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梦的人生》连载第九集

阿慧

九

一九五八年三月我家又搬回沈阳市，可走时住的那套三楼两居室一个单元的房子没了，让别人家住了，我家暂时住进了父亲单位的独身楼。我和大姐挤在一个单人床上，父母、二哥、弟弟借用一小间单身宿舍，全家都吃职工食堂。我和弟弟又回到子弟小学上学，那时已改为南十二路小学。几个月后，经房产部门调解，我们家又搬进先进里四号楼的一个三楼，和别人家合住一个单元，两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便所，只住一居室。当时二姐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住校，三姐在省幼儿师范住校，只有星期天回来吃顿饭就走。二哥大学没考，自己先上街道帮忙，后经劳动部门介绍到沈阳市铁西区房产局上班，当个小办事员儿。后来自己自学考上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成了一名搞预算和金属结构的工程师。那年九月，大姐终于和相处了五年多的大姐夫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的婚礼是在公司的小礼堂举行的，把父母请去了，因当时父亲、姐夫、姐姐都是原哈尔滨第四工程处、现已改为沈阳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先进生产者、优秀党员，母亲也被评选为优秀家属代表，所以这也是组织上特意为他们举行的，以资鼓励。我们在家只有等着吃糖的份儿了。父母回来时，确实带回来一大包糖，什么样的都有。母亲说：“办得挺好，在公司的小会议室，我和你爹是证婚人，孟庆荣主任（我同学孟淑忱的父亲）是证婚人，典完礼我俩就回来了，人挺多，还都是年轻人，我们老人在那儿也不方便，所以就先出来了。”姐姐的新房是在我家一九五七年前住的那栋楼的一楼，在西南角，两家一个厨房，邻居家四口人，两口子带个孩子和一个老人。其实本来挺好的日子，可他们经常吵架，搅得四邻不安。有一次，老太太带着五岁的小孙子到南火车站去讨饭被邻居看见，告诉她家的儿媳妇。这下可炸了窝，气得儿子、儿媳妇和老人闹到大半夜，老太太要出走，儿媳妇要离婚，一连几天不开晴。大姐没法儿，找到管房产的辛叔（我同学辛耀茹的父亲）给调到一号楼门儿的三楼，和一个鲜族人做了邻居。

大姐的新邻居是个鲜族老太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公司职工，二女儿是搞文艺的，经常演出，打扮得花枝招展。两个女儿一个比一个漂亮，但都是红颜薄命，后来大女儿得了子宫癌病逝，在外地工作的丈夫把唯一一个四岁的女儿带走了；二女儿也嫁给一个搞文艺的，生了一个女儿，听说丈夫有外遇，上新疆了，后来也离了婚，搬回娘家住。因为二女儿不是公司职工，所以公司就收回一间房子，分配给姐家搬进去住了。

一九六0年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父亲在公司下属的一个分厂做财务工作。分厂有个小农场，母亲用人家不种的边角分别种上苞米和大豆，秋天把成熟的苞米棒和大豆荚收回家，用手把苞米棒搓成粒儿，大豆扒成粒儿，放锅里煮着吃，以解饥饿之急。有一次我把煮熟的开了花的苞米粒子用小手绢带给同学们吃，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几个人团团围坐，数着颗粒分着吃，而且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慢慢嚼，谁也舍不得把它吃掉。余香未尽的耀茹抹着嘴说：“老包米可真香，再多点嘛！”争平也说：“是呀，把馋虫都引上来了。”淑忱笑着说：“让你们都尝着点儿就不错了，还不知足。”淑梅一旁也搭腔：“这就可以了。”我想，下次再和妈妈多要些苞米粒儿，好让这几个小馋猫高兴。

我身体不好，全家人都照顾我，几乎没有饿着。弟弟好像比我饿，每次喝完糊糊粥他都要把锅舔净。最吃苦的还是母亲，她为了让我们多吃些，几乎不怎么吃主食，用菜、榛子叶、糠饼子还有从郊区挖来的甜根子、地瓜叶充饥。那时先进里中间的圆形大花园里盖了一趟小平房，做大食堂，给院内的住户发饭票。我还记得一个烤饼二两，但不是纯粮食的，是用苞米胡、糠混合做的，代替粮食。就连这种烤饼母亲也尽量让我们吃。有一次我在辛耀茹家玩儿，正赶上下小雨，我们跑出去趟水，不小心把一个烤饼票掉到水窝里踩碎了。我当时哭了，因为那是母亲给我的午饭呀！辛耀茹说：“别哭，到俺家看看能有什么吃的！”到了她家，正看见她大哥给弟弟妹妹们盛豆角。她家是平房，有大炉灶，人口多，顿了一大锅豆角。耀茹让大哥给我也盛了一碗豆角。大哥说：“下回可不能哭，饿了就到我家，没好的还没孬的吗？”现在想想，那碗没肉少油的豆角比山珍海味还香，至今觉得还挺感谢辛大哥的。

母亲为了补充家里的生活费，拖着她那虚弱的身子到建筑工地挑沙石，有时几乎昏倒。我们发现时母亲的脸和脚都已经肿了，她还说没事儿。父亲见母亲累得这样，无论如何也不让她再干下去了。后来母亲上了兴齐街道幼儿园做洗衣工。那时二姐毕业留校当了老师，三姐毕业被分配到昌图双庙子小学当老师，几个月后因水土不服回到沈阳，又到铁西区少年宫当舞蹈老师。二姐和三姐当初都是学校保送去的，三姐还是沈阳市第四中学的学生会主席，因为表演过小工人而出名，正赶上省幼儿师范成立，首届学生一定要各校保送来的精英，所以四中校长亲自点了三姐的名。二姐也是学校保送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母亲一心想让她俩考大学，找到学校不让她俩去，可人家说只有好学生才保送，已经定下来了，别人想去还去不上呢！二姐和三姐就这样改变了她们的命运，没有走进大学的课堂，过早地参加工作了。

一九六0年六月大姐有了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取名叫建春。那两年由于主副食不足，大人都营养不良，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姐夫为了给小建春买份豆浆、大果子就得起大早，四点多钟就去饭店门口站排。小建春快两岁时，由于缺钙还不会走，甚至抱着时头都不爱抬。大姐到母亲面前哭诉，母亲毅然决然把正干得出色的幼儿园工作辞掉了，回家精心伺候外孙女儿。两个月后，建春会走了，体格也壮实了。有一次我带她上街，看见一个卖冰果的老太太，问她要冰果吗，她两手一扎煞，小眉头一皱，歪着小脑袋嗲声嗲气的说：“老姨没有钱哪！真的没有钱啊！”说着还晃晃头。我脸一红，拉着她忙离开那让我难堪的地方。那时的孩子没有零花钱，十四岁的我兜里没有一分钱属于正常。建春三岁时，大姐又有了儿子建辉，是一九六三年的七月生的，在他出生前两个月，姐夫就出差之时把建春送回山东老家济南，由奶奶和姑姑带着。姐夫的大姐没有生育，所以特喜欢小建春，总想过继给她。大姐和母亲一提，母亲说：“不行，过去讲话，长子哪有给人的。再说你一儿一女正好，也不多。”虽然没正式过继，但建春对待大姑如同亲生。晚年的大姑也很幸福，能走动时，建春陪她旅游，看过了许多名胜古迹，山川湖海；行动不便时又把她接到身边服侍，直到养老送终。姐夫和姐姐为有这样的孝女感到很欣慰。

姐夫家里姊妹三个，两个姐姐，就他哥一个。姐夫忘不了，为了生活，为了供他念书，两个姐姐早早的就工作了。尤其大姐还是个童工，天天坐在凉地上摘线头，后来落下病没生过孩子，所以建春为大姑尽孝，也是替姐夫对大姐的回报。当时的山东老人旧的传统观念比较重，好像只有儿子才能养老送终。于是在一九六四年，姐夫的父母把事业上正如日中天的姐夫召回济南。姐夫在沈阳市建工局负责零号工程，并参加了辽宁工业展览馆的设计工作，到济南市建工局后又升到总工程师，也是局级干部。紧随其后，一九六五年十月大姐也由沈阳市房产局转到济南市城建局，先是统计师，后来是处长。

两个孩子也是天才，继承了父母的基因，聪明过人，出类拔萃。尤其建辉，虽然小时候身体不好，但是学习很好。一九八五年于山东工业大学电气化自动化专业毕业，分配到济南第一机床厂，政绩优秀，是八十年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曾在北京受过邓小平和杨尚昆同志的接见。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提高人生价值，一九九一年建辉和几个同学搞了一个科研项目，并成立了“开元科技研究所”。为了提高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一九九七年建辉到日本搞微电子技术，他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二零零零年，姐夫和姐带着建辉的女儿去了趟日本，照了许多照片带回来。二零零二年建辉回国，继续搞AJ微电子技术。日本方面几次邀请他都谢绝了，曾在山东电视台讲述自己如何搞好科研报效祖国的，成为海龟派的又一楷模，一度成为报上有名、电视上有影的知名人物。建辉还是个非常孝心的孩子，每当事业上有了成就受到别人赞扬时，首先和别人提到自己的父母：“我目前所取得的成绩与我的父母分不开的，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在生活中遇到坎坷，都是父母给了我坚强和勇气，并且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我、鼓励我。如今他们已是古稀老人了，还在为我和我的子女操心，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善良、也是最坚强的父亲母亲。我这辈子为有这样的父母而骄傲，下辈子我还要做他们的好儿子！”二零零八年春节，他由于感冒发烧住进了医院，可是为了让远在珠海的父母过个安静祥和的新年，他在拜年电话中只字未提此事。后来病情加重，姐姐建春无奈，不得不电告父母。有好些时候，建辉也从来不把困难表露给父母。他说：“他们年岁大了，我不希望他们为我再着急上火。”他总是把阳光的一面留给父母，这点很像我大姐，特有主见，有能力，好像她这辈子没遇到过困难，只见她帮别人，没见她求过谁。其实大姐一生也是非常坎坷的，她再苦、再难都一人扛，从来不用家人为她操心。

到了一九六三年九月，国家经济困难虽然好转一些，各方面还在逐渐恢复，主副食还是凭票证供应。那时和大姐住对面屋的鲜族人已搬走了，管房产的辛叔又给我家调到大姐的对面屋，这样我们关上门是一家，自行安排，宽松多了。一九六五年大姐搬走了，一个单元全归我们一家，又恢复一九五八年前的居住格局。父母、二哥、弟弟住一间，我和三姐住一间，二姐每星期六晚上回来住，星期天就回学校了。那时家庭气氛非常好，一到星期天家里人齐时，父母就在厨房忙起来，为我们做各式各样可口的饭菜。父亲曾和大厨师学过几手，什么扣肉、坛儿肉、闷肉、烧肉、水锅子、煎、炸、溜都会。母亲到老葛家后也学会做许多面食、酥饼、馅饼、水煎包、烙合子、猫耳朵……父母做饭做菜时从来不用我们帮忙，让我们尽情的欢乐。有时三姐从少年宫借来手风琴给我们伴奏，二哥拉二胡，弟弟吹笛子，拿着歌本随意的唱。有时我的同学也来凑热闹，因为我们那是家属院儿，一听到声音就来了。她们说：“你家手风琴一响，我们就坐不住了，不约而同就都来了，也不管你们烦不烦。”三姐高兴地说：“烦什么？你们来太好了，大家一起乐嘛！”有时父母也上来唱几句。尤其是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上半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国民大唱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语录，大唱歌剧插曲江姐、红霞、红珊瑚、刘胡兰、洪湖赤卫队……我们家当时也比较活跃，我和二姐、三姐都参加过文艺宣传队，上台表演节目。在辽宁日报社门前的广告镜框里曾摆放过三姐指挥大合唱的巨幅照片，而且三姐本人是近影，就连脸上的酒涡都看得清楚。

到“文革”初期，整个社会还比较有组织进行各种活动，像破四旧、铲除资产阶级思想、搞大串连、贴大字报、批判会、大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后来事态发展越来越大，各个单位造反派的大小组织风起云涌，走到街上随处可见戴高帽、挂牌子、斗地富反坏、斗破鞋、报私仇的、搞破坏……后来又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六七年清理阶级队伍迫害了许多为国家做过重大贡献的老革命、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师道尊严迫害了许多的优秀教师……对以前有点儿权利的就抄家、挂牌子游街、带高帽、蹲牛棚、办学习班……也伤害了无辜的人，砸公检法、砸政府部门、砸名胜古迹……美其名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一九六八年九月大批学生上山下乡，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农村是广阔天地，青年人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人们心中才有了“知青”这个名词。弟弟就是这个大潮中的一个。他应该是沈阳市第九十五中学一九六六年的应届毕业生，本来毕业鉴定都写好了，可是中考没有了，“文革”开始了，所以就放下书包闹革命，懵懵懂懂搞批判、搞串联，最后又群情激昂地离开被砸得一塌糊涂的学校，离开曾经教导过他们如今见了他们却点头哈腰的老师去修理地球。

弟弟下乡到辽中县杨士岗子乡三王埔大队。去时先住在老乡家里，那时他们正赶上秋收大忙，还不认识镰刀，却要拿着它去割豆子；豆秸看着挺细，对于从来没干过这活儿的知青们来说确实很难：他们既不会用镰刀，也不会用手劲儿，抓住扎手的豆秸拽着镰刀一起往下薅，一天下来手扎破了，裤子也割破了，有的甚至割着鞋和脚，没等豆子割完就有几个成了伤病员。母亲下乡后也曾去看过弟弟，见他们弄得吃不像吃住不像住的，心里也急。弟弟本来就很瘦，在坚持下去恐怕就要被风刮跑了。于是，父母拼命也要盖上自己的房子，把子女归拢到身边，相互有个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