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和王耀武见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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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和王耀武见高低

1998年在济南市著名风景区大明湖的清淤工程中捞出一批炮弹。经专家鉴定，这是生产于20世纪40年代的高爆杀伤弹。据附近的老人回忆，1948年济南战役时兵败的国民党守城部队曾向湖里丢弃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这批炮弹极有可能就是那时沉入湖中的。
日历翻回到1948年，当时的济南已经成为国共领袖共同关注的焦点。蒋介石告诫驻守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济南决不可放弃，如有意外，你要负责！”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告诉粟裕，此役关系甚大！”
济南位于津浦、胶济两线的交叉点，南可以与徐州呼应，北能声援平津，是当时蒋介石在全国军事战略部署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支点。在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计划中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济南万一失守，不但徐州不保，国都南京也势必受到严重威胁。”
华野要想在1948年战局中贯通华北、华东解放区，争得一个更广阔的生存作战空间，济南势在必夺。
战争历来都是政治的延续。济南之战，双方在军事意义之外都看重它的政治意义。蒋介石说：“济南是山东省会，是华东战略要地。为了使驻在青岛的美国空军不陷入孤立，不影响美国对我们的援助，济南决不可放弃。”。

在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已斗了两年的毛泽东用简单的加减法预测蒋介石的失败。按他的计算，我军每年歼敌一百个旅就有可能打败蒋介石。此时的毛泽东已不满足于小打小闹的游击战，根据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他已开始谋划一举扭转战局、打出长江以北新天地的惊人设想。据此他把必须歼敌的数量按指标下达给各部队。按照“能者多劳”的原则，他分配给华野的数字是40个旅，而此时守卫济南的十多个旅毛泽东早已算在粟裕的账下。
这一仗，粟裕和王耀武是非见高低不可了。
粟裕，湖南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村人，未上军校却熟读兵法，谨慎儒雅，有“军中第一将”的称号，时年41岁。
王耀武，山东泰安尚王庄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崇拜孙中山，忠于蒋介石，孝敬老母亲，有“黄埔三期第一将”之说；一生不沾烟酒，不近女色，研读兵书是他最大喜好，时年44岁。
王耀武原名王哲让，从军之后自己改名为“耀武”，由此可看出他对军人气质的向往。家乡的老人还记得那个乳名叫“骡子”的王哲让。王耀武家老保姆孙秀英记得三奶奶（王耀武的母亲）很厉害，她说王耀武：“你就是条龙，我是虫，你是从我肚子里掉下来的。”
王耀武真正出名是在抗日战场。南京保卫战、长沙会战，以及被何应钦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之战”的上高会战，王耀武都战绩不凡。1945年4月雪峰山一战更使王耀武的军事生涯走到了巅峰，日军坂西一良中将被打得落荒而逃。正是由于这一战役的成功，王耀武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45年的日军投降仪式，当王耀武收下坂西一良的战刀时，驻扎高邮的岩奇大佐也把一柄紫光闪闪的佩刀双手举过头顶交给了粟裕，说道：“谨将这柄远祖相传的紫云宝刀敬献给久已仰慕大名的中国将军！”
“不是冤家不聚头”，说来粟裕和王耀武已是老相识了。红军时期的谭家桥一战王耀武让粟裕败走了麦城，而1948年的莱芜战役，粟裕又一刀砍去了王耀武手下六万个“弟兄”，连副司令李仙洲也成了阶下囚。

当华野分成内外线兵团作战的时候，经验老到的王耀武预感到济南将成为共军的攻击目标。果然，外线作战的粟裕在豫东战役还未打完，就接到了中央要许谭兵团攻打济南的电报。
《粟裕传》编写组成员温镜湖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济南战役在1948年初豫东战役之前就考虑了，粟裕提出三个纵队暂不过江。豫东一战消灭了敌人九万多人。粟裕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又深了一步，认为我军打歼灭战越来越大，势必造成决战。4月18日，提出打完豫东之后相机攻济南。”
而早把这一仗列入计划的粟裕此时却有他的担心和顾虑。一是部队疲劳难以连续作战，二是敌人有强大的援兵。特别是仅靠许谭兵团难以阻敌援军，弄不好不仅“偷鸡不成蚀把米”，还会“赔了夫人又折兵”。粟裕认为，夺取济南，是一个必须兼顾攻城与打援双重任务的复杂作战。
兵力使用重点放在哪儿？有人认为应该放在攻城上，打援不应用很多兵力。这个想法符合我军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惯用战法。但在此时的济南，攻城部队万一被援敌合围在城下，后果将是致命的。反之，将重兵用于打援，如果济南城久攻不下，华野将被死拖在山东战场，结果同样不堪设想。已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毛泽东设想了三种结局，其中最危险的就是济南打不下来，援敌又消灭不了，形成僵局。
最终毛泽东与粟裕拿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计划——攻城与打援同时进行。这个计划一反“一真一假，一虚一实”的传统兵法，将32万人的华东野战军兵分两路组成攻城集团与打援集团。粟裕亲自兼任打援集团总指挥。这是在军事指挥上推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毛泽东和粟裕一生中极少有的真攻实打的分兵作战。按原渤海军区十三团三营九连指导员宋青渭所说：“只有真攻城才能真打援，只有真打援才能真攻城。”

许世友说，狠劲地打，棺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1948年初秋，济南上空战云密布，一向闻战则喜的王耀武此时却与以往不同。当南京的国民党统帅部正在为我军的战略意图到底是真攻城还是真打援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明眼的王耀武已经判断出这两点都是真的。他专门飞往南京陈述自己弃济南而守徐州的战略构想，却遭到蒋介石的训斥。
《淮海战役》作者丛正里称：“王耀武主张放弃、把守济的10万国军撤至徐州以北，他的见解与美国顾问团团长意见一致。但蒋介石非要固守，批评王耀武不从大局着眼。蒋介石认为放弃济南政治上不好听，军事上不能接应青岛。”更重要的是，如果济南丢失，将使在元旦讲话中踌躇满志、声言一年内消灭共产党军队的蒋介石再一次陷入尴尬境地，也将严重影响国民党军队的士气。
假若按王耀武设想的兵力配置，弃济南而守徐州，建立起一条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郯城，西到开封郑州的防线，既可成为一道坚固的屏障，又可成为进攻的火网，进无后顾之忧，退可力保南京，可谓游刃有余。
王耀武只是一个军人，而蒋介石是一个政治家，他不得不从全局来考虑一城一地的得失。为了确保济南，精明的蒋介石已经拟订了一个周密的济南会战计划，就等着前来攻城的共产党军队自投罗网。这个计划就是：一但济南打起来，严阵以待的黄伯韬第七兵团、李弥的十三兵团和邱清泉的第二兵团约17万人，将立即从陆上和空中北上增援济南，与王耀武率领的11万人的军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在南京吃了定心丸的王耀武，回到济南后一心一意做死守的准备。他根据多年的实战经验，凭借济南城的地形地貌，筑成了纵深约20里、总面积达600余平方公里的永备性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是在日伪原有城防工事的基础上，分为五道封锁线，筑有钢筋水泥堡垒群，挖有外壕，架有铁丝网，还有两道城墙与护城河、地堡、交通壕、夹壁墙等连贯结合。济南城墙有十几米高，城墙上很宽，能并排开两辆汽车。面对如此坚固的防御体系，美国顾问团非常满意。王耀武手下的师长曹振铎说：“如此强大的工事就怕共产党不来。”
此外，王耀武懂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亲自拟定了提高士兵素质的作训科目。陈诚对王耀武赞叹道：“生铁到你手里也可炼成钢！”

形势的严峻让毛泽东出言谨慎，据说他当时面对军事地图很久才向周恩来说出了一句沉甸甸的话：“攻打济南将是一次严重的作战。”此时的华野攻城部队也针对济南的高大围墙开始了大练兵。原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指导员彭超回忆说：“在泰安三口寨练兵，练送炸药、爬城墙、在城墙顶上拼杀格斗，练了有一个月。”
9月，在作战技能与心理上做了充分准备的几十万华野大军，按攻城和打援两大部署全部抵达指定阵地，兵围济南，只待统帅部一声令下。就在这时，毛泽东突然从与华野的来往电报中发现自己内定的攻城总指挥许世友不见了踪影，立刻发电报询问：“许世友哪里去了？”原来许世友的后背由于天天骑马出了毛病，当时在胶东养病。
许世友，河南省新县许洼人。在少林寺学了八年的拳脚给许世友平添了几分神秘。他作战身先士卒，一生三大爱好是喝酒、打猎、收藏地图。不论发火还是高兴时，他嘴里都离不了那一句中国人通俗的国骂。济南战役时许世友42岁。有人讲许世友指挥作战，如果细起来什么都管，如果粗起来，任务下达后天塌下来也不问。
许世友的战前动员在中外军史上找不出第二人。原九纵侦察营一连文书王智民记得许司令战前动员很有意思：“他高声说，狠劲地打，棺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打光了也不要紧，咱后面还有民兵。”
私塾老师当年给许世友取的名叫仕友，意思是要与官宦为友；二十年后毛泽东为他改名世友，意思是做全世界的朋友。许世友因受张国焘牵连差一点成为刀下鬼，是毛泽东救了他，从此两人之间的忠诚和信任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当然，毛泽东选择许世友作为攻城总指挥，不仅仅是只凭借个人之间的情感：一是许世友能打仗，二是许世友带领的部队多是山东人，敢打硬仗。

互相看穿了对手底牌的双方都各自做了充分的准备，攻方声言“攻必克”，守方声言“守必胜”。
对攻方来讲，如果济南能被攻下，将成为当时国共双方大决战的重要开端。对守方来讲，如果济南能守住，将为当时已退入守势的国民党军队注入一剂兴奋剂，更能聚歼一直让蒋介石头痛的山东共军。

擅改作战命令的东线总指挥聂凤智

兵对兵，将对将。许世友把攻城部队分成两个兵团，西部主攻是宋时轮，东部助攻是聂凤智。
宋时轮，1907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黄村，1926年入黄埔军校，曾任红军大学分校校长和红军大学教员，时任华野第十纵队司令员。聂凤智，1931年生于湖北省大悟县，没上过学，在战争中学习和锻炼，时任华野第九纵队司令员。
王耀武也把兵力分成东西两个兵团。西部是吴化文，东部是曹振铎。吴化文，原籍山东掖县（今莱州市）。1920年从军于冯玉祥部，是北京陆军大学的科班生。济南战役时44岁。曹振铎，山东夏津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时年41岁。
1948年的9月16日晚，正是农历中秋团圆节的前夜。此时国共两军的几十万官兵都在寂静的夜晚中不安地等待。午夜零时，决战开始了。
发布完攻击命令，识字不多的许世友在指挥部里研读着一张张电报，观看着标有红蓝两色和圈圈点点的地图。攻城十四万人对守城十一万人，在人数上我军并不占优势，而按常理攻守之比至少应为三比一。而且这一带是广阔的平原，对拥有现代化运输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来说，从徐州到济南的路程是用小时来计算的，一旦敌人来援，我军打援部队能否顶住那支由坦克大炮组成的钢铁洪流、能顶多长时间，都是决定整个华东野战军命运的关键问题。
就在此时，许世友突然发现，自己发布的作战命令被人擅自改动。擅改作战命令的是原定助攻的东线总指挥聂凤智。原九纵作战科科长刘岩清楚地记得这一幕：“聂司令员跟我说，刘岩，把命令改了，把‘助’字改成‘主’字，这样，我们助攻就成了我们主攻了。”聂凤智夫人何鸣如今想起还有些后怕：“我替聂司令担心，他改了命令，万一打不下来，开除党籍、撤职不说，战士要受多大损失。”
在我军战史上，争当主攻屡见不鲜，但擅自改命令却极为少见。可这一次，按惯例早该跳起来大发雷霆叫喊要枪毙人的许世友却没有发脾气，他只对手下人说：“这就是牛刀子战术，东面一把，西面一把，一起往里插，搅乱他的五脏六腑。”（待续）