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刘少奇回湖南纪事

华忠

                建国后刘少奇回湖南纪事                                       2019-02-01 12:53                                                   

                  

新中国成立后，少奇同志四次回湖南。第一次是1952年1月，视察与休养结合；第二次是1957年3月19日至28日，调查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第三次是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及宁乡县花明楼蹲点，调查研究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纠正“五风”错误；第四次是1964年8月8日至10日，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教育制度问题。1961年回湘另发表专文记述，这里不再重复，其他三次，如实记载。

一、乡音乡语喜相逢

1951年11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离京南下视察与休养，先后到了天津、济南、徐州、蚌埠、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南昌，约在1952年1月中旬到达长沙，住省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寓所(今文艺路省政府附近)。

在长沙期间，少奇同志主要听取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首道关于湖南国民经济恢复、整党等情况的汇报，向省委负责人阐述了正在铺开的“三反”、“五反”斗争的方针政策。此外，少奇同志还走访了亲朋好友，视察了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游览了岳麓山。

少奇同志在长沙有许多亲朋故旧，在视察之余，探访了两位。一位是表兄兼同学成秉真。成是略有名望的医生，当年任湖南文史馆馆员。中共湖南省委得知少奇同志拟去探望，派遣公安人员李强前往成的住处熟悉环境。那时，共和国刚刚解放两年多，社会秩序还在整顿之中。经李强调查，发现成的住地巷道狭窄、环境复杂，于是建议把成接来。

少奇同志同意了。李强奉命来接成秉真。当他来到成家时，正逢成家宾客盈门，高朋满座，不便直说，就请成独自出来。成见来人身着公安人员制服，神色紧张，连续惊问：“你们叫我到哪里去？”李强却从容不迫地说：“上车后再告诉你!”成颤抖着上了车。

“少奇同志来长沙，要见你。”李强慢悠悠地道出真情。

成听了，转惊为喜：“唉!你早不告诉我，免我虚惊。”

少奇同志和王光美伫立在住宅门口迎接成秉真。亲友相见，分外激动。成秉真快步上前，含着热泪与少奇同志紧紧拥抱，旧时的往事一下涌上心头。那是1925年冬，正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的刘少奇不幸被军阀赵恒惕逮捕入狱。为营救他，成秉真东奔西跑，付出了心血。少奇同志出狱后，又在成家小住一星期，然后经上海前往广州，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的职务。光阴荏苒，一别就是26个春秋……

少奇同志在长沙还探望了他在宁乡玉潭高等小学堂的老师陈步舟。他踏进陈的卧室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来看望您了。”陈已多日卧床不起，但当他听到少奇同志的亲切呼唤时，不知从何处来的力量，猛然坐起，乡音乡语，谈得很亲切。

少奇同志还在湖南大学会见了李达校长。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平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教学与宣传。解放战争时期为湖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少奇同志登门会见，李达盛情相迎，陪同少奇同志参观岳麓书院，并在书院大门阶梯处合影留念。随后，省委副书记、省公安厅长徐启文陪同他游览了岳麓山爱晚亭、白鹤泉、云麓宫，瞻仰了黄兴、蔡锷墓。

这次，少奇同志在湖南停留了四五天，经武汉，返北京。离开长沙前，他还专程到烈士公园向烈士纪念碑行三鞠躬礼，表示他——一位共和国领袖对烈士们深深的怀念之情。

二、数典岳阳楼

5年后，少奇同志第二次来湖南。这时他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1957年2月18日下午，少奇同志率调查组登上列车，离京沿京广线南下，开始调查研究工作。临行前，他郑重地对调查组同志说：现在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事或少闹事；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我们要作调查研究。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

当晚，少奇同志偕邓力群、王光美、罗毅等抵达保定，22日凌晨到石家庄，26日到邯郸，28日到新乡，3月1日到郑州，5日到许昌，7日到武汉，18日经咸宁到岳阳。岳阳县委书记贾德润、副书记王汝之上车迎接。

少奇同志给贾德润、王汝之递上一支烟。然后以征询的口气问：“是不是你们俩随我去长沙？”

“委员长，县里正在开三级干部会，我们俩总得留一个。”县委书记请示说。

“你们很忙，那就在车上谈吧!”少奇同志要随行秘书通知列车工作人员，将车停到备用线上。

车窗外静悄悄，车厢内笑盈盈。少奇同志询问贾、王的籍贯后，亲切地说：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请你们介绍岳阳的情况。贾德润像往常向上级汇报工作一样，将互助合作、交通运输、财政收支……一一数来，神情也有些拘谨。少奇同志有所察觉，亲切地对他说：现在你是先生，我是学生，我们采取谈家常的办法，你讲，我也讲吧!

当谈到岳阳县农业合作社社员平均年收入45元左右时，少奇同志以表彰的口气说：“这是比较好的呀!”那时候人民币1元相当于银元1元。他沉思了一下，继续说：平均年收入还不能说明事实的真相，要看物质生产的发展，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无提高。统计数字往往掺了水，掺水是害人的。

当时，刚刚实现农业合作化，有些社因所有制的急剧变革，减了一点产。他饶有兴趣地说：岳阳是鱼米之乡，田里有粮，湖里有鱼。有了地利，还要人和呀!他很自然地把话题引到调查干部、党员、群众的思想状况了。

少奇同志生于湖南，长于宁乡，对三湘四水的名胜古迹比较熟悉。来到岳阳自然要谈到岳阳楼。“岳阳楼的典故，你们晓得不？”少奇同志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贾是外籍南下干部，没有接触这方面的知识，摇了摇头。少奇同志说：魏蜀吴三国鼎立，东吴都督周瑜与刘备的军师诸葛亮在这里导演了《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等好戏。王汝之告诉委员长：岳阳县一中就是当年周瑜都督府的旧址，鲁肃墓地在二一一厂。

“呵!那我没讲错罗!”少奇同志双颊泛起了红晕。“鲁肃在洞庭湖练水军，建了阅军楼。岳阳楼就是这个阅军楼演变过来的。”少奇同志把半截烟重新点燃，接着说：岳阳楼占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吸引了很多大诗人，李白、杜甫等都有歌颂岳阳楼的诗。宋朝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了《岳阳楼记》。这样，岳阳楼的名声越来越大，《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千古绝唱啊!

少奇同志喝了一口水，又提到张德容。“张是清代的一个知府，主持重修岳阳楼，把楼从原址向后移了6丈多。”王汝之作了补充。

“这是很有见地的。”少奇同志赞许地说，“岳阳楼百余年来没有遭遇洪水，他这么一移，起了很大作用。”贾德润接过少奇同志的话说：岳阳楼长年失修，已成一座危楼。我们也想维修一下，却又拿不出那么多经费。

少奇同志说：文物要保护，名楼要维修。你们盘算一个数字吧!不久，岳阳县政府收到通知：国家拨款20万元，维修岳阳楼。

三、难道五亿农民“不光荣”？

1957年3月22日，少奇同志在长沙市教师、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作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长篇谈话，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下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当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

解放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长沙市的中小学教育事业有了相应的发展，但仍不能满足人民对教育事业的需要。根据当年招生计划估算，将有1.24万名应届高小、初中、高中毕业生及历年来未被录取的社会青少年不能升学，其中高中毕业生550至740人，占高中毕业生人数的30%—40%；初中毕业生4600人，占初中毕业生人数的64%；高小毕业生8000人，占高小毕业生人数的62%。这是湖南在50年代高、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人数最多的一年，因此成为当年急需处理的人民内部矛盾之一。

当时，许多学生认为参加生产劳动“丢人”、“没出息”，下乡种地“没有前途”；一心为升学，只抓数理化，不学政治课，不愿当学生干部，不搞社会活动；个别学生还说什么“升不了学，要上街游行”。部分家长、教师缺乏正确引导，甚至认为读了初中、高中去当农民是“浪费”、“可惜”。

长沙市教育局长魏泽馨将这些情况，向调查组的同志作了汇报。调查组同志也透露少奇同志此次南下途中在保定、石家庄、郑州、许昌、武汉亲自与大、中学教师、学生代表座谈，做中小学毕业生思想工作的信息。于是，市教育局向省委宣传部长唐麟提出，希望少奇同志也给长沙市教师、中学毕业生谈谈。少奇同志欣然同意。

22日晚，市教育局长魏泽馨率各中学党支部书记、教师、学生代表100余人齐聚中共湖南省委小礼堂。少奇同志在省委副书记周礼、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麟陪同下进入会场。他身着青色呢大衣，头戴青色呢帽，步履矫健，笑容满面，向大家频频招手致意。

座谈会由唐麟主持。少奇同志说：你们提了很多意见，已经整理、摘要给我了。现在再拿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由你们讲一讲。少奇同志话音刚落，各校代表争相发言。少奇同志边听、边记，还不时插话，会场笑语欢声，气氛热烈。

少奇同志把教师、学生代表的意见综合为两大问题，并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今年高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分不升学；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小部分升学，大部分不升学，是正常现象。我国目前只能实行小学义务教育，全国所有小孩达到小学毕业，至少要有3个五年计划，所以500万小学生有400万不能升学，证明小学义务教育有成绩，不是坏事，是好事。

今后，一方面将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升学；另一方面有更多的小学、中学毕业生投入生产劳动。这说明我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将逐步提高，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愈来愈多。对于不能升学的学生，不应有任何歧视，而应当积极安排他们的出路。组织集体办学、自学等等，是一种安排，但最主要的是就业。进工厂、办服务业、手工业等等是就业，但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是农业。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放慢了讲话，提高了嗓音：“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重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紧接着，少奇同志分析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思想障碍。

一是觉得下农村种田“丢人”、“没出息”。少奇同志说：中国6亿人口，5亿是农民，革命靠农民，建设靠农民，吃饭穿衣、读书靠农民，难道这5亿农民就“不光荣”？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活动的东西。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人类劳动的创造，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者的共同创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是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长期存在的事实，但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也基本上消灭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的经济基础以及两者之间的对立。

在我国，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只是一种社会分工，不存在谁光荣谁“丢脸”的事。瞧不起农民，瞧不起劳动人民的观点，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士大夫的观点，是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骄傲自大劣根性的影响。他要求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着重解决“种地丢人”的思想，不能抽象地背诵原理原则而不联系实际。

认为种地“没出息”，是轻视劳动、轻视农民的另一表现，同时也反映中小学毕业生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缺少认识。对此，少奇同志根据党的八大“决议”和《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作了精辟论述，展现了农村、农业、农民的美妙前景。

针对下乡种地、不能当专家，学了文化没有用的思想，少奇同志介绍了米丘林、高尔基、法拉第、爱迪生等没有进过大学、中学、乃至小学的科学家的成长道路，鼓励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与农民交朋友，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去种田，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把书本知识与实际知识结合起来，做“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的农民”。

有人提出下乡种地“吃了亏”，是“傻子”。少奇同志对此作了严肃批评。他说，近来确有一些人过分地热衷于个人名利，追逐金钱，贪图轻松事，甚至争名夺利，唯利是图。这是一股歪风，希望青年学生在歪风面前站得稳，立得住。

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员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离乡背井，东奔西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献出了生命。这些人是不是“傻子”呢？不是。这是最有理想、思想道德最高尚的人。要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都必须有敢于把较为艰难困苦的工作担当起来的精神。光想占便宜、怕吃亏的人，是思想上政治上不健康的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人；而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自己吃亏的人，才是高尚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才是有理想、能够站住脚、值得信任的人。

少奇同志的讲话，博得了阵阵掌声，也获得了很好的效果。4月，湖南省教育厅召开全省第七届教育行政工作会议，布置在学生中加强劳动教育和开展业余劳动，决定在初中三年级增设农业基础知识课。是年6月17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做好安排不能升学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工作。到8月下旬，全省约有20万未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赴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四、三氧化钨分子式怎样写？

少奇同志在长沙活动了一星期，继续南行。3月25日，在省委常委于明涛的陪同下到达株洲市。株洲市委书记马壮昆、市长吴占魁和三三一厂党委书记郭固邦等前往车站迎接。

50年代的株洲，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有3个在株洲。这年春天来得特别早，奔龙山下，南华园里，桃花盛开。少奇同志的到来，又给新城增添了欢乐。

少奇同志与市委书记等一一握手后，问市委书记：“你叫什么名字？”马壮昆恭恭敬敬地回答后，少奇同志说：“啊!人强马壮，好造乾坤。”又问市委副书记姓名。副书记没有那样拘谨，答道：“任之。”少奇同志诙谐地说：“是听之任之吧!”逗得大家都笑起来。

当少奇同志知道市长吴占魁是河北栾城人时，问吴：“栾城有个贾村，你知道吗？”吴应声说：“知道。”少奇同志进一步问：“这个村有多少单车？”这一问，不但吴占魁感到茫然，所有在座者也惊奇了。少奇同志就像介绍家产一样，说：“栾城贾村，我作过调查。单车可多啦，平均每户就有一部单车。”

专列停靠在三三一厂的专用铁道线上。

下车后，少奇同志一行随即参观三三一厂的装配车间、工具车间、机械加工车间、职工宿舍。每到一处，他都向工人们招手致意，握手问候，询问陪同的厂领导，这个车间主要生产什么，工人多少，马达多少，仿佛要把每一台马达、每一台机床、每一颗螺丝钉、都装进他的脑海里。

听了厂长的介绍，他察觉该厂生产任务不饱满，说：“你们的任务不足，可以安排工人打锄头、打菜刀，修农具、修水车……要找活干，帮助市政建设安装水管也可以嘛!过去单一生产，现在搞多种生产，既可以帮助别人，又可以锻炼自己，成为多面手，增加企业收入。只要向大家讲清楚，工人们是愿意的。”

26日上午，少奇同志驱车来到六○一厂。当时，该厂还处在基建中，正在挖基坑，安装设备。从厂区出来，少奇同志详细询问了建厂进展情况和工艺流程。当厂长说到一车间主要产品是三氧化钨时，少奇同志兴趣盎然，问：“三氧化钨分子式怎样写？”这位厂长一时答不上来。随行的王光美提笔写出“WO3”。

少奇同志看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做行政工作、群众工作、党务工作出身，现在搞工业，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要认真地钻进去。我看了几个厂子，有的同志满足于一知半解，没有真正钻进去，甚至大门也没入。这不是好领导。搞建设，搞工业，是很不简单的事。由外行变内行，还有一个艰苦的过程。要虚心，要努力学习，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在六〇一厂，少奇同志来到苏联专家招待所，苏联专家列队相迎。少奇同志走上前去，伸出热情的手，说“专家们好!”“专家夫人好!”在会议室，少奇同志掏出“大前门”香烟给专家们递送，许多专家双手接过，作为纪念品装在衣袋里。少奇同志点燃香烟，深深地抽了一口，微笑道：“你们离开祖国到这里来，想家吗？”一位专家代表回答：“不想家。”少奇同志说：“不是吧!我在莫斯科求学的时候，就想家。”说得专家们哈哈大笑起来。在愉快的接见中，少奇同志征询了苏联专家对我国经济建设的意见。

事后，少奇同志嘱咐厂领导要关心苏联专家，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要学习他们的长处，把他们的技术、管理经验学过来。

五、说唐诗 谈房子

少奇同志先后走访了三三一厂、六〇一厂、株洲苎麻纺织厂负责人的住房和职工住房，看到这些厂领导的住房与普通干部、工人的住房没有多大差别，高兴地说：“简单、朴实。没有脱离群众，没有特殊化。”

就在这时，一位心直口快的工人师傅透露了株洲冶建一公司修建了一栋“经理宿舍”，每套住房设有澡堂，安有纱窗。这在50年代算是豪华的了。少奇同志很快派人前往察看，还拍了照片。不久，这栋新房进行了改装，分给职工群众了。

三三一厂有5000多名职工，已盖房2400套，职工住房还是紧张，因有许多职工在农村的家属，盲目流入城市、企业。按当时估算，城市人口每增1人，就需增加福利设施和市政工程建设费558元至695元。工厂、企业的领导人为此深感头痛，束手无策。

少奇同志指导说：思想工作与具体解决问题，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做思想政治工作，劝工人职员家属不要盲目入城进厂，另一方面要动员工人职员“自建公助”，建筑住房。少奇同志说：《唐诗三百首》你们看过吧？其中有一首诗说：“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绿，悔教夫婿觅封侯。”说明古人出外谋生，不带家眷。还有一首，是唐代诗人贺知章写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可见古人不仅不带家眷，也很少回家。现在我们工人也带家眷，房子就紧张了。要做思想政治工作，“大丈夫志在四方”，不要把家眷都接到城里、工厂来。要动员工人自己盖房子，工厂、企业可以资助一点。并向陪同的省市负责人嘱咐：“自建公助”这个办法，能不能在三三一厂先试验一下，取得经验，将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可以把你们的经验推广出去。

在座谈中，有的同志提到苏联专家不同意建土砖房子。少奇同志说：住宅建土砖房子，成本少，见效快，可以解决急需。在院子里安装一个水龙头，厕所建在外面，大家公用。土砖房子也要整体设计，要有走廊，要按湖南人的习惯设计，不要什么都搬用外国的。

三三一厂党委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动员职工自建宿舍，解决房荒，厂里在材料供应上给予一些优惠，以示资助。这个办法很有效，职工宿舍解决了，国家投资55万元的建房费用节约下来了。鸿雁传书，这年11月23日，厂党委致信少奇同志，报告试点喜讯。12月6日，少奇同志亲笔回复：“这些材料我看了一遍，大体还好，已交有关部门研究，特告。”同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三三一厂试点消息，并配发了社论。后来毛泽东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时，也把三三一厂“自建公助”解决职工住宅问题写进去了。

六、不能用一个药方医治天下的病

50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创时期，现代化企业几乎全是新创的，资金短缺，技术薄弱，熟练工人少，青年工人多，管理干部又大多是部队转业的，也缺少企业管理经验。“创业难，难于上青天”，从50年代走过来的老职工至今记忆犹新。

当年的三三一厂、六〇一厂、株洲苎麻厂都处在创业时期，工作千头万绪，困难重重，需要职工发扬艰苦创业的主人翁精神。三三一厂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办法，对职工进行阶级教育，举办阶级教育展览。

少奇同志参观后，就职工教育问题讲了一席话：阶级教育是我们的老传统，也是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然而，在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的今天，对青年工人的教育，不能只讲阶级斗争，也不能光讲猴子变人。现在各方面的问题都有，导致人们思想矛盾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不能用一个药方医治天下的病。

他抽了一口烟，看出陪同他的几位同志听得认真、高兴，继续说：当前青年工人的思想，决不能单纯为钱而干活，他们的理想应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理想，一要有踏实苦干、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神。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幻想出来的。青年工人应该努力学习技术，考博士学位，向科学进军。二要贯彻按劳分配政策，公平合理，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讲物质利益，劳动热情是难以稳固的。

少奇同志走进三三一厂新华一村家属宿舍时，青年女工小曹正在做晚饭，她因上班时未见到少奇同志，情绪有些懊丧。突然有一位头发花白的领导人出现在面前，她不禁高呼“刘委员长”，双手握住少奇同志的手，明丽的眼睛顿时涌出了幸福的热泪。王光美热情地递给她一块小手帕，让她擦擦眼泪。这块小手帕，成了纪念品，至今珍藏着。

少奇同志环视了她的住房，问道：“你的小孩呢？”“还没有孩子，”小曹腼腆地回答。少奇同志说：晚育好。将来有了孩子，负担要加重。现在要把精力用在建设上，用在学习科学技术上，要艰苦创业，勤俭过日子，把节余的钱存到银行里去。

3月28日，少奇同志结束了株洲之行。临上火车前，从车站月台上跑来一位老工人，把少奇同志抱住，做保卫工作的李强顿时紧张起来，出了一身冷汗。少奇同志却很镇静，细细端详，热情握手。

那位老工人自我介绍说，他曾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会员，株萍铁路工人，曾聆听过少奇同志的讲话，参加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现在是株洲车站工作人员。他们共同回顾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情景：少奇同志与矿局谈判，不怕威胁，寸步不让；工人围困谈判大楼，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老工人谈兴很浓，只因汽笛已鸣，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七、“半工半读的学校一万年还会要”

1964年8月8日，少奇同志偕王光美第四次来湖南，了解湖南社教运动的情况。9日，少奇同志在省直机关及地委负责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讲话。10日，又作了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讲话，提倡半工半读，亦工亦农，提倡固定工和合同工同时并举。

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是少奇同志在1964年重点探讨、谈得最多的问题，据《刘少奇年谱》记载，计有15次之多，先后在国家计委汇报工作时，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北、广东、上海等地视察时都作了论述。可以说，他是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

这年春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春节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教育要改变，学制可以缩短，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少奇同志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新思考。

少奇同志在中共湖南省委直属机关和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所作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集中了他在各省区的调查、思考和征求到的意见，集中了全党的智慧，观点比较成熟。

他说：我们要普及教育、满足各类学生升学的需要，单靠一种教育制度是不行的，国家负担不了，家长负担不了。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全日制学校以外，创办一些半农半读或半工半读的学校。这种半农半读、半工半读的学校，就是农忙时种地，农闲时读书，或一个星期做工，一个星期读书。这种学校可以培养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的新式农民或新式工人，做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

少奇同志认为，这种半工半读、亦工亦农，既是一种教育制度、学校制度，也是一种劳动制度。他认为，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劳动制度也应改革。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势必要有两种劳动制度，要有临时工、合同工，实行固定工与合同工同时并存的劳动制度，要使工业劳动制度与农业劳动制度结合，实行亦工亦农制度。因此，他认为临时工、合同工也是正式工，不需要把临时工转为固定工。

他指出，固定工多了，将造成人浮于事、不思进取的弊端。他设想，如果能够坚持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再过50年到100年，中国的工人有70%至80%来自半工半读的中等技术学校，50%的农民具有中等农业技术。这些人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整个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工人与农民的差别，城市与乡村的差别的阻力，就会相应减少了。他预见，这种半工半读、亦工亦农的教育制度、劳动制度将成为主要的教育制度与劳动制度。他预言：“全日制学校的寿命是不会很长的，半工半读的学校一万年还会要。”

少奇同志对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论述，实质上是对人的素质教育的设想，是由人的解放到人的现代化的尝试。当年6月8日，这一设想就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肯定。

在少奇同志的推动下，湖南重要的城镇与乡村，办起了半工半读的试点学校，也有不少全日制中学办起了校办工厂、校办农场，工厂、矿山办起了职业学校、技术学校。教育界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 来 源 《党的文献》1997年第5期

● 作 者 唐振南，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