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红军过元旦——朱毛电讯心相连

华忠

长征路上红军过元旦——朱毛电讯心相连                                                         2020-01-15 12:40                    

                          

在长征路上，红四方面军和未能随红一方面军北上的中央红军的那些部队度过了农历丙子年（1936年）的元旦。

元旦，“元”是“初”“始”的意思，“旦”指“日”（也是早晨的意思），“元旦”意即“初始之日”，公历1月1日，即公历新年。

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和未能随红一方面军北上的中央红军的那些部队经历了北上、返身南下、再次北上的曲折历程。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也在其中。1936年新年，他们过的十分动荡。

由于执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受阻，南下失败，因而四方面军在战略上由进攻转为防御，尚未确定下一步行动方针，全军部署在天全、芦山、宝兴一带地区，短时期内与国民党中央军、川军形成对峙。不料，川西遭遇严寒，加上食物短缺、衣物不备，红军指战员们在寒冬中煎熬。

1935年11月底，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七大”代表林育英（张浩）从莫斯科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与中共中央会合，随后与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取得了联系。

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朱德总司令得知林育英回国并传来的信息，遂于1935年12月30日晚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并转林育英（张浩），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并通报所掌握的敌情。这是一、四方面军自9月“草地分手”〔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改编的陕甘支队出草地后单独北上，朱德、刘伯承等和五军团、九军团，还有红军总部、红军大学的部分人员留在四方面军里，从草地折返而未能北上〕后，朱德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发出的第一封电报。元旦前夕收到朱德的电报，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于1936年1月1日亲复朱德：“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接着介绍了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情况：“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朱德、毛泽东自“草地分手”后，终于直接通电了！此乃长征路上的大事！表明张国焘限制朱德的伎俩开始弱化了，朱德与千里之外的陕北的党中央联系密切了（尽管还有“实不放心”的分子）！从来往电报的字里行间中可见朱毛之间的依重和信任。

朱德电文中，提及的“一、三军团”是随中央领导人已先期北上抵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团，实际上借此指的也是在陕北的党中央。朱德忧虑的是尚在寒冬中煎熬的四方面军这支队伍（包括队伍中未能随红一方面军北上的中央红军的那些部队，如编入第五军的五军团、编为第三十二军的九军团，还有红军总部、红军大学的那些同志们），一方面，他是红军总司令，要和前敌总指挥徐向前一道掌握敌情、研究部署、共下决心、实施指挥，争取四方面军南下打开局面；另一方面，他还得和另立“中央”的张国焘进行有理有利、软硬兼施的斗争（既要耐心地争取张国焘不走上彻底分裂的绝路，尽量消弭张国焘另立的“中央”的影响，也要心平气和地和张国焘商量南下中的诸多大事要事，还要以理服人地规劝张国焘收手。他多次对张国焘指出，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

无疑，毛泽东在元旦之际给朱德的回电，特意指出中共中央在国际上的地位、北上长征的影响，让朱德有了更足的底气！

朱德后来感慨地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示态度，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主席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

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改编的陕甘支队单独北上后，张国焘攻击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他当众指使他人一起逼迫朱德就此表态，朱德义正严词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朱德明确拒绝在张国焘另立的“中央”里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令张国焘万分恼火。张国焘时任红军总政委，利用大权在握，竟然对红军总司令朱德搞了一系列的小动作，唆使一些人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杀了朱德的马，派人监视康克清，并将她调离朱德的身边。而朱德“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朱德的名言是：“天下红军是一家”。他语重心长地对张国焘鼓噪起来反对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的红军高级干部们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

回顾前一个元旦1935年1月1日，朱德在贵州的猴场会议上支持了毛泽东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的正确意见，反对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意见。

时任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回忆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威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

多年之后，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自不敢把事情做绝。

除了朱德对张国焘的制约和说服，还有四方面军领导人、指战员们要求北上的呼声。新年过后，张国焘不得不召开任家坝会议，讨论中央发来的“十二月决议要点”（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随后，四方面军准备再次北上了，制定《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先西撤往川西北的道孚、炉霍一带。

红四方面军西撤前的指挥部驻地

朱德于1936年11月抵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受到中央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对陈毅说，“总司令当时是临大节而不辱”。1937年3月2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二队学员题词时写道：“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抵达陕北后的朱德、康克清

抵达陕北后，朱毛在一起

附：中国纪检监察报《朱德的党性》选载

从1935年9月〔“草地分手”〕至1936年10月〔长征大会师〕，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无论环境如何恶劣，无论个人面临何种侮辱，朱德始终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坚守党的决议，从不动摇。身处漩涡中间，始终坚信“怎样困难，也解决得开”，始终以“愈是困难，愈要镇静”的态度面对极端复杂而困难的局面，因为他相信“天下红军是一家”，相信“怎样困难，也解决得开”，“愈是困难，愈要镇静”，他的责任就是使这支队伍回到中央决议的正确道路上。就这样朱德最终赢得了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的尊敬，终于实现了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对他的这段经历，陈云同志曾经如此评价说：朱德“是一个我们党的红军伟大的领袖”，“他一天到晚地在部队的下层去教育军队，进行政治解释，进行作战教训，以他这样的经验之多，以及团结全党的教导，四〔方面〕军的军队干部竟没有一个不拥护朱德同志的，就是以前当面辱骂他的，后来也变成了对朱德最尊敬的人。”

长征岁月，朱德要解决的不是“怎么走”，更不是“跟着走”，而是怎样弥合党内分歧，团结同志跟着中央“一起走”。这是属于朱德所独有的、一个人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