发生。【详细】 约束官员权利道德自律无法依靠 必须制度约束 权利制约机制是最重要的，道德的信仰是次，是辅助的，如果你把道德信仰放在第一位的话，那就回到了60年代。一个人，比如说一个官员，他不需要有一个信念吗？当然有信念，但是我们不能靠他的信念，我们得靠制约他，我们不能相信他内圣外王，我们得相信权利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利使人绝对的腐化。现在就是用道德的谴责代替了制度的制裁，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在西方这是两个东西，而咱们是一起的，一个人又要做牧师又要做警察。他的道德考验要有多大？  【详细】 不好的制度能逼人走上邪路 把好人变成坏人 西方说把制度设计完善了，把法律设计完整了，这人就坏不了，他就会变成一个好人。在道德建设上，制度、法制所起的作用很大。制度方面存在的漏洞，只会把好人变成坏人。如果制度不好，不能防止甚至会激励人走邪道；制度框架好，就不会让人走邪道。制度如果逼着人往坏道上走，那它就是坏制度。 【详细】 杜绝蔡京悲剧的路径：宪政民主下政府权力与职责对应 专制政府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同时也往往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政府，在统治者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的情况下，只有先以宪政消除了权大责小的“最差政府”之弊。能够权责对应的政府就是宪政民主政府。人类社会经过长时期的“试错”，民主与宪政都渐成熟而融会为现代宪政民主或曰民主宪政。【详细】

中国历史上的奸臣 唐代奸相李林甫的升官术 唐代中期奸相卢杞：大奸似忠，因为善拍马屁而得到唐德宗的宠爱。 明代大贪官奸臣严嵩：在嘉靖包庇下，严嵩在穷凶极恶地贪赃枉法、想尽办法疯狂攫取、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清代巨贪奸臣和珅：和珅拥有的财产触目惊心，其所藏宝物许多皇宫都没有。他攫取了大清朝15年的收入。

                                                       
                        有一句名言“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蔡京的悲剧正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脚。在一个政府公权无限扩大，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形成全面控制的社会中，这种权力又被控制在最高统治者个人手中。这样的结构下，就必然导致统治者之下的任何人，如果想要“上进”，就必须围绕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好恶进行逢迎讨好，没有第二条路。同时，已经走上这条路的官僚，也不再有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的退路。要么被体制淘汰，要么就如蔡京一样，将自己所有的才能用来为逢迎上级讨好上司服务。无论他原本是不是“好人”，结果都只有一个，就是被制度逼成“坏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各种奸臣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这正是体制本身制造出来的批量产品。千载之下，回首审视蔡京这个有才的奸臣，他带来的经验教训，却尚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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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天下，才能超越王安石，
祸国家，甘为皇权一爪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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