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了一定年龄总爱怀旧,每每闲暇之时,我总会想起一位对我一生影响很深的人——我的恩师。 我的中学时光是在文革末期度过的。尽管当时“读书无用”论盛行,但作为学生干部的我还是品学兼优。我的班主任是一位语文教研组的中年男老师,他对学生管理严格,对教学态度严谨,正因如此,他常常遭到同行的嫉妒和学生的哄笑,这是那个特殊的不正常的年代里特有的学习氛围。每每看到老师脸上那尴尬无奈的表情,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是同情?是不公?还是什么?说不清,只是感觉当时的状况很糟糕。作为班长,在那种情形下,我尽最大努力协助老师维护班级纪律,同学们有时听我的,有时也不听,时常发生正上课时,学生们打架,抹布、课本空中飞的状况。就是这样,我班的课堂纪律还是最好的。
中学毕业后(1975年),我下乡到本地的农村当知青。在农村,并不娇惯的我踏实肯干,赢得了领导和老农的好评。一天,我正在半人高的玉米地里劳动,有人高喊我的名字,说公社来人找我。来到地头一看,是公社党委的组织委员。这人我认识,因时常去公社开有关知青的会议见过面,但不是很熟。打过招呼后他很直接地对我说:“今天过来找你,是想和你谈谈你要入党的事儿”。我因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表情愕然。他说:“怎么了”?我吱吱呜呜说:“哦,没什么”。其实,我惊愕的原因是,我也没写《入党申请书》呀,怎么能想到要发展我入党呢?这在当时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啊。我之所以好好干,说到底就是为了早点回城,压根没考虑过入党的事儿,但这些想法不能说出口,只能顺着人家的思路该说啥说点啥。事后了解才知道,我的学生档案里有一份质量非常高的《入党申请书》,加之我工作努力,又是知青干部,公社要树我典型,这才派人找我谈话。
无需质疑,我学生档案中的《入党申请书》是我中学班主任老师在我临离校时替我写就放进去的。他不表白,不买好,就是那么默默的关心我的成长。记得填写《入党审批表》时,我们的住处停电,审批表要得急,同宿舍的女知青打着手电为我照明。因为表格填好后还要在里面夹一份入党申请,所以我在这边填表,那边一位男知青帮我写好了一份简要的申请书夹在了有三页纸的《入党审批表》里,然后被一直等在一旁的人拿走了。不久,就有了我被批准入党的消息。那时没有预备期,党委讨论通过就是正式党员了,当时我只有21岁。
入党的第二年,我抽工回城,人事档案转到了区劳动局。在具体分配时,一看我是党员,组织上把我留在了区机关,一起抽工回城的不少人都分到了区办企业。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我同时期回城的知青中,大部分人下岗放假,生活的不是很惬意,而我却成了一名政府公务员。应该说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老师当时在为我写《入党申请书》时,绝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作为会影响我的一生,会为我带来一生的好运。
2002年1月,我到基层单位任领导职务,在了解情况的过程中,有一个熟识的名字进入我的耳畔。原来,我的老师就在我工作的区域内居住,他从教师的岗位退休后,积极为居住地的社区和居民服务,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是居住地的文明市民和优秀共产党员。在第一时间,我同我的丈夫一道,在社区主任的引领下,带着厚重的礼物,来到了老师家。他家是一个很普通的两居室,他的老伴把我们迎进了屋。老师从卧室出来问:“谁呀”?老师老了,满头银发,但精神头很足,声音还是那么有磁性。我有些激动地说:“董老师,您好?是我来看您来了”,他上下打量着我,“啊”了一声,叫出了我的名字,“哎呀,是我最好最好的学生呀,快请进,快请进,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住啊,坐、坐、坐”!落座后,我虔诚地说道:“老师,对不起,您对我那么好,可这么多年我才来看您”。“这话说的,老师对学生都好,而且你是我的得意门生,哪能对你不好呢。想当年你对我那么理解,也帮助过我,我还要感谢你呢”。老师还是那样,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谈话过程中,我提到了当年他替我写《入党申请书》的事儿,老人家摇摇头说:“说那事儿干啥,你不提我都想不起来了。作为老师,就盼着自己的学生出息,可那个年代不是出息人的时候,你们好多好学生都被耽误了,没办法呀,能帮你们做点啥就做点啥,应该的”。我向老师汇报了我走过的路,告诉老师他的所为在我的人生转折期所起的作用,他一再说没想到会这样,真是太好了。这次拜会后,我时常去老师家走走。现在,我的工作虽早已离开他居住的地界,但我们还是常来常往,感觉像亲戚似的。
时光如流水,转眼近花甲。中学毕业近40年了,但我对恩师却不曾忘怀。恩师,您好!您的学生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幸福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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