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故事】长征中的永定儿女

华忠

【红色故事】长征中的永定儿女                                                         2020-01-13 19:08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致使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在长征路上，红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红八、九军团为左右两翼，中央机关和两个直属部队编成两个野战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护卫。永定有2000多优秀儿女投入到长征的革命洪流中，他们大多数被编入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一ＯＯ团,其它人员分散编入中央直属团、红三军团等部队。到目前为止，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在长征中牺牲的永定籍烈士有571人。在1955-1965年间授衔的将帅中，永定籍将军有14位 ，其中有13位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可以说，永定子弟兵为长征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后卫阻击，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长征中，永定儿女大部分被编入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第一ＯＯ团。永定儿女参加红三十四师有个历史过程：1930年11月，永定县苏维埃政府组建永定游击总队，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连，近500人枪。1932年春，县游击总队和各区赤卫队整编为县独立团。1932年9月，永定县独立团开赴龙岩红坊与龙岩独立团会师，后在小池合编为独立第八师第一团，韩伟任独立第八师师长，同时兼任第一团团长。1933年3月，福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九军，独立第八师和第九、第十师编入该军。6月，红十九军归新十二军三十四师建制，人数五千多人。三十四师下辖第一ＯＯ团、一Ｏ一团、一Ｏ二团，韩伟任第一ＯＯ团团长，范世英任政委。7月，红三十四师归红七军团指挥，红七军团后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江西后，中革军委又将红三十四师转归红五军团建制，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下辖三个团，每个团有一千六、七百人。

在湘江战役中，红五军团三十四师担任殿后任务。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兄弟部队渡过湘江，红三十四师奉命扼守灌阳水车一线，与数万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血战。面对敌人猛烈的炮火，他们穿行在枪林弹雨中，以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打退了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牢牢守卫在阻击阵地上。在完成掩护主力红军过江任务后，通往湘江的道路已被全部切断，红三十四师再次陷入敌人重兵包围之中。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渡过湘江，也没有能力跟上大部队。红三十四师中，永定儿女大部分在湘江战役中壮烈牺牲，仅有6名幸存者：范世英（一ＯＯ团政委）、张绍康（一ＯＯ团统计参谋）、张星辉(战士)、张福海（三十四师号兵）、简佐才（韩伟团长的警卫员）、许XX（战士）。韩伟称自己是“兵贩子”，永定子弟兵大多数就是他带出来参加红军和长征的，他对永定的熟悉程度已经到了连一条路边有几颗大榕树都还记得。他说，没有几千闽西子弟献出的生命，就不会有中央红军的胜利渡江。

后勤排忧解难，使红军作战行动有了重要的保障

红军长征时的后勤工作，不仅仅局限在为部队和机关提供粮食、装备和其它物资上的补充，而且还要承担修路、架桥和临时突击任务。战斗在后勤战线上的永定儿女，不负众望，克服重重困难，为长征部队提供了重要的后勤保障。

张元寿被陈毅元帅称为“后勤专家”，在长征路上，他担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财政处长。在长征前夕，他利用白区商人，多次从汕头潮州等地购进大批红军急需的药品。这些宝贵的药品在长征中为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的健康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长征途中，由于中央红军经过的大多是新区、白区和偏僻穷困的山区，语言不通，群众不理解，使后勤保障工作很难开展。张元寿为保证中央机关和部队的粮食供应，经常带领后勤人员一边做群众工作，一边征购粮食。有时沿途群众都跑光了，他便远离主力，跑到国民党区域内搞粮食。在他的努力下，后勤人员有效地保证了长征途中中央机关的后勤补给。1935年，中央红军进抵大渡河，为在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决定组成先遣队，刘伯承任司令员。由于张元寿在后勤工作上的杰出贡献，被刘伯承调先遣司令部任后勤处长，在开辟新区工作中，继续作出应有贡献。

赖际发，长征前两天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二师供给部长兼后勤部长，长征途中，又调任第二师民运科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民运部长。漫漫长征路草鞋成了须臾不可离的宝物，在长途跋涉中甚至成了战士的武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至少每人两双草鞋的命令，赖际发凭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把后勤工作放到各连队，经加班互助，仅2天半就完成了整个师上万双草鞋的任务。在经过贵州省时，他率领先行部队，巧夺一座官僚的别墅山庄，获得了一些物资换来布匹、药品。经过昆明西南的一个县城，他带领几名战士智取敌军的据点，缴获了一批白糖、饼干、火腿和云南白药。这些物资解决了部队的急需。抢渡乌江天险的时候，他几天几夜头不挨枕，组织群众搜集绳索、门板、木材、箩筐，打竹排、搭浮桥，保证了红军顺利过江。过草地时，左权同志说，沿途荒无人烟，粮秫官要筹足救命粮。赖际发同志千方百计让战士们的干粮袋装满青稞和野菜。他自己却因过度劳累而得肺病吐血。红军到达陕北后，经过短期的治疗休养，他又英勇坚强地赴抗日战争的前线。

战斗在后勤战线上的永定儿女还有张元培、张慕尧等。

无线电侦听和测绘，为红军获得准确、及时的情报

毛泽东同志一生都非常重视侦听工作，他认为正确的情报避免了可能失败的战斗。在长征路上，无线电侦听战线人员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敌人的情报，破译无线电秘密，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被毛泽东誉为“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

戴镜元，1934年10月随中央主力红军参加长征。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大多数同志认为要进攻打鼓新场，而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当晚，戴镜元截获了国民党滇、川、黔军的行动情况情报，有力证实了毛泽东的正确判断，敌人已经掌握了红军的动向，已经在打鼓新场布下了口袋。经毛泽东的说服，凌晨2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放弃进攻计划。周恩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发起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在抢渡金沙江时，戴镜元的情报工作又发挥了重大作用。毛泽东正是根据戴镜元电台侦查到的一系列情报，准确地推算出敌军抵达金沙江畔的时间。中央红军2万多人依靠6条破木船，经过9天9夜从容渡过了金沙江。5月10日，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军两个纵队和滇军一个纵队匆忙赶到，只好望江兴叹。

赖光勋，长征途中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测绘科科长。长征中红军地图奇缺，有的地方甚至没有一份地图，他带领测绘科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搜集资料，测绘、调制了大量作战地图和行军路线图。他常常置生死于度外，率领测绘人员先于部队二至三日行程，调査测绘地形，为军委首长选择长征路线、及时正确地指挥部队机动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特别是在张国涛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的紧要关头，当叶剑英参谋长秘密离开右路军指挥部，跟随毛主席北上的那天夜里，他把红军唯一的陕甘地图交给了叶剑英。正是凭着这幅地图，毛主席迅速选定了北上路线，率红一方面军主力脱离了险境。

战斗在无线电侦察战线上的永定儿女还有：范希贤、廖昌林、邱兰标等。

政工宣传，坚定红军指战员革命必胜信念

长征，历经千难万险，征途中天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强敌追截，自然环境极端恶劣。其生活之艰苦，斗争之激烈，伤亡之惨重，都是难以想象的。面对如此严峻考验，如何鼓舞士气，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坚定红军指战员革命必胜的信念和争取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以及瓦解敌军斗志，成为红军各级政治干部和政治机关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中心工作。

王平水，红军长征时任干部团三营七连指导员，后转任三营九连指导员。在遵义会议期间其所在的连队担任会议的警卫工作，后参加了遵义战役。在贵阳城郊鲁班场战斗中身负重伤，他以顽强的毅力带伤渡过了金沙江。伤愈后，转任干部团卫生队指导员。在草地行军时，虽时刻面临死亡的危险，但是他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穿越沼泽地去救治生病受伤的战友。有不少红军将士昏迷于草地，王平水尽着最大的努力，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组织卫生队全力抢救，为保存革命的骨干力量作出了贡献。1935年10月，因伤口复发掉队，在甘肃省镇原县大黄山农民李荣贵家养伤。1937年1月，王平水伤愈后归队，先后担任中共甘肃省三原县三岔区委书记和镇原县委组织部长，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出生入死，英勇奋战，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卢克，长征前任红九军团游击支队支队长兼政委，长征途中参加了湘江血战、遵义战斗和巧渡金沙江等战斗。长征之初，红军中弥漫着惆怅、焦躁、不满的情绪，卢克全力做好所部指战员的思想工作，稳定了指战员的情绪。中央红军顺利地突破敌三道防线，在突破敌第四道防线湘江时，却遭到重大损失，总人数由长征之初的8.6万人锐减至过湘江后的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他及时加强部队思想工作，坚定所部指战员的革命必胜信心，藉以鼓舞受创的士气，避免军心涣散。在长征路上，他顶风雨，战严寒，踏泥沼，啃草根，嚼树皮，战胜难以想象的困难先后三次穿越茫茫大草地。

永定人民的优秀子弟兵在红军部队的各个岗位上活跃着：阙中一，长征途中一直担任毛泽东的警卫班长，为了照顾好毛泽东的身体，他带领警卫班全体同志实行24小时不间断执勤保卫工作，保卫了毛泽东的安全，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重大任务；沈仲文长征路上救死扶伤，担任卫生员；熊奎、张云龙在长征路上担任侦察参谋等等。在艰难困苦的长征中，英雄的永定儿女不畏艰险，机智灵活，奋勇善战，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蓝松英　单位：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综合编辑：文旅龙岩 来源：红色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